第二节
持续渐进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的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而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便已拥有5.4亿人口，远高于如今早已完成现代化、人口总量接近高峰、人口规模位居发达国家第一的美国。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引擎发动的初期，中国人口规模就已经远远超越如今世界上任意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之后长达7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人口规模长期保持增长势头，表现出“绝对规模保持巨大、增长速度波动下降”的发展特点，直至2022年开始出现趋势性人口负增长（见图1-1）。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也包括人口的现代化。人口的现代化是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日益提高的过程。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巨大，既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其利害关系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在经济社会发展较不充分的阶段，人口规模巨大主要引发的是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其不利影响更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努力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过程中虽然有坎坷和挫折，但切实推动了我国人口形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切切实实地反馈到中国人口变化的轨迹中，反映到中国人口现代化的历程中。

一国人口规模的变化主要由四个因素决定：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出生率、死亡率、迁入率、迁出率指标可以分别反映一定时期内人口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水平，分别表示一定时期内每千人中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人口数。其中，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如果出生率高于死亡率，人口呈现自然正增长；反之，人口则呈现自然负增长。迁入率减去迁出率得到人口的机械增长率。如果迁入率高于迁出率，人口呈现机械正增长；反之，人口则呈现机械负增长。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相加得到总人口增长状况。由于出生率会受到年龄结构的影响，其高低并不能全然反映生育水平的高低，因此在衡量生育水平时，我们还会引入总和生育率指标。总和生育率是测量某一时期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把某一年各年龄的妇女生育率（即某一年龄育龄妇女生育孩子数与该年龄育龄妇女人数之比）加总而成，所以称之为总和生育率。它的含义是如果一批15岁的女性，今后都按照这一年的分年龄生育率生育，到她们49岁生育期结束时，平均每个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总和生育率等于2.1时被称为更替水平，因为生育率长期维持在该水平上可以维持人口世代更新、人数不增不减。

在具体分析我国人口规模的增长变化时，本章主要关注人口的自然增长状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口基本上呈封闭状态，国际迁移规模非常小。改革开放之后，国际人口迁移虽然有所增多，但对于十亿量级的超级人口大国来说，其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中国人口的增长变化主要由自然增长状况决定，本章也将使用出生率、死亡率、总和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长率来反映中国人口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发生了明显转变，推动中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变化（见图1-2和图1-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1949—1999年总和生育率数据来自路遇、翟振武的《新中国人口六十年》（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9）。2000—2020年总和生育率数据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回推计算获得。2021年和2022年总和生育率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推算。

整体来看，我国人口增长状况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20世纪50年代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在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整体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在1950年至1954年的五年间，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7‰以上的高位水平。之后从1955年开始，出生率逐步下降至1958年的29.22‰。1959年，出生率突然下降至24.78‰，这主要是受到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不同于出生率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死亡率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十分迅速的下降，从1949年的20‰降至1957年的10.8‰。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快速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要“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有效缓解了天花、疟疾、痢疾、血吸虫病等烈性传染病带来的健康威胁，大幅度增进了中国人民的健康福祉。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现死亡率的迅猛下降，在世界现代化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由于出生水平的慢变化和死亡水平的快变化同时发生，50年代我国人口出现快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49年的16‰快速攀升至50年代中期的23‰左右。而这一段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为奠定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起到了重要作用。1949年末，中国人口约5.4亿人，占世界人口比重约21.76%，而到了1959年末，中国人口达6.7亿人，占世界人口比重约21.84% 。

（2）20世纪60年代人口规模的波动增长。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升高，自然增长率下降，甚至在1960年和1961年出现人口负增长。然而，人口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三年困难时期仅是短暂地打断了新中国人口稳步发展的正常进程。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随着经济发展的好转，人口出生率出现了补偿性的回升。出生率在1962年迅速回升到37‰以上，1963年升至43.6‰（总和生育率高达7.5），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并带来33.5‰的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其后，出生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高位波动，并在“文革”期间一度有所回升。同时，死亡率在1962年降至10.08‰，回到三年困难时期之前的水平，之后稳步下降。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使得中国人口规模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迅速膨胀，人口自然增长率始终保持在25‰以上。从1960年末至1969年末，中国人口规模从6.6亿人迅速上升至8.1亿人，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从21.49%上升至22.19%。需要指出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国人口的健康状况不断改善，死亡率稳步下降。虽然21世纪以来死亡率有所波动甚至略有回升，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居民的健康出现了恶化，而是受到年龄结构老化（人口老龄化）的影响。60年代初期过后，中国人口的低死亡基调基本奠定，人口的出生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口增长的走势。

（3）20世纪70年代人口规模增长由快转慢。前文已述，人口规模的利弊取决于人口规模能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实质上，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人口规模巨大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压力源，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而1966年开始的“文革”则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文革”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经济一度面临崩溃，加之人口在此期间快速膨胀，使得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困难日益突出，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张。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主动采取措施应对人口增长过快问题。1971年7月，国务院以51号文件形式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明确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这个文件第一次明确号召在全国城乡范围内普遍推行计划生育，成为后来大规模计划生育运动的起点。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正式提出了“晚、稀、少”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两个孩子），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立足于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尚不能支撑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非凡。从70年代初到1979年，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出生率从1970年的33.59‰一路降到1979年的17.82‰，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5.95‰下降到1979年的11.61‰，降幅超过一半。人口净增长规模亦从1970年的2 300多万人下降到1979年的不到1 300万人。到70年代末，中国人口约有9.8亿人，占世界人口比重约22.14%。

（4）20世纪80年代人口增长的波动变化。80年代初，我国人口总量正式突破10亿人。同时，70年代初控制人口规模的“急刹车”效应已经过去，进一步控制生育率面临困难。1980年9月，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简称一孩政策。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然而，一孩政策在农村推行时遇到了阻碍。其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集体经济生产职能和集体分配被弱化，同时带来了家庭经济生产职能和家庭自主分配的强化，这推动了增殖人口、偏好男性成为家庭经济生产职能的内在要求，从而对一孩政策的落实造成影响。鉴于此，1984年，党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宣布对政策进行调整，允许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家庭可以在间隔4到5年后再生育第二孩，该政策简称一孩半政策。这是党中央在坚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基本大方向上，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生产状况和传统文化因素所作出的一次适应中国国情的调整。在这之后，生育水平出现了短期的回升，出生率从1984年的19.9‰回升至1987年的23.33‰，总和生育率从1984年的2.35回升至1987年的2.59。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1984年的13.08‰回弹到1987年的16.61‰。经历过此次波动后，我国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呈现稳定下降走势。到1989年末，中国人口规模达11.3亿人，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较上一个十年期末有所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达21.7%。

（5）20世纪90年代人口内在增长趋势发生方向性转变。中国人口政策的成效在90年代初期开花结实。中国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成功控制住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对于缓解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开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是中国生育转变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人口内在增长趋势由正增长转为负增长，因为一对夫妻所生的子女数已无法替代夫妻本身。内在增长趋势转负也意味着中国人口从实质性增长阶段转向惯性增长阶段。惯性增长是指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及以下之后人口继续增长的趋势。由于过去的高生育率，低龄组人口较多，即使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庞大低龄组人口还会带来大量的出生人口，使得出生人口在一定时期内仍会高于死亡人口，人口还会继续增长。就像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踩刹车一样，即使踩下刹车，但由于惯性作用，车辆还会继续向前行驶一段距离。不过随着低龄组人口逐渐老化，死亡人口数将会逐渐增加，从而赶上甚至超过出生人口数。从数据上看，90年代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14.39‰降至1999年的8.18‰。到1999年末，中国人口规模达12.6亿人，占世界人口比重约20.62%。

（6）21世纪前十年人口规模增速继续放缓，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显化。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口仍保持一段时间的惯性增长，不过增长速度逐渐下降，从2000年的7.58‰下降至2009年的4.87‰。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每年仍能够保持1 500万～1 800万人的净增长规模。2009年末的中国人口规模约13.3亿人，占世界人口比重约19.36%。同时，在1999年左右，中国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7%，或者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0%），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逐渐显现。在这一时期，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视。2006年12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稳定低生育水平等纳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框架中。

（7）2010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口增长速度在波动中放缓，并在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2010—2022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三次回升。第一次是2012年，这一次的波动主要由出生率受到龙年属相偏好影响出现短期上升所致。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出现在2014年和2016—2017年，这两次回升主要源自生育政策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均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以有效控制，但新的人口问题逐渐凸显，包括人口惯性增长趋势明显减弱、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口迁移流动非常活跃、出生人口性别比仍偏高、家庭的抚幼养老功能有所弱化、群众“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等。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我国人口发展新态势，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子女。同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这带来2014年的生育小高峰（出生率为13.83‰，总和生育率为1.82）和人口增长速度的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71‰）。随着单独二孩政策效应逐渐释放，生育水平出现回落。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和经济形势对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并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率分别升至13.57‰、12.64‰，总和生育率分别升至1.79、1.88，人口自然增长率达6.53‰、5.58‰。2018年以来，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的逐渐释放，并且受住房成本迅速上涨、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不断攀升、年轻人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女性家庭—工作冲突明显加剧、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缺口仍然较大、“教育焦虑”日益加重、消极婚育观念和文化的快速传播等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生育水平加速下滑。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2020年出生人口数约1 200万人，总和生育率开始降到1.30的极低生育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出生人口数已降到1 000万人以下，约956万人，总和生育率约1.08。与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相伴随的是人口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201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78‰，2020年下降至1.45‰，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面对日益严峻的低生育率形势，党中央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这是对新时期中国人口新形势的积极回应，指明了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新方向。

从我国人口规模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的转变状况来看，党中央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始终牢牢把握住人口规模巨大和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推进人口的现代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2年，我国出现人口负增长，这是人口一个方向性、时代性的变化，也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变动分水岭。2022年的人口负增长与1960年和1961年的人口负增长不同。1960年和1961年的人口负增长是由外生性因素所导致的，属于外生性人口负增长，具有短暂性、偶发性。2022年的人口负增长是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是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维持的必然结果，是人口惯性增长效应消退后人口必然经历的阶段，具有长期性、难逆性。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低生育率并不是全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的低生育水平主要源自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2022年的人口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国际上发达国家在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后，或早或晚都会发生人口负增长（除非有大规模人口净迁入），这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2022年发生人口负增长后，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会消失，更不意味着人口总量对经济社会的压力已经不复存在了。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 。这是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基本性、全局性、战略性判断。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数据，我国自2022年开始人口负增长后，人口负增长趋势将会一直持续，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仍非常巨大。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我国人口规模仍将维持在14亿人以上；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我国人口规模仍维持在13亿人以上。从新中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口规模巨大将会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整个过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鲜明特征。 q8TlbozWL2fC3VGWRlQLy0sd3Z9D1GCionLT3NkltXHxYZNedjAvIVxFSX2KR/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