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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艾尔曼教授［Benjamin A. Elman］在研究学海堂时提出，学术与教育透过其学问体制来传播之方式，是理解一个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y］之持续恒久面向的重要线索。 ［1］ 本文试图通过诂经精舍这条线索观察19世纪之初在考据学背景下金石之学的发展。
浙江嘉兴人李遇孙编撰的四卷本《金石学录》，刊行于清道光四年（1824），是书搜罗著录了周、秦以来至清乾嘉年间讲求金石之学的学者有四百六十余人。据学者高明一分析，《金石学录》中“活动于嘉庆时期的金石学家就约占书中总数的四分之一”，而“这一百余名金石学家，名列诂经精舍的成员即占约二成”；张之洞《书目答问》（1874年成书）所列举的金石学家中，诂经精舍成员有十人列名其中，“占嘉庆时期以后近五成的比率”。
［2］
这表明，诂经精舍是诸生探究经古之学的场所，同时也是当时精于金石考据的人才荟萃之地。至今我们对金石考证在诂经精舍整个教学体系中的面向的认识，尚不清晰。尤应值得注意的是，阮元（1764—1849）的两部重要的金石学著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浙金石志》，其编纂与精舍肄业生徒有紧密关联。既有研究集中于书院发展史和清代学术变迁的角度，针对诂经精舍的学风、朴学、小学、文学教育等活动进行探讨，尚缺乏对精舍中金石考证活动的整体观照。
本文借阮元主政诂经精舍时期的师生课艺之作，来展开讨论。诂经精舍为什么将金石碑版纳入考课内容？金石碑版对探究经古之学的价值与意义，在诂经精舍以什么方式呈现？对如上问题的解答，或将有助于理解乾嘉之际金石学尤其是彝器款识之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当从物质性的角度考虑时，出现在书院考课中的金石碑版，为解读精舍创立者阮元的金石观念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
因此本文兼及讨论阮元对金石古物的文化应用。
嘉庆五年（1800），阮元抚浙，在西湖孤山南麓，以督学浙江时撰《经籍籑诂》编之所，创设一所新型书院，名曰“诂经精舍”。奉祀汉儒许慎、郑玄，树立尊经崇汉之帜。精舍实行月课，阮元与王昶、孙星衍迭主讲席，命题评文，以“十三经、三史疑义”为主要教学内容，“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 ［3］ 不讲解八股时文，亦不用一般书院的扃试糊名之法。嘉庆十四年（1809）八月阮氏离浙，精舍一度停废。本文所讨论的即是这一时期诂经精舍的考课内容。
在讨论阮元的金石活动与诂经精舍学风的关系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金石古物、金石学知识与书院教育的渊源。将金石材料作为考据学的重要内容，与18世纪对经学的重新重视密不可分。
书院中对金石碑版的研习，集中在博习经史词章类型的书院。这与清初书院从讲求心性之学转为重经史训诂相关。诂经精舍创立以前，对金石文字的授习在书院教学形态中并非全无渊源。因为书院提倡经史词章之风，并非始于诂经精舍。18世纪书院尚未普及经古学之风之时，苏州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重视稽古考文，以汉学教授生徒，成为汉学重镇。乾隆二年（1737）始，钟山书院山长杨绳武、卢文弨（1717—1795）等提倡经史词章之学，令汉学风气大盛。唯其讲学内容包括金石文字与否尚待考证。
乾隆五十四年（1789），江西布政使王昶（1725—1806）重修南昌友教书院，制订《友教书院》规条，将“研《说文》、小学、金石文字”列入士子肄业之“专门名家之业”的一种。 ［4］ 金石文字是该书院的教学内容。但在此期的书院课艺中，尚未见到对金石碑版的专门考证。
以考辨或题咏鼎彝碑版作为考课内容，当以诂经精舍为先导。诂经精舍是最早“专试经解与碑版考证诸作” ［5］ 的书院。出现在课试命题中的金石碑版有汉陶陵鼎、司马温公《家人卦》隶书摩崖、宋高宗御书石经、阮元重摹天一阁本《石鼓文》（图1）等等。道光年间，诂经精舍中兴，掌教者仍因循阮元的做法，将金石碑版列为考题。《诂经精舍文续集》中的文学类课作中，涉及的金石古物有：钱武肃王铁券、南屏山司马温公摩崖、钱武肃王铁幢、钱武肃王排衙石诗刻、照胆台汉寿亭侯印、岳鄂王铜印、岳鄂王庙宋高宗手敕墨迹等等。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沿袭了诂经精舍的办学模式，课士内容有训诂、音韵、文字以至天文、数学、地理、历法等各科。综观道光至光绪年间学海堂课艺命题与内容，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续》、阮元旧藏吴越金涂塔拓本、阮元摹刻《西岳华山庙碑》拓本、米芾《仙掌石》诗刻、国子监石鼓、唐张九皋碑刻等，均曾出现在其中。
图1 赵春沂《重摹天一阁北宋石鼓文考》，源自《诂经精舍文集》卷三，清嘉庆刻本，天津图书馆藏
苏州正谊书院本为时文书院，同治年间重修，改为专课经解古学的书院。其考课中有“拟古骈体文”十二题，最后一题为《拟重辑钟鼎彝器款识叙》。书院生徒潘锡爵的一篇课艺经刊刻流传，是为某续编《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作而拟写的一篇叙。
这反映出书院对金石学研究新进成果的关注。
直至晚清现代学堂取代传统书院，采用分科教学，以课程取代书院的考课项目，金石碑版之学或曰钟鼎石刻之学才明确被列为授课内容。在学科设置上，金石学曾被划入词章学或考古学。 ［1］ 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立湖北“存古学堂”，是在新式教育体制中保存国粹的策略，有经、史、词章、博览数门，“金石学”附属于词章门。
创始于1937年的北京古学院，由江朝宗、周肇祥等人发起，以提倡古学、潜研旧籍为学术归旨，复行考课之制，不但单独设立金石学门，与经学门、史学门等其他六门并列，掌教者还以石刻存佚、金石著作的体例出题考查学生的识见。金石学门的月课题目有《秦刻石存佚考》《三体石经兴废考》《山左金石志山右石刻丛编体例孰优》《金石家画说》《拟校补金石萃编议》《缪艺风以金石学分为覃溪兰泉两派试评其优劣》等等。
由此可见，金石学分“覃溪”“兰泉”二派的观点，《山左金石志》《金石萃编》等著作，成为古学院教学中金石一门的重点论题。
诂经精舍有意提倡古学，实为清代书院发展史上的转折点，自其“创立以来的百余年间，书院考课的内容呈现出多元面向，八股试帖、经史词章、新学西学，是为三大版块”。 ［6］ 限于笔者所见资料，以上所述并非书院以金石考订命题课士的全豹，但仍可略见一斑，即：以金石古物课试，与书院考课经史辞章具有直接的关联，实际与书院弘扬汉学相表里。此类考课内容的渐次发展，与清儒复兴汉学、清中期以降金石学演进（金石学学科建制）以及清季民国的古学复兴之间，基本保持着一致性。
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是清代金石学尤其是石刻学研究的高峰期。嘉庆五年，孙星衍提出图书十二部分类法，将金石类从史部分出作为独立学科，反映出考据学者对知识结构的认识。 ［7］ 正是在同一年，阮元创立诂经精舍，以金石碑版命题课士。在课题设置中，金石考证依附于经史、辞赋的考课之中。诂经精舍在金石考证之学方面对生徒进行了专门训练，可见阮元着意借此变革书院的知识传统体系。以《石鼓文》为代表的金石古物成为地方书院课艺的重要内容，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刘晓峰先生曾提出以《石鼓文》为代表的金石古物成为地方书院课艺的重要内容，标志着金石学发展进入全新阶段，并为此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8］
书院的考课题目能够呈现书院山长或主讲对生徒的知识期待，也与山长的学术趣尚密不可分。那么，鼎彝、碑刻、拓本在诂经精舍的经训、文赋考课中具体呈现出哪些意义？下文结合课艺集展开讨论。
精舍所出课题中的金石碑版有哪一些？命题者何人？《诂经精舍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共十四卷，入选课艺皆由阮元“亲为点定”。所收文章截止于嘉庆十四年，共154题330篇（卷四“策问”除外），
完整涵盖了阮元时代诂经精舍的课试情况。笔者从中整理出金石碑版考据相关的课作，约有12题28篇（表1）。
表1 《诂经精舍文集》与金石碑版考证相关的课艺一览
注：本表以金石考证为主，不包含纪实或时事类考题，诸如嘉庆五年的命题《重修会稽大禹陵庙碑》《重修台州府松门山天后宫龙王堂碑记》等。
其中，司马温公《家人卦》摩崖、宋高宗御书石经、苏文忠公《表忠观碑》，
皆属于杭州的历史古迹，此类题目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呈现出书院教育对地方文化的重视。其余题目均与阮元的金石活动有关，皆为阮元月课出题。
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按序分析此类课作。
（一）重摹天一阁北宋石鼓文阮元摹刻天一阁本松雪斋旧藏北宋石鼓文（图2），事在嘉庆二年（1797）。阮元氏以天一阁本参以明初诸本，由张燕昌（1738—1814）以油素书丹，吴厚生、江德地摹勒。“天下乐石，以岐阳石鼓文为最古，石鼓文脱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松雪斋北宋本为最古”，阮氏提出摹刻石鼓意在“使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师法”。 ［9］
嘉庆二年八月十石刻竣，置于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是时“群庠多士尽环列，骈填观者如鸿都”。
石鼓文发现于唐初，其年代问题聚讼纷纭，韦应物、韩愈、苏轼皆认为是周宣王所创，文字乃史籀之迹，故称之为“宣王石鼓”。此说影响很大，并得到清康熙、乾隆帝的认同。阮元及精舍生徒亦主此说。石鼓文历经千载，显晦有时。在石鼓文的翻刻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阮元在杭州府学的重摹本。无论在杭州府视学，抑或是在专课经古之学的诂经精舍，阮氏均曾以重摹本命题试士。
赵春沂（1778—1849）、严杰（1763—1843）《重摹天一阁北宋石鼓文考》均取多种石鼓文拓本校勘此重摹本，条分缕析，校其异同，皆称赏此本为最精善本。“诚嘉惠来学之深心也”（赵），“人人复见善本，足以嘉惠来学矣”（严），
可知阮氏重摹本对当时学术大有裨益，对石鼓文的传播产生了重要作用。
吴东发（1747—1803）的课艺《重摹天一阁宋本石鼓序》，是一篇后序，书于拓本之尾。吴氏早在乾隆壬子年（1792）即得张燕昌贻赠《石鼓文》搨本，此后他体认到宋人著录石鼓在传摹时产生错讹，释读往往互异，遂广泛搜求古器铭原拓本，“摩挲省览”， ［10］ 推究文字，两年后（1794）撰成《石鼓文考异》。吴东发研究石鼓文用力极深，在章句、次第、字体等方面，皆能言前人所未及。在这篇课艺中他提出读石鼓文可“补说文尔雅之阙失，订诸子百家之讹忒”尚在其次，最关键的意义，是得以窥见宣王“中兴之本”，而这一点是“《车攻》《吉日》诸篇之所未及”的。后又述及自唐代以来文士学者对石鼓的诗咏及考释，“及乎郑潘薛郭诸家，创为释文，争相传摩，而不无傅会牵合，参错偏颇”，吴氏称赞此重摹本“剔搜爬搔，补残阙、正譌吪”的意义。
图2 《仪征阮氏重摹天一阁北宋石鼓文 第十鼓》，清嘉庆二年原刻初拓本
图3 《〈金石图〉中摹刊中的焦山鼎》，源自（清）褚峻摹；牛运震说《金石图》，清乾隆十年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阮元主张文字训诂是通经的门径。以“考”课士，意味着要求学生须熟悉石鼓文各版本，谙熟小学，推究字体，旨在以此训练对古文字的训诂考稽。以“序”课士，需要生徒对拓本具备更深刻的体认和整体观照。三篇课艺较客观地呈现了嘉庆初年诂经精舍中关于石鼓文的知识面貌。据吴氏“仆不敏，读石鼓十年于兹矣”句，这次考课发生当在嘉庆六年（1801）。
（二）无叀鼎在经史类课艺中，《南仲辨》是援金证经的一篇力作。此题虽未直接以金石古物命题，从《文集》选刻的徐熊飞课作，仍可见阮元出题的旨趣。
此文以传世古鼎——当时藏于镇江焦山寺海云堂、名声煊赫的西周无叀鼎（图3，又有鄦专鼎、无惠鼎、南仲鼎、焦山鼎等称）铭文与《周官》、毛《诗》以及经文传注相参稽。《诗经》之《常武》《出车》篇、无叀鼎铭中均有名将“南仲”之名。无叀鼎自顾炎武（1613—1682）、程邃（1605—1691）以来，释文颇多，或以为文王时物，或以为宣王时物。徐熊飞开篇说：“《常武》之南仲，《毛传》以为宣王之臣，《郑笺》以为即《出车》之南仲。”经过考辨，作者提出鼎铭中的“南仲”是周宣王时人，论证《毛传》之说为确，即：南仲有二人，一为文王时臣，即《出车》之南仲；一为宣王时臣，即《常武》之南仲。其《南仲辨》得出结论：“不若从《毛传》之说，不但《常武》之诗，朗然明晰；即焦山古鼎所载，亦可免阙疑。”该文是《文集》中少见的直接利用鼎彝铭文与典籍文献相互印证的一篇考辨类的课作。
阮元对徐熊飞不株守传注而证以古器的解经之法颇为欣赏，圈点了援引焦山鼎铭之后的论证部分以作肯定。
嘉庆四年（1799）春，徐熊飞有焦山之游，曾手拓鼎铭并作《焦山古鼎歌》。阮元月课出题，极可能与自身考释无叀鼎铭的经历直接相关。《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考证、著录该鼎依据的拓本，也来自徐氏手拓。 ［13］ 书中亦考证“南仲”是周宣王时贤臣，并对铭文有更详细的考释。
（三）陶陵鼎西汉陶陵鼎，先后三次出现在“阮大中丞月课”中，这在诂经精舍考课中是仅有的一例。三次考课题目分别是“西汉陶陵鼎考”“西汉定陶共王陵鼎歌”“焦山旧藏周鼎今以西汉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诗以纪事”。《文集》共收录课艺文9篇，阮氏程作1篇，可见阮元对陶陵鼎的重视。
乾隆六十年（1795）冬赵魏得藏陶陵鼎，阮元任浙江学政时从赵魏处购得。鼎盖铭大字十五：“隃麋陶陵共厨铜斗鼎盖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汧第卅五”；器铭大字十七：“隃麋陶陵共厨铜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汧共厨铜鼎容一斗重八斤一两第廿一”。
（图4）嘉庆五年至七年，陶陵鼎成为阮元金石学术圈的考证焦点。阮元在诗序中参照《史记》《汉书》《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典籍记载，考定此鼎为西汉器，共王为汉元帝子、哀帝父刘康，辨析定陶故城在山东曹州府定陶县西南。嘉庆七年秋，阮元将鼎付焦山寺僧收藏。此鼎裹锦装函之前，阮元在杭州衙斋中设筵相饯，邀同人以诗媵之，阮作《置西汉定陶鼎于焦山媵之以诗》，时朱为弼、焦循等人各有赋诗。除朱为弼外，诂经精舍生徒中还有不少人摩挲并考证了陶陵鼎。
另有一些生徒直接参与了阮元在巡抚官署中举行的雅集，《文集》选课的阮元、张鉴、方廷瑚、顾廷纶所作媵鼎诗，正是诸人夜集于八砖吟馆刻烛限时的吟咏之作。
陶陵鼎被阮元叹为“奇宝”，称名当时，与下述因素密切相关：
（1）陶陵鼎对于考证汉鼎体制、汉代度量衡制有重要价值。洪震煊（1770—1815）《西汉陶陵鼎考》、
阮元程作诗序部分，皆有详考。
图4 《西汉陶陵鼎》，［日］岛崎役治摄影，源自《亚细亚大观》第十六辑八回，亚细亚写真大观社（大连），1940年1月出版
（2）鼎铭可与《汉书·地理志》“隃麋、汧二县属右扶风”、《续汉志》“定陶在济阴郡，本曹国”等记载相印。
（3）是鼎在宋刘敞、吕大临、薛尚功、赵明诚等人著作中俱未载，欧阳修尝以未得西汉文字为恨，
又《宣和博古图》所录“定陶鼎”跋语中误考赵王刘恢为定陶共王——“明诚不及录，原父不及知，尚功款识不及释”（胡缙诗句），“吕薛图识无明文，中丞曰嘻此奇宝”（朱为弼诗句），“都仓两字失考证，赵王又以恭王讹”
（查揆诗句）。
（4）鼎铭是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文字——“千年古篆变为隶，西汉款识多凿雕”（阮元诗句），“隶古镌铭变籀文”（谢淮诗句）。
为什么置汉鼎于焦山？在诗序末尾阮氏说：
予得此鼎，因思焦山只有周鼎，若以汉鼎配之，经史引征，可增诗事。爰以官牍达之镇江府丹徒县，付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册于椟，绘图拓款钤印，备录诸诗。时嘉庆七年季秋月。
“周鼎”即前文《南仲辨》中涉及的无叀鼎。根据徐熊飞所做课艺，嘉庆四年他在焦山松廖阁曾手拓其文，是时寺僧取汉炉与周鼎并列。阮氏媵鼎自然是寄望汉鼎能与焦山的《瘗鹤铭》、周鼎共传不朽，此外更强调汉鼎与周鼎相配以资考经证史，即诗中所言“周仪可补觐礼阙，汉事志传征班曹”。
在媵鼎之后不久，阮元还请画家王学浩在浙抚节署中绘制了一幅《焦山媵鼎图》。阮氏置鼎焦山、征诗媵鼎，是嘉庆年间文坛中的重要文化事件。当时受邀赋诗媵鼎的学者遍及南北，此举不但使得定陶鼎声名鹊起，且将金石文字裨益经史的观念渗透进诂经精舍月课，树立了以金石考据入诗的标准。
（四）《两浙金石志》诂经精舍重视应用文体的写作，考课题目中有拟写序跋、碑记、颂、铭等一类应用文体。《拟两浙金石志序》就是此类考题之一。《两浙金石志》由阮元主持编纂，赵魏、何元锡助辑，于嘉庆十年编成。
“拟两浙金石志序”要求学生就新编成的一省的金石著录拟作一篇序言，无疑具有特殊的用意。《文集》卷十二收录的3篇课艺，出自谢江、胡缙、赵春沂。三篇均带有浓郁的颂扬色彩，有不少歌功颂德的修辞成分，却是今天了解《两浙金石志》编纂背景以及当时金石考订之学发展概况的珍稀史料。
兹以谢江
的课作为例做解析。谢氏拟序用骈文书写，前段列举阮元仕宦经历中的金石成就，写其访碑题刻、斋中鉴古的情景。描述阮元凡所收藏，必有品题。中段借用答问体的方式，条理分明地表述了考订金石古物的重要性：
论者谓商周以上，铭著尊彝；秦汉而还，文多碑碣。半参真赝，莫别雷回。不知光芒难掩，显晦有时。……或又谓光尧石刻，坏自元僧；菱湖钟铭，燬于明季。碑号追魂而已碎，阑徒铸铁而无书。且石墨既属于一方，则金铭难兼乎他郡。不知石经残后，吉光之片羽常留；野火焚余，枣木之重镌亦贵。古称祕玩，半属凋残。……或又谓字青石赤，但可摹娑；土锈苔斑，难资考证。不知魏收之志群县，博引残碑；郦氏之注《水经》，尤详古碣。曲江本作曲红，碑有《熊君》而可辨；一豆当为一斗，爵因昌乐而堪稽。齐子尾之牺尊，用证《春官》之注；周师旦之彝鼎，足征《洛诰》之文。如囿于目前，等诸玩器，则职方之为识方，不必考遗碑于华岳；兴云之讹兴雨，无从核汉碣于韩诗。将至寴䡅难释，柤梪滋疑。铭传岳庙，察书不辨夫郭香；碑纪石门，司隶竟讹为杨厥。既违古昔，且昧当今矣。 ［11］
谢氏将眼光放置于汉代以来金石考订的历史，对于“舍故求新”“信今疑古”、断碑残铭“难资考证”的几类观点予以反驳，论述细密工整。从“齐子尾之牺尊，用证《春官》之注。周师旦之彝鼎，足征《洛诰》之文”句，可知谢江对铜器铭文证经价值的理解。“齐子尾之牺尊”，是曹魏太和年间鲁群地下掘出的齐大夫子尾媵女器——牺尊，作牛形。《梁书》记载了刘杳与沈约之间关于宗庙牺尊的讨论。刘杳根据出土的齐大夫子尾媵女器，其牺尊作牺牛形，反驳了郑玄之说——牺读为莎，“画凤凰尾娑娑然”。至于“彝鼎”可征《洛诰》之文，则出自嘉庆七年阮元和朱为弼对南宋王厚之所辑《钟鼎款识》拓本中“师旦鼎”铭的考释。作者提出阮元藏弆古物不囿于清玩或鉴赏，而是能从金石铭辞中寻求经世之道，认为其功绩远逾项元汴（“阁名天籁”）、朱彝尊（“亭号金风”），其结尾有这样的表述：
纵湖水沦涟，未暇泛米家之舫；而民情安贴，可间披邺架之籖。校石渠之宝笈，法鉴本异乎外廷；寓经济于文章，大吏信来从翰苑。岂仅阁名天籁，萃墨宝于嘉禾；亭号金风，聚图书于浙右也哉。 ［12］
据此分析其知识来源，谢江既熟谙史实，又能掌握金石考据的新近成果，尤其是与其师阮元鉴藏相关的考证，如陶陵鼎、王复斋《钟鼎款识》等等皆为阮元的藏品。胡缙、赵春沂的拟序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
上述论述表明，阮元的金石嗜好和鉴藏、著述经历，在诂经精舍考课中均有生动的呈现。在经史考课中，应课诸生对金石材料的考据，与阮元的考证及示范直接相关，他们在接受学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效法和吸纳；在词章考课中，阮元注重学生以金石考据入诗的训练，体现出诂经精舍重学问的诗学风尚。当阮氏邀请自己的前辈、金石学家翁方纲（1733—1818）为置鼎焦山而赋诗时，翁诗有句曰：“阮公政术即经学，诸儒讲叩类引伸。昔也文章艳烟月，今则经训茹纷纶。” ［15］ 由此足见阮元对待金石古物的态度、观念和相关的鉴藏活动，对清中期诗风、士风、学风的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阮元的金石鉴藏、雅集、著述与诂经精舍考课之间常常相互渗透。这一课士方式，使精舍诸生的知识结构有所改变，也带动了杭郡知识风气的转移。19世纪之初阮元在浙江倡领了以金石实物（尤其是鼎彝古器）稽古研经的学术风尚，诂经精舍可谓这一风尚的渊薮。透过课艺中的金石考订内容，可见诂经精舍在金石学人才培养及地域学风熏陶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文探讨诂经精舍学风与阮元金石鉴藏趣尚间存在的关联，主要意图在于呈现阮元与金石古物关系的一类面向——辅翼教化。至此，我们也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了。为什么将金石碑版考订纳入生徒的考课内容？笔者认为可以析为两个方面：
其一，与阮元“实事求是”的治经理念相呼应。在诂经精舍中，金石古物被用于教书化人，是稽经诹史的新材料。因为鼎彝、碑版上的文字，“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
［16］
是阮元引导诸生在治经解之学时探求古意、远离“庸近”
［17］
的有效路径。
在经解上，“由小学直求之古代吉金、石鼓、刻石、石经诸学”厘清经典本义，
培养生徒不株守传注而证以古器的修养。在辞赋上，亦讲求融贯经解，所谓“经史引征，以增诗事”。
其二，礼乐教化。鼎彝碑刻的载道性特点—道德典范价值，在书院教育中是其他典籍无可比拟的。课艺集中考证金石的篇章，体现出阮元的器以藏礼、“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易由观之”的道器观念。
“三代是儒家文明的价值源头”“儒家以德来解释三代更替”
［18］
这样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也体现在精舍的考课中。兹举周五戈、石鼓文两题来说明。阮元之所以为五戈所吸引，因为其铭文能够补经传所阙，还因为其本身作为“三代物”所传达或拥有的道德典范价值。从《周五戈记》所言“凡此五戈，铸款作铭，皆三代物，君卿大夫之所用。周之文与周之武，可摩挲想象而得之”，可知阮元的考课用意，恰如肄业生胡敬诗中所言“宝此岂徒供燕私，谓是成周著作留于斯”。
从“石鼓作自周宣王”说的历时生成来看，到阮元的时代，石鼓文几乎成为周宣王明文、武之功业——“周道复兴”（或曰周室中兴）的代名词。阮元认为乾隆帝“重排《石鼓文》者，存周法物，用光我文治武功也”。
阮氏摹刻石鼓置府学又以重摹本在书院命题课士，与乾隆帝“重道崇文”重视石鼓文之礼乐教化作用一脉相承，此举也是对石鼓文文化象征含义的一种应用。吴东发在课作中征引《易》《礼记》等典籍，释读出周宣王之仁、召穆公之忠。他叹赏重摹刻石鼓对涵古通今、振兴文教的意义，以这样一句作结：“实与国学原石相辅，合体同科，而为我圣朝文教度越前古之明验大效也”。阮元兴学教士，在诂经精舍通过金石考据强化圣德贤能的典范意义，呈现出其以金石碑版考课含有的经世意涵。
诂经精舍对浙江学术的影响，还可以从时人吴锡麒的诗中读到：
自公起提倡，始知朴学尊。煌煌诂经室，郑许追渊源。莘莘诸弟子，名物资研殚。至今稽古荣，天衢各扶抟。实公奖成之，风气一改观。
由中可知阮元治经赋文的征实态度，对当时文风、学风的浸润和影响。而课艺集刊刻以后，常常被作为课艺范文在备考书院时使用，这令其影响和波及范围更广。
诂经精舍将与经学研究关系密切的金石学确认为儒学教育的一环，在书院史乃至清代金石学发展史上均具有节点性意义。由晚清存古学堂的创设，黄宾虹、邓实等钻研经史金石、保存国粹的一系列实践，可知诂经精舍对1800年以后中国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阮元对待金石古物的态度、观念和相关的鉴藏活动，对清中期诗风、士风、学风的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上对精舍考课的分析，仅是该论题的一个切面。若就诂经精舍与19世纪金石学的发展而言，其间仍有很多待发之覆。
［1］［美］艾尔曼著；车行健译。学海堂与今文经学在广州的兴起［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13.
［2］高明一。积古焕发：阮元（1765—1849）对“金石学”的推动与相关影响［D］.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学位论文，2010：177.
［3］（清）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C］//（清）阮元。诂经精舍文集。清刻本，2b-3a．
［4］陈曙雯。经古学与19世纪书院骈文的发展［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7（003）：28.
［5］（清）胡敬。诂经精舍续集：序［C］.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6］鲁小俊。书院考课与经史词章（1801—1904）［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17，44（03）：55.
［7］［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132.
［8］刘晓峰。天一阁本石鼓文的翻刻与传播［D］.中国美术学院，2018：109.
［9］（清）阮元撰；姚文昌点校。小沧浪笔谈定香亭笔谈［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350.
［10］（清）吴东发。石鼓读：一［M］.民国十六年慎初堂影印本.
［11］（清）阮元辑。诂经精舍文集：卷十二［M］. 清刻本.18b-19b.
［12］（清）诂经精舍文集：卷十二［M］. 清刻本.20a.
［13］（清）李遇孙。《金石学录》：卷四［M］.民国十年山阴吴氏西泠印社木活字排印遯盦金石丛书本. 1921：65a.
［14］（清）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864.
［15］（清）翁方纲。焦山新贮汉陶陵鼎歌为芸台中丞赋［M］//复复初斋诗集：卷五十六有邻研斋稿上. 清刻本. 15b.
［16］（清）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632.
［17］於梅舫。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28.
［18］刘丰。制造“三代”—儒家“三代”历史观的形成及近代命运［J］.现代哲学，2020（03）：141.
［1］ 根据学者査晓英对“清季金石之学与新学科体制”的相关研究，袁昶（1846—1900）在京师大学堂曾“拟分十五学课士”，其中之一为“词章学”，“金石碑版”附于其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黄节、邓实等发起成立国粹学堂，在筹备时拟定的学科设置里，将钟鼎学、石刻学、金石学史、美术史和研究法五门课程归入“考古学”，与经学、史学、文字学等并列。参阅查晓英.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据北京古学院编辑发行《课艺汇选》（1939年），古学院设经学门、史学门、诸子学门、文学门、金石学门、目录校勘学门、艺术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