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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之中的《春秋》，司马迁尤其重视着。这是无怪的，因为不唯他的父亲的遗命是希望他做第二个孔子，继续《春秋》，就是他自己的心胸，也实以作《春秋》的孔子自居。《春秋》绝笔于获麟，《史记》也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照《史记》上说，孔子是厄于陈蔡，才作《春秋》的（《太史公自序》），而司马迁却也是“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才“述往事，思来者”的；尤其妙的是，孟子不是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吗？孔子到司马迁，也恰是五百岁，“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那么，更是应该有第二个作《春秋》的孔子的时候了！这些话的事实如何，我们不必去问，汉武帝是否真获了麟，孔子是否真在陈蔡之厄作《春秋》，司马迁是否真因李陵之祸才动手写《史记》，孔子到司马迁是否已经恰有五百岁，我们都不必管。我们注意的是，不在事实而在心理上，司马迁的话有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司马迁是第二个孔子，《史记》是第二部《春秋》！
《春秋》是一部单纯的史书吗？当然不是，尤其在司马迁的眼光里不是。“《书》以道事”，《书》尚且不是单纯的史书，其中已有文化的政治的意义如上所说，何况是“《春秋》以道义”，其中的政治性、哲学性乃更浓。
在司马迁觉得，《春秋》原来代表一种政变。你看他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原来这部《春秋》是和打倒桀、纣的汤、武，打倒秦始皇的陈涉同类的，那么，它已不只是一部空洞的书册了，却是一种行动，孔子也不只是一个文化领袖了，而且是一个政治领袖——开国的帝王了！
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春秋》在孔子整个人格中的关系，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司马迁寄托于《史记》中者之深远。
六艺本不是分割的，每一部代表某种文化上的意义的经典，都和其他经典在沟通着，在印证着，在发明着。因此，《春秋》乃是礼义的根本大法的例证和实施：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断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太史公自序》
这样看来，《春秋》可以代表一种法制——是禁于未然的法制，这也就是“礼”。在这里，《春秋》是“是非”的权衡，是“王道”的纲领，是一切人“通权达变”的指南。关于《春秋》在孔子生命史上的重要，以及《春秋》中之确有大义微言，司马迁尤记得详明，那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世家》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十二诸侯年表序》
那么，《春秋》可说是孔子的最大著述，乃是整个生命之最后寄托，其创作时之不苟与认真，子夏也不能有所修润，而且是一生功罪之所系了。假若说六艺中的其他经典也许多少还有身外之物之意，《春秋》却是孔子真正性命心灵中所呼吸着的。《春秋》不是记“实然”的史实，却是“应然”的理想的发挥。据鲁、亲周、故殷，就是公羊派所谓三科。何休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故宋即故殷（宋为殷后），新周即亲周（《大学》上“在亲民”即“在新民”），以《春秋》当新王即据鲁。（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原想建一个新的东方周帝国！）故殷者，是因为孔子本是殷后，不忘本。亲周者，是因为孔子有集权思想，他整个一部《春秋》，都是表现一种政治上的向心力的。据鲁者，乃是因为新帝国的理想建设，就以鲁为根据地。这就是《春秋》的大义微言！孔子志在周公，只有在《春秋》里表现得最明显。讲义法，讲传指，都可见司马迁是公羊家的嫡派，不愧他有董仲舒那一位好师友！
《史记》中用公羊家言的地方非常多。例如：
《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宋微子世家》
这是采的《公羊传》。《公羊传·隐公三年》：“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尤其前一条，为《春秋左氏传》所无。
擅长《公羊传》的是董仲舒。在《儒林列传》中已有：“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太史公自序》中讲《春秋》是引董生，《十二诸侯年表序》中也说：“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都可见司马迁的《春秋》之学的渊源。
孔子的《春秋》既含有建一个新国之意，难道司马迁也要建一个新国家吗？其实并不然。大概照汉人一般的想法，汉朝就已经是一个理想的国家之部分的实现了。司马迁也认为汉朝之“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就已经是一个新国家的象征了。他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太史公自序》）原来《春秋》也有颂扬的一方面，他的《史记》就把这方面发挥在对于当代上。司马迁讽刺，固然是真的，他对于当代之感到伟大，感到应该歌颂，也同样是真的，不过不很明显罢了。
歌颂的方面不太明显，讽刺的方面更其不能明显。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取法的《春秋》：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匈奴列传赞》
在别一机会，司马迁说：“《春秋》推见至隐。”（《司马相如列传赞》）固然一方面是因为《春秋》在具体事实中见抽象原则，另一方面却也是由于《春秋》有它的忌讳，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因而把一部分史实故意隐藏了；只是那原则却也还是由没隐藏的记录中可以推出而已。
《春秋》不单包含了孔子的政治抱负和政治哲学，而且暗示了孔子对于历法的见解。所以“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历书》）。孔子关于历法的主张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夏历。“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夏本纪赞》），《论语》上孔子也有“行夏之时”（《卫灵公》十一）之语，后来司马迁参加汉朝太初历的订定，便也是实现孔子这个理想的。
中国的历史家，一方面是要懂得天道，一方面是要知道并非是记录“实然”的史实，而是发挥“应然”的理想，司马迁在前者是得自《易》教，在后者就是得自《春秋》。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太史公自序》），的确是当之无愧了。司马迁既学《春秋》，《春秋》又有那样多的“忌讳”“义法”“推见至隐”，所以他的《史记》，在我们读去时，便也当有很多的保留，当有很多口授的“传指”“不可以书见”的地方，这也是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