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为了培养一个天才的爱儿，司马谈可说费尽了心思。
在司马迁十岁以前，是在他的故乡韩城（陕西、山西的交界上，汉代称夏阳，北五十里有所谓龙门，传说是禹凿的，临着黄河），杂在牧童和农民之群里。司马迁的身体相当好，后来能奉使巴蜀、昆明，而且虽受了刑罚，还能著书，未始不是幼年的锻炼使然。
十岁之前，他父亲又早已经送他入过小学，当时的小学，是重在识字。据他自己说：“年十岁，则诵古文。”这所谓诵古文，就是指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因为照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司马迁十岁时正是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不久孔安国便死了。《汉书·儒林传》既载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所以这时所谓诵古文，是指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无疑。他父亲在幼年便给他找到这样的名师，实在是太幸运了。
单单读书是不会增长见识的，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又曾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壮游，到了江淮，到了会稽，到了沅、湘，最后又到了北方的邹、鲁。这次旅行，无疑是他父亲鼓励——至少是在赞许着的。
很奇怪的是，他父亲的根本立场是道家，可是教育他儿子的时候，却又加入了儒家的熏陶。看司马谈临死时，给儿子的遗命，就是以六艺为依归的，他对于儿子的热望，也是做第二个孔子。因此，我猜想，司马迁之“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也应该是他父亲的设计。
道家立场的司马谈，却多给了他儿子一种儒家的陶冶，这使他们父子之间，有了一种思想上的差异。《史记》里究竟有多少东西是他父亲的，有多少是司马迁自己的，我们当然不容易判定，然而这多出的一种儒家成分，使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丰富起来，使浪漫性格的司马迁，发生一种对古典精神的向慕，却是十分显明而无可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