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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其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一部融合了地理、历史、民族、宗教、矿产、医药等多学科的著作。若说“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就没有世界观”的话，从此书中，无疑是能够窥见中国古人之世界观的，因为《山海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古人观世界的记录。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文化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对如今仙侠、玄幻等题材的电影、小说里虚拟世界的整体架构有着很大的影响。
关于《山海经》，不论是其归类还是作者和成书年代，都没有确切的定论。
在归类上，因其内容涉及的面向广，先后被归分到不同的类别中：《汉书·艺文志》归其为形法类；东汉班固则将之列入术数类；而刘歆则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西晋的郭璞认为它是一部可信的地理文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王尧臣《崇文总目》也皆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书；《宋史·艺文志》又将其划分到史部的五行类；至明代，胡应麟认为《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始将该书列为“语怪”之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它是“小说之最古者”，将之列入子部的小说家类；到了近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把它归为“古之巫书”。统而观之，《山海经》之杂，似乎很难有什么确定的归类。
至于这本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旧传为夏代初期，夏禹、伯益所作；近人蒙文通先生则认为《山经》为古巴人所编，《海经》为古蜀人所辑，而袁珂先生却断定《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初年或中年的楚国或楚地人。
其实说起来，西汉刘歆曾经明确地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这是一封上书给汉哀帝的表奏，其出现舛误实要冒杀头之罪，按理应当可信。但有学者认为，夏禹、伯益其时，在传说体系里，仓颉虽已造字，但并没有足够的文物证明文字的普及，所以，《山海经》的流传很可能经历了“口头文学”的形式，最终将“口头”落为文字的“著者”，大约就如蒙文通先生或袁珂先生所说，是古巴蜀人或战国时期的楚人。
通过典籍，我们能够知道，有一本《山海经》，屈原读过、老庄读过、吕不韦读过、秦始皇读过，到司马迁，他甚至还发出了“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的感慨。
需要注意的是，经过千百年的流传，“那一本”《山海经》究竟是不是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这本，未有定论。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由西汉刘秀（即刘歆）校订，东晋郭璞作注的。《山海经》原是有图的，郭璞曾作有《山海经图赞》，后来赞存图佚，后人依赞另作新图。东晋以后《山海经》的研究相对沉寂，至明、清复盛，重要的著作有明代杨慎的《山海经补注》、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清代汪绂的《山海经存》、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等。其中，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博采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说，为后世研究者不可不读之作。到了现代，研究者中成就最大的当数袁珂先生。他作有《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释》《山海经全译》等。其中《山海经校注》一书，在广泛吸收古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诸多创获，实为《山海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总之，对于《山海经》的阅读，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法，或学术性研究，或知识性参考，或趣味性发现，或开拓式发散，诸如此类。每一种阅读，都有其独有的魅力。所有的阅读，都是发现与众不同之美的手段；于《山海经》而言，每翻一页，便是越过了中国古代的一片河山，一片风土，一片中华文明之美……
现在我社奉献给读者的这个校注本，以还读楼校刊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为底本，博采各家之长，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地名不详者未一一指出，注音主要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书中插图均选自清代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舛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此次出版《中日图解山海经》，我社将首次完整出版长期被誉为“山海经神兽彩卷”的日本国宝级绘卷《怪奇鸟兽图卷》，并对此图卷附以详细解说。《怪奇鸟兽图卷》诞生于日本江户时代，作者不详，从被发现以来一直被学界认为是日本人所绘关于《山海经》的图卷，因图卷内容反映出古代日本人对《山海经》中神兽的异域想象而备受重视。此图卷共绘有76种珍禽异兽，约有60种出自今本《山海经》，画风细腻，用笔生动且以彩色绘制，相比较我国明清时期各类黑白线描《山海经》图谱尤显珍贵。现将这一异国奇图以全彩的形式完整出版，以飨读者。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