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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为历史家，不自作《春秋》始。在《论语》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述而》一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述而》二十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八佾》九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卫灵公》二十六
这都可以看出孔子之历史的兴趣。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为政》二十三
则代表一种历史哲学。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八佾》五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宪问》十七
这似乎是《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和“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隐公七年）之浓厚的国家思想的先声。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子路》十八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述而》三十一
这都似乎是《公羊传》“《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闵公元年）之温暖的人情的根据。至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二十四），更似乎是“据鲁、亲周、故殷”的建一个新国的张本。所以单就《论语》看，孔子实在已经有一个历史家——特别是《春秋》公羊派的历史家——的首领的资格而无愧了。
司马迁学孔子，以《史记》当《春秋》，可说有内在的逻辑的联系性，而无可疑者！除了《春秋》的大义微言，为司马迁所吸取了，以作为他那《史记》的神髓之外，司马迁却也在《史记》中，只就史的方面，受惠于孔子者很多。这是：
第一，对历史上的人物之人格的欣赏和评论。孔子称泰伯为“至德”（《泰伯》一），称伯夷“不念旧恶”（《公冶长》二十三），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公冶长》十六），称禹“吾无间然矣”
（《泰伯》二十一），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宪问》十五），称“晏平仲善与人交”（《公冶长》十七），称尧“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十九），这种趣味也传给了司马迁。因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一部古代史诗，每一人物，他都有所评论或欣赏。
第二，古典精神。“好古”已是古典精神的表现了，而最代表孔子之古典精神处，则在孔子讲节制，所谓“以约失之者鲜矣”
（《里仁》二十三）；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四）；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二十）；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二）；这都是在规矩之中，而不流入于放纵或过分的，假若用一个名词说出来，就是所谓雅。在雅的反面，是一些恶趣味，那便是孔子所一律排斥的了，例如“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十八），“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二十一）等都是。可是古典精神并不是只注重节制的形式或规矩的，却也还注重内容的充实，只是二者必须立于一种和谐而各得其所的状态，这就是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十八），这才是雅的真意义。司马迁的精神本是浪漫的，常常要横决古典的藩篱而奔逸出去，然而因为被孔子的精神所笼罩之故，所以也便每每流露一种古典趣味了。你看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五帝本纪赞》）“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封禅书》）“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赞》）这都完全是孔子之重雅的口吻！
第三，理智色彩。古典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理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生死鬼神都采取一个极其保留的态度，便正是这方面的表现。司马迁也颇有些地方，极其理智。他不信地脉，《蒙恬列传赞》上有：“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他也不信龟策，而且很客观地采取两种解释：“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后世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洁于精神也；或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于人。”（《龟策列传》）这也是像孔子那样的保留的。他更不信天，例如他说项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赞》）在这里他只从情势上分析，而不信悠悠的命运。其他地方像叙述豫让拔剑击赵襄子之衣，而不采《国策》的“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叙述荆轲而不采“天雨粟，马生角”的传言；叙述黄帝，还他一个常人的面目：“黄帝崩，葬桥山。”（《五帝本纪》）叙述老子，也著出他的乡里和子孙，指明他和黄帝统统不是腾云驾雾的活神仙。这都是极开明、极理智的。
第四，慎重和征信的态度。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是非常谨慎而小心的，所以在《孔子世家》中有：“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在《三代世表序》中也有：“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孔子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十七），孔子之“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为政》十八），司马迁是承受了的，所以《高祖功臣表序》上就有“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的话。《史记》中常有两三说并存的时候，在司马迁决不自加判断，却留待后人的抉择；在不懂得他这种保留态度的人，却就以为司马迁多所抵牾了！由于孔子之慎，所以孔子主张“无征不信”（《大学》）。尧舜以上，孔子是不谈的，也就是一种征信的表现。司马迁对这种精神，常常牢记于心：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
——《五帝本纪赞》
唐虞以上，不可记已。
——《龟策列传》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
——《货殖列传》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伯夷列传》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
——《平准书》
《诗》《书》所断的时代，也就是司马迁所断的时代。历史家的精神本在求真，本在考信，而司马迁的考信犹不止于文字，他更要参之耳闻目见，他在《大宛列传》的赞上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这就不只是考信了，而且有一种科学家的实证精神！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或者业已超过孔子了！
第五，人生的体验与智慧。孔子和一切世界上的哲学家不同，而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处，就在于他不是空洞的理论家，而是渗透于人生者极深，有着丰富的体验与智慧的。像孔子对人生的穷困便是极为了解并同情的，所以他能够说：“贫而无怨，难。”（《宪问》十）孔子对一般人的意志是知道不可勉强或阻遏的，所以他能够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二十六）他又深知人之一生里的诱惑是各有其阶段的，所以他能够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七）他很明了思想上之格格不入而合作的困难，所以他又能够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四十）大概他看到的有希望的青年而无所成就的太多了吧，所以他能够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罕》二十二）他更看到许多东倒西歪的人物之禁不住风浪吧，所以他会很感慨而含蓄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二十八）——这都是多么亲切而深远的阅历！司马迁不能不对这有所感印着，于是他的《史记》也便不是一部普通的枯燥的历史教科书，其中也同样有着生活的了悟和烙印了。他的判断，极其明澈，他对人情的揣摩，极其入微。这更不能不说是由孔子之赐使然了！
总之，由于孔子，司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个绝世美人，又披上一层华丽精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淳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实而且更有着蕴藏了！一个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天才，走向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