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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齐学

齐也是一个在经济上富裕的地方,它所发展的文化,也和楚十分相似,便又同样为汉所吸收。

我们试看齐、楚两国人同样善于想象,齐人驺衍 有海外九州之说,楚人屈原也有“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之问,这都是“闳大不经”,而且“迂怪”的,此其一。齐人喜欢讲“隐”(如淳于髡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齐威王,齐客用“海大鱼”来谏靖郭君),楚人也喜欢讲“隐”(如伍举也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楚庄王),此其二。齐国最发达的是兵家,战国时的兵家几乎全是齐人,如司马穰苴、孙吴、孙膑,一直到蒙恬,都可以为例。他们兵家所最爱讲的是术,是知白守黑,是人先我后(因为谁先作战,谁就有被第三者看穿了实力的危险),而楚国的哲学却就从兵家一转而为形上学,这就是后来的《老子》,此其三。

在这些和楚国文化相似之点上,却也正是浪漫精神的寄托。“闳大不经”,不用说是浪漫精神,因为那其中含有想象力的驰骋,无限的追求故。隐语也是浪漫精神的一端,因为这正是一种曲折,正是追求质实的古典精神的反面。至于兵家,兵家是所谓出奇制胜的,“奇”又恰是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

因为齐、楚文化有这样的接近,所以楚国的正统文人如屈原辈也往往是亲齐派。屈原本人就曾三次出使过齐国。这样一来,齐、楚文化的联系就更密切了。

说到齐,我们就更容易想到鲁。齐、鲁虽然相距很近,而文化系统上却决然两事。正如齐、楚的文化为一系一样,鲁乃是和周为一系的。鲁几乎是周文化的一个保存所,试看在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季札到了鲁,就听见了周的音乐。又过了四年,就是公元前540年,晋国的韩宣子又到鲁国,便看见了《易象》和《春秋》,他高兴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我们必须了解周、鲁的文化这样密切,我们才能够明白产生在鲁国的孔子是那样羡慕周,一则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二则说:“吾其为东周乎!”三则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正如周与楚之相对立似的,鲁与齐在文化上也是对立的。即以经学论,便有鲁学、齐学之分。同是解《春秋》,《公羊传》那么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解诂序》),《穀梁传》便非常谨愿而很少夸张了。这就是因为公羊是齐学,穀梁是鲁学呵!(班固《汉书·艺文志》注)以孔、孟二人而论,孔子是纯然鲁国精神的,而孟子却多少染了一些齐气——孟在齐较久。

西汉的经学多半是齐学。你看《春秋》吧,《史记》上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公羊是齐学,我们已经说过的了。《易》则“本之杨何之家”,杨何是齐人,而且杨何是自田何传来的,田何也是齐人。《书》是传自济南伏生,济南也是齐地。《诗》之中,大师有辕固生,辕固生也是齐人,而且“诸齐人以《诗》显贵”。只有《礼》是传自鲁高堂生,可称为鲁学,然而实际上定汉代礼仪的却是叔孙通,而叔孙通的为人,不唯有齐气,而且变服改为楚装,以悦汉高祖,这就尤其是低首于齐、楚一系的文化的了。

以上是就经学范围以内说,也可以说是就儒家范围以内说,是如此。假如就儒家以外看,则西汉最盛的学术是黄老,黄老也是齐学。照《史记》上说:“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均见《乐毅列传》)可见齐是黄老之学的大本营。

同时我很怀疑黄老之学的黄、老原先并非指黄帝、老子,而是指张良所见的黄石公。黄石公也不一定真有这个人,却可能是张良所假托的。我们要注意的是黄石公教给他的一卷书是什么书?原来是封在齐地的姜太公的兵法。又要注意张良所说的黄石公的最后归宿是什么地方?原来是齐地的济北谷城下。这无异于透露了一个破绽,就是这一套学问乃是来自齐地。大概是张良学自齐地(也许就在东见仓海君的时候),后来张良却不公开这个来源,因此托名黄石公。黄石公是张良自述的一个神话,当然是他编造的。张良是秦、汉间人,造了这个圯上老人黄石公以后,于是到了汉初,便有“黄老”这个名称了。后来的“黄老派”也的确是拿兵家的道理而应用在人事上的。不管我这个推测错不错,汉朝盛行的是黄、老而黄老之学是齐学,这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汉初的黄老势力,那是大极了!不但汉高祖时代的张良、陈平、曹参是“黄老派”,就是汉高祖本人讲斗智不斗力,能以退求进,能欲取先予,也是深得黄老三昧的。这样一直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是司马迁生年的前一年)才死去的景帝母亲窦太后,以及武帝时直言敢谏的汲黯,好推举人才的郑当时,还有田叔、直不疑、邓章、王生等,都是“黄老派”。

我们再拆穿了说,西汉何尝有真儒家?秦时的儒家已经和方士不分,所以我们在现在虽然称秦始皇坑儒,在西汉却称秦坑术士。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谏淮南的话便有:“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儒林列传》里太史公也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何尝称为儒?)就是在《秦始皇本纪》里,记载秦始皇大怒道:“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徒奸利相告日闻……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被坑的也哪里是纯粹的儒家?

到了西汉,书呆子式的儒家固有,但当权的儒家都是方士和“黄老派”合流的人物。试看为汉代制礼仪的叔孙通,弟子们骂他“专言大猾”,意思就是夸大而狡猾,而他骂那说他面谀的两个鲁生却是:“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无怪乎司马迁讥讽他说:“‘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这哪里是儒家,简直是黄老!

再一个提倡儒学的人物,就是公孙弘,由于他的请求,“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可是他根本是一个多诈的齐人。起初放猪,四十岁以后,才学《春秋》杂说。他是从来“不肯面折人过”的,《史记》上说他只是“缘饰以儒术”。他和汲黯同时去见皇帝,总是“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而且和别的大臣本来议好的事情,见了皇帝,他也每每“皆倍其约,以顺上旨”。他的真面目是:“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黄老派”吗?

我们不妨再提出大家公认为是儒家的董仲舒。这是在公元前140年向汉武帝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把儒术定于一尊的大功臣。可是他的为人怎么样呢?虽然号称“廉直”,可是受了打击,也就竟“不敢复言灾异”了!所以这也仍然是“黄老式”的人物。

在汉武帝心目中,儒家也仍然是方士之流,所以当“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时,便“尽罢群儒不用”(见《封禅书》)了!

这样看来,从汉高祖一直到汉武帝,儒家并没有被重视,事实上这些方士和黄老合流的人物也不值得重视,痛快地说,西汉并没有真儒家,滔滔天下者乃是黄老,黄老是齐学!

除了当时在经学上是齐学,在黄老上是齐学之外,当时的宗教更是齐学。我们刚才说当时的儒家多半是方士和“黄老派”的合流,而方士又大多是齐人。像汉武帝时著名的方士如少翁、栾大、公孙卿、丁公等,都是齐人。原来终始五德之运的学说,就是开始于齐人驺衍,为秦始皇所听得入耳而采用,又为汉文帝所向往,到了汉武帝就完成了巡狩封禅改历服色等事的。这一串的把戏,是发源于齐。再说汉代所崇敬的神,原是一些地方神,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这些神也被统一了。这些地方神中有大部分神是齐神,如所谓八神之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索隐》:顾氏案《地理志》,东莱曲成有参山,即此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集解》:韦昭曰:‘成山在东莱。’),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玡。琅玡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史记·封禅书》)这就是齐人的宗教体系,秦始皇追求于此,汉武帝也追求于此。至于所谓封禅者,不过在八神之中,特别提出在泰山、梁父的地方神而加以崇礼而已。从一方面说,这种地方神因秦而有统一于中央之势,因汉而有统一于中央之实,但是反过来,实在不如说是这地方性的宗教恰正统一着汉人的信仰。这也可以说是齐学的又一表现了。

总之,汉代的经学,黄老,宗教,在在被浸润着齐学的成分。经学作用了汉人的学术,黄老支配了汉代的政治,宗教风靡了汉家的君臣。齐学的力量多么大!

我们说过,齐、楚文化是一系,都是浪漫精神的代表,那么,汉代在楚文化的胜利之余,又加上齐,真是如虎添翼,自然可以造成浪漫文化的奇观了。 PQfN22qBxUDWmG2tdR6DPqmarAjynO3Euc1/SGEI7CQ1+aGwUPqXB9BWjgj2Ox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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