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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孔子是哲人，司马迁是诗人，在性格上司马迁没法做第二个孔子！
可是在事业上——尤其在由司马迁的眼光中所看的孔子的事业上，却是可以继承的。
司马迁所认为的孔子的大事业是什么呢？这就是论述六艺。下面都是司马迁讲到孔子和六艺的关系的地方：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太史公自序》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世家赞》
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儒林列传》
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后百有余年，而孔子论述六艺。
——《封禅书》
几乎一提到孔子，就不能放过六艺，几乎所谓“夫子之业”，就只有六艺的文化传统的负荷可以概括，六艺当然是总名，分而言之，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个次第是今文学家的次第，《史记》中《儒林列传》所序的次第就是这样的，原来司马迁在文字上虽然学古文，但经学思想上却是今文派的。
六艺并不是六种技术，实在是代表六种文化精神或六种类型的教养。司马迁在这方面，或则征引孔子的话，或则自己加以消化和了解，那意义是这样的：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滑稽列传》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太史公自序》
从这里看起来，《礼》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规律，《乐》是一种“情感生活”的轨道，《诗》是一种“表现生活”的指南，《书》是一种“历史生活”的法则，《春秋》是一种裁判的圭臬，《易》是一种通权达变的运用。合起来，是一个整个的人生，既和谐，又进取；既重群体，又不抹杀个性；既范围于理智，又不忽视情感；既有律则，却又不至使这些律则僵化，成为人生的桎梏。在古代人心目中，的确觉得六艺是完全的，是天造地设的，是不能再有所增加，也不能再有所减少的了；别说古代人，就是在现代的我们看了，在小地方或有可议，但就大体论，我们也不能不惊讶古代人的头脑之细，目光所烛照之远，所以也就无怪司马迁是完全被这优越的文化的光芒所降伏或者陶醉了！
六艺在精神上是六种文化教养，具体的表现则为《六经》，司马迁援用《六经》作为根据的地方也非常之多：
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
——《外戚世家》
这是总起来依据《六经》，以说明夫妇在人伦中之重要的。分别援用的，则有：
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
——《殷本纪》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
——《平准书》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伯夷列传》
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
——《乐书》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
——《货殖列传》
这都是《诗》《书》并引，大致是征信之用，认为《诗》《书》是可靠的最早史料，应该取为依据。所以然者，在司马迁看，孔子是最早而且最伟大的历史家，《书》是孔子编次的，《诗》是孔子删取的，自然是最可珍视了。司马迁又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太史公自序》）这却是说明《诗》《书》之性质，又终有苦闷的象征的背景。至于《史记》中：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
——《十二诸侯年表序》
则是专门对于《诗》的了解，认为《诗》仍是以儒家精神——人伦——为出发，人伦的道理的崩溃，乃是《诗》由抒情而变为讽刺的枢纽。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司马相如列传赞》
这是根据诗教以评论后世文章，司马迁认为《诗》总有讽谏的作用。司马迁叙述读《诗》后的感印的，则有：
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燕召公世家赞》
司马迁有时赋《诗》断章，借为代言：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孔子世家赞》
更有时借《诗》为评论的权威：
《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淮南衡山列传赞》
难得的是司马迁对于《诗》的总认识则又有：“《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他终于以文学家的立场，而还这部古代诗歌总集一个抒情的本来面目。在那乌烟瘴气的经生见地中，这不啻是一个照彻万里的灯塔！
专论到《书》的，则有：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世家》
这是说明《书》不但是一种史，而且是有一种文化的传统之理解在。礼本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的定规，《书》便恰恰是和礼相配合，而记录着这种关系的变迁的。这样一来，礼的意义便充实了，《书》的意义也扩大并提高了。其他像：
《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列传赞》
《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河渠书》
这都是援用《书经》之文，或则加以熔铸的。《史记》中援用了经文，而泯却了痕迹的，那就更多了。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
——《张释之冯唐列传赞》
这就又是拿《书经》作为衡量的尺度了。
礼和乐，司马迁也有他很深澈的了解和发明。这是见之于《礼书》和《乐书》之首：
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
——《礼书》
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乐书》
司马迁对于礼，可说赞美极了，称为“洋洋美德”，称为“岂人力也哉”！简直把它神秘化，而以为能“宰制万物，役使群众”了。“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也可说是最中肯的对于礼的理解。礼无非是人情，正是儒家所谓“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把人情（包括欲望）放在适当的地位，不是阻遏而是节制，并且让它有适当的发泄，这是礼的真意义，也是儒家的大功绩。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认识的，好像只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似的，就未免仍旧有点皮相了。我敢说司马迁之认识和理解儒家，尤有超过于其父者。然而那机会却仍是他父亲给他的，所以我们就仍不能不感谢司马谈了！司马迁又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也是大发现。只有在这一点上，礼与乐才有相通。至于所谓“荡涤邪秽……以饰厥性”，简直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净化作用（Katharsis）：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的，一切艺术性的礼乐文化也都是如此的！最后，司马迁用“自然之势”来解释乐之感人，就又表示他没辜负父亲所遗留给他的道家立场了。
司马迁对于《诗》《书》《礼》《乐》的认识说过，现在说到他和《易》的关系。书中引《易》的，有：
《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屈原贾生列传》
《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太史公自序》
这里所引的是《井卦》爻辞和系辞。书中赞美《易》的，有：
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
——《田敬仲完世家赞》
孔子晚而喜《易》之说，是司马迁所坚持的，在《孔子世家》上就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大概因为司马迁在经学上的传受是今文家之故吧，所以他心目中的孔子和《六经》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司马迁对于《易》的认识既是“幽明”，所以凡是《史记》中讲幽明的地方，大抵都可认为是《易》教。例如：
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
——《外戚世家》
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天官书》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龟策列传》
在《论语》中孔子不常讲的性命与天道，就是《易》道。孔子人格本有神秘的一方面，也就是浪漫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尤其惹动司马迁的内心深处。越不可测度，越有诱惑性。孔子的人格乃是无限的，乃是“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的，然而因此，却越发让崇拜他的人兴“高山仰止”之思了！
《易》的内容是讲幽明之变，是讲性命之际，是讲天道。至于《易》的构成原理，司马迁却也有扼要的说明：“《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司马相如列传赞》）原来《春秋》是借一些具体事实而推出一些抽象道理，《易》却是由一些抽象原则而借象征为说明的。
《六经》中，最后应该说到《春秋》。却因为《春秋》对司马迁的精神更有着内在的联系了，所以我们留在下面，特别去探讨。现在可说的，是司马迁浸润于《六经》者实在深而且久。他对李斯的惋惜，是“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可见知六艺之归，他便认为是应该大有所作为了。司马迁的抱负，正可在这里窥见一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