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米山房吉金图》及其著录的嘉礼壶尊

李采恩

曹载奎，字秋舫，苏州人，室号“怀米山房”，清中叶书法家、金石学家。据《前尘梦影录》记载，曹氏所藏钟鼎彝器原有75种，刻为石碑向世人展示，可惜的是没能将款识一并刻上，而后以五千金将原器出售给张云岩。惜逢乱世，张氏弃家远避，原器与石刻均被人攫取至市场出售，其中著名的“周齐侯罍”便为吴平斋所得。 ^［1］

在售出之前，道光十九年（1839），曹氏曾选取60件古器，刻诸于石，惜石刻已湮失，仅有少量拓本传世，后由苏州尊汉阁翻刻成条石。上卷商鼎、尊、觚、爵、角、彝、敦、卣、觯三十器；下卷周钟、鼎、尊、匜、壶、鬲、罍、盘、敦、簋二十四器；秦壶一器；汉钟、壶五器，通共六十器，均为曹氏私家所藏，由王石香摹其文，孔莲芗缩其图，吴松泉镌刻于石。每器绘图，以隶书标器名，以楷书记尺寸重量，以工部营造尺度其尺寸，以官库平秤其重量，并记铸刻款所在，次摹铭文并加释文。 ^［2］

由于材料的限制，曹氏对器物定名出现了混乱，误将 作敦， ^［2］ 误将 作簋。容庚指出了书中器物年代考证的错误，比如误将宋器嘉礼壶尊定为周嘉礼尊，误将明清仿造的鲁公鼎定为周器。 ^［2］

一、《怀米山房吉金图》相关版本

（一）常熟市碑刻博物馆所藏翻刻碑版

太平天国时，原器与石刻均散失。据传，咸丰十年，改筑苏州古城墙时，这套石刻被嵌筑于城墙中，自此湮没，所幸尚有少量拓本。1922年，南陵金石学家徐乃昌以所藏拓本影印出版。民国初年，卞钟铭据徐乃昌影印版翻刻为条石，后由常熟收藏家沈彦民购得，题写后记，也就是现在常熟市碑刻博物馆中陈列的石刻版本（图1-图2）。石刻原有34件，加沈氏后记1件，应为35件，今存33件，均为书条形，纵0.3—0.5米，横0.6—0.7米不等，文字图形清晰完整，收录器皿57件，与原图录仅差3件。前3件碑刻镌刻了图录的序文和题跋，张廷济于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作序，序文写道：

古人制器，比必于器文中字识其器之名，顾尊彝为古金通称，著录家据传拓之本，往往鼎敦觯角之属概列尊彝之内，故录其文不可不图其形也。然欲徴汇远近各家藏器而录之、而图之，其势必且不能，此吾友曹兄秋舫先生吉金图刻石所以专据怀米山房所有之器也。研其器必严，摹其文必肖，绘其形必审，释其文必阙其疑，俾世之为是学者各申其说，信古不妄，益可见焉。夫以古金文入石者，薛氏有款识一帖，然每见残拓数纸，笔画纤弱，逊现今传器真文远甚，固知刻者之未尽能事。刘氏先秦古器记存一家之器，固备为之图，其摹勒文字亦似视薛较胜。然当时上石仅十一器，今石已不存，余所得旧本止存七器，秋舫此刻无谓古今人不相及也。 ^［3］

题跋为吴荣光、叶志诜、刘晓华、施南金、徐楙、曹奎所书。

（二）日本文石堂重刊木刻本

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文石堂翻刻木本《文石堂重刊曹氏吉金图》（图3），卷首跋（图4）：

曹秋舫《吉金图》二卷，流传甚罕，世多未之睹，故凡欲模仿古铜器之铭文形式者，一以《博古图录》《考古图》《西清古鉴》三书为据，而三书亦乏善本，人以为憾焉。近者，予幸获曹图，反复阅之，铭文形式具极摹刻之精洵矣，以为三书之羽翼矣。因欲翻刻广其传，但曹图原本系石刻，而本邦石刻之技，未能精巧如彼，予恐或失原迹回迹。所知老工大西樱云，上木刻竣，爰记其由以告揽者云尔。大日本明治十五年九月京都府书林文石堂主人志。 ^［3］

文石堂重刊的木刻本，笔画精细，字迹锋利，比起石刻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次序有些凌乱。 ^［2］ 此版本删去了格伯簋后的朱善旂跋、齐侯壶后的阮元跋、张廷济题写的书名，刘晓华、徐楙两跋，亦被删去，全书改白字为黑字。

（三）陈乃乾翻印本

据《徐乃昌日记》中记录，徐乃昌与陈乃乾素有交际。陈乃乾曾于1922年10月22日晚去往古墨斋购得曹氏《吉金图》，陈氏购得图谱后喜不自胜，遂加以题记：曹氏藏器，无器不精，予得仲姬盘，虢仲鬲皆光腻肥濯，罕与伦比。 ^［4］ 又进行了翻印，于五日后印成。翻印完毕后又补写了目录，加上了“陆心源金石学补遗”“徐康前尘梦影录”“日本文石堂重刊跋”“陈乃乾记与又记”。陈乃乾在日记中记录：1923年1月25日，“韵斋来，以新印《邓析子》《怀米山房吉金图》托其带赠静庵。” ^［5］ 王国维收到很是高兴，回信致谢。现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怀米山房吉金图》即为陈氏印刷版本。

在补写目录时，陈乃乾错将“大宫鍾”“祝阿鍾”中的“鍾”写为“鐘”。《康熙字典》中释“鐘”：“《说文》乐鐘也。按《周礼》皆作鍾，古字通用”，释“鍾”：“《说文》酒器也。《正字通》壶属，汉大官铜鍾即壶也”，释“壶”：“夏商曰尊彝，周制用壶，有方圆之异。”《说文解字》曰：“鐘，乐钟也。”“鍾，酒器也。”商周金中两字通用，战国晚期之后，“鍾”“鐘”分别特指酒器和乐器，并一直沿用至汉代。朱凤瀚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以安邑下官钟自名为鍾为例，认为最晚在战国晚期已将圆壶称为鍾，另有一例梅原末治《战国式青铜器之研究》图版七八藤井善助氏所藏虺龙饰壶。所以汉代称“鍾”实为承战国之器名。 ^［6］ 正如称方壶为“钫”，汉代称圆壶为“鍾”，但纵观清代的金石学研究历程，早期的金石著作似乎并未清晰地将汉代的“壶”“鍾”“鐘”区别开来。《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收录的王长子钟，自名为鍾，作盛贮器，阮元定名时却误作“鐘”，与作为乐器的孔文父钟同置于“汉鐘”的条目下。 ^［7］ 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中严格按照器物自名命名，自名为鍾者即为鍾，自名为壶者即为壶。曹载奎在《怀米山房吉金图》中清晰的区分“鍾”与“鐘”，如“大宫鍾”“祝阿鍾”“鲁原鐘”“周公牼鐘”，但壶形器有名为壶者，有名为鍾者。清代“鍾”与“壶”定名的混乱大抵是自宋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收录的汉太官壶也就是《考古图》中的大官铜炼，自名为鍾，《宣和博古图》的说法与《东观余论》一致：“盖壶以取其形，鍾以示其成。”

二、《怀米山房吉金图》与古器物的记录方式——碑刻

以碑刻的方式记录古器物图像的传统可追溯到嘉祐八年（1063）刘敞的《先秦古器记》（已佚），刘敞以购藏的11件青铜器，撰《先秦古器记》，序言中记其编撰初衷与“攻究之法”：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做精巧，有款识，皆科斗书……众不可概，安知天下无能尽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终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 ^［8］

“石刻”在宋代属于相当昂贵的记录方式，刘敞刻石著书反映出本人对青铜器图像的重视，其目的仍以赏鉴为主，还曾将吉金碑刻墨拓下来赠予欧阳修，三代的庙堂礼器借由碑石成为好古博雅者鉴赏的对象，即便没有原器，也可以通过观看拓片进入三代世界。

除此图谱类碑刻之外，还有刻铭文款识于石上者，《籀史》中记：“皇祐三年（1051），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齐量，又诏墨器窽以赐宰执，丞相平阳公、命承奉郎知国子监书学杨元明南仲释其文。” ^［9］ 神宗煕宁元年（1068），司封员外郎知和州胡俛取器款五铭作《古器图》，刻之为石。赵明诚言：“初，皇祐间修大乐，有旨付有司考其声律、制度，而模其铭文，以赐公卿……故模本世间绝难得。”《金石录》中论《周敦铭》所用即是友人董子上的皇祐赐本。 ^［10］ 翟耆年亦言“皇祐初仁宗皇帝召宰执观书太清楼，因阅郡国所上三代旧器，命模款以赐近臣。” ^［9］ 可见《皇祐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所据为同一祖本，即皇祐间御赐摹本，非拓本。 除此之外，还有僧湛洤的《周秦古器铭碑》、赵明诚的《古器物铭碑》，2021年由中国美术学院与西泠印社主办的“两宋的金石世界”展，曾展出过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宋石刻江州公库本（图5），追溯其石本，亦有残帙，现藏于台北傅斯年图书馆。

《怀米山房吉金图》便是沿袭前人旧法所作，是一部既图古器之形，又摹古器铭文的碑刻图谱。

柯昌泗评叶昌炽《语石》曾言：

石刻之释古今字，译异国文者，释文之石，若潘惬山石鼓文音训等，已皆列及。溯其体制，则三体石经，及唐人之阳华岩铭，亦其先河也。宋刘原父之先秦古器物评，摹刻古器形式文字于石，加以考释，亦释文之类。刘书不传。南宋薛用敏钟鼎彝器款识，初亦为刻石之本。元明人锓本覆刻，改为黑字，今故宫尚有残拓本师 䪻敦等一两页也。刘燕庭清爱堂款识，即用此式。而苏州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又师燕庭之式者。以石刻论，皆可附释文之条流矣。

此言论及刻石之事，自魏晋至清，自汉魏石经、古器碑铭至《怀米》《清爱堂》一类石刻图谱，应分属三个系统：刻经、刻铭、刻器图。三类不同形式的石刻，其背后隐藏着自研经证史向艺术鉴藏的转向。

《怀米山房吉金图》原碑由王石香、孔莲芗、吴松泉共同作就，秋舫之好友张廷济作序，“周齐侯罍”后有阮元跋，“大吉壶”后有郑国基跋，又以拓本赠同好，借由此图，形成以曹载奎为中心的金石交游圈。

王国维在《随庵吉金图》序中阐述金石研究的方法：

至于文字、世谥，尤为纠纷，自王、薛已至阮、吴诸说，其可信者，十不过四五。盖一人学识有限，而方来之心思耳目无穷；今日所能为者，在留其文字形制于天壤间，使天下后世，皆得而攻究焉。

曹载奎摹文必肖，绘形必审，释文阙疑，且碑石这类材料便于保存，不易损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原作，打破空间界限留以今人探讨、打破时间界限留以后人补释。

放在学术研究的脉络中，以碑石为载体、以吉金为主体图像的金石图谱的刊刻传统，将“三代铜器”与“汉唐碑刻”纳入同一范畴，将金石学中的“吉金之学”与“碑刻之学”相互衔接。

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自汉以后始……欧阳公《集古录》跋云：‘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朱剑心多引叶昌炽说法，“三代以上，有金而无石；秦、汉以下，石盛而金衰，其有纪功述事，垂示来兹，咸在于石。” ^［13］ 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礼崩乐坏，文字记录的载体由钟鼎彝器转向碑石。马衡认为商周铜器之勒铭，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于之后世，故重视勒铭之器，是因文以见器，后乃借器以传文，是故器不必皆有文也。随着铜器的礼乐之用渐薄，功利之用渐重，文字本身的叙事功用越来越为学者所重视，秦汉之时文字开始逐渐脱离铜器这类载体，独立于碑石之上，碑石的作用与如今使用的纸张一样，传递文字信息是它最主要的作用。如果说三代铜器是“因文以见器”，碑石是“籍石以传文”，那么将青铜器的图形刻于石上，则让碑石在“以石传文”的作用之外，兼具了“以石见器”的功能。平面化的古器物图像也失去了铸刻铭文的“媒材”的身份，变成纯粹的图像形式。

三、《怀米山房吉金图》著录的嘉礼壶尊

《怀米山房吉金图》中收录了一件政和礼器——嘉礼壶尊（图7-图8），作为为数不多的流传至清代的政和礼器，关于嘉礼壶尊的讨论多次出现在清代的金石著录中，重视铭文考证的清代金石学家在论及这件宋代新成礼器的铭文时出现了诸多谬误，曹载奎即为其中之一。

曹氏误将此器考证为周器，定名为周嘉礼壶，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依据陈秋堂所藏拓本摹入，判定其字体近乎小篆，误判为战国时期的秦国器。同时，阮元根据此器与书中另一件甲午簋书体相似，判断两器皆为昭襄王时期的器物。 ^［14］ 直至孙怡让在《宋政和礼器文字考》中驳斥阮元，通过考释铭文文体，认为嘉礼壶尊的铭文文体与翟耆年《籀史》中收录的铭文文体类似，判其为宋器。 ^［15］ 自此之后，关于嘉礼壶尊的年代争论才告一段落。之后，清末学者许瀚在讨论明神鼎时谈及，此器与嘉礼壶尊、甲午簋的器铭均不称王而称帝，“明神”二字与甲午簋如一人所写， ^［16］ 应该是同期所造，也就是大约在政和甲午年（1114）前后，虽具体年份难以考订，但可以确定三器均为政和年间的新成礼器。

曹载奎与阮元的错误考证既反映出宋人仿制古礼器的水平，也说明了清代金石学家对三代古物认知的偏误。

该器底部铸有铭文：帝肇爯（称）嘉礼，乍（作）壶尊，用荐神保是享，隹（唯）休于永世。 ^［17］62

通过梳理宋代金石著录的成书时间和政和礼器的作器时间可知，成书于政和礼器之前的古器物图谱有刘敞的《先秦古器记》、皇祐三年的《皇祐三馆古器图》、熙宁元年的胡俛《古器图》、元祐七年（1092）的吕大临《考古图》、大观元年（1107）初修的《宣和博古图》。上述图谱中流传至今的，除了《考古图》，仅有重修版的《宣和博古图》，其中保留了部分初修版的痕迹，可供参考。“乍”（作）“享”“隹”（唯）“用”“于”可在《考古图》中找到相近的字形，“肇”“是”“休”“永”可在《宣和博古图》中找到相近的字形。《周礼》中出现“壶尊”一词，但三代铜器罕见以此自名，宋代金石学家完成了壶尊之名与壶尊之形的匹配，《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中皆有收录。吕大临、王黼著书也是汇集多方材料，上述图谱应该都是他们的参考范本， ^［12］103 因此，政和礼器的作铭文者或许也是参考了《先秦古器记》《皇祐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多本著录。

“帝”“保”二字，在《考古图》《宣和博古图》没有如嘉礼壶尊铭文一般的写法，但笔者在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找到了极为相似的写法，此书的成书时间晚于嘉礼壶尊的铸造时间约三十年，但不妨作为宋人所见青铜器的参考。

嘉礼壶尊的铭文书风直追三代金文，上述图谱及法帖为宋人可见的资料，笔者查询现存的金文拓本后，大致有如下判断：“帝”近似西周中期的寡子卣，“肇”近似西周早期的叔作南宫鼎，“乍”（作）近似西周晚期颂鼎，“用”“于”与诸多三代金文写法相仿，“保”近似战国早期齐陈曼簠，“是”近似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享”近似西周早期大盂鼎，“隹”（唯）近似周宰辟父敦、颂簋，“休”近似西周早期的宜侯夨簋，“永”近似西周早期的叔京簋。（表1）通过比对宋人摹本与当代的三代金文拓本可见，今人看到的材料与宋人可见的材料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当代的材料也可作为辅助证据，说明作铭文者直接以当时存世的铜器为范本的可能性。

宋代金石学家、篆刻家对三代铭文研究严谨、描摹毕肖，清人又重铭文而轻器型纹饰，导致后人断代常有偏误。随着近现代材料的不断丰富，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了解到部分铭文字体受到传抄古文的影响，流露出宋人新意。其中“礼”“神”二字最为典型，三代金文用“豊”为“礼”，而不从示，《古老子》《新集古文四声韵》作，丁度的《宋本集韵》南宋明州刻本，引《说文》为“禮”字， ^［18］ 因此，嘉礼壶尊铭文中“礼”字的写法应该是受到当时文字研究影响。除嘉礼壶尊外，宋代新成礼器甲午盨与政和盨中的“礼”字写法也各不相同，甲午盨的“礼”字写法自唐宋之后才开始出现，显然是作铭文者受到了传抄古文或后来书法的影响。政和盨的“礼”字在字形上沿袭了三代金文用“豊”为“礼”不从示的写法，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了宋代传抄古文的影响。（表2）三代金文中的“神”字作，从示从申，叶玉森、于省吾、徐中舒等学者，皆认为“申”是“電”之本字，像电耀曲折激射之形，嘉礼壶尊的“神”字写法与三代写法颇不一致，反而与《古老子》《新集古文四声韵》中的颇为相像。新成礼器中甲午盨 与帝作簠中各出现两种不同的“神”字写法，当然，也不排除摹录者摹写出错的可能，如天锡盨 中的“神”字，在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石文字》与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发帖》中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写法。（表3）嘉礼壶尊、甲午盨、政和盨、天锡盨、帝作簠1、帝作簠2六器现已不存，仅能从传世图谱中窥视其字形。除此之外，“帝”“壶”“保”“是”“享”“唯”“休”“永”八字均可在宋人摹写的传抄古文中找到出处。（表4）因此，政和礼器的作铭文者或也可能以传抄古文为摹本。时至今日，去古已远，现代学者很难完全复原政和年间制礼作乐的细节，关于政和礼器的铭文模本问题，笔者仅依文献著录，列举三种可能，以供批评参考。

上述宋代新成礼器中，帝作簠1铭文为翟汝文作，并收录于《忠惠集》中，孙怡让推测天锡盨亦为翟氏作铭，容庚认为甲午盨与甲午年间诸器 均为翟氏作铭，清末金石学家许瀚曾提出嘉礼壶尊与甲午盨制作时间相近，由此看来，嘉礼壶尊铭文或也为翟氏作。在文体上，翟汝文大致遵循三代铜器铭文“某时、某人因某事为某作器”的句式， ^［19］ 又常在文末加“无斁”一词。翟汝文作铭以三代铭文为范本，又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融入了自创的词汇，形成“翟氏文体”，之后高宗朝制作仿古礼器时又常常以此为范本。

翟汝文之子翟耆年在《籀史》中记录了徽宗朝制礼作乐的史实，据《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记：以籀名史，特因所载多金石款识，识篆隶之体为多，实非专述籀文所录。现《籀史》仅存上卷，记录了《徽宗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宣和博古图三十卷》《皇祐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李伯时考古图五卷》《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一卷》等成书背景、大致内容，政和年间出土或保存下来的碑刻以及徽宗所用祭器之铭文款识，牛鼎、壶尊等宋人新创的自名均可在上述图谱中找到出处，这些图谱或许就是翟氏家族制礼作乐的范本。虽下卷已佚，但根据所存目录可见，下卷多为收集的古器款识或私家编撰的款识图谱，比如《赵九成著吕氏考古图释》《广川董氏古文集类十卷》《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翟汝文作为徽宗时制礼作乐的骨干，史称“好古淹博，精于篆籀”，政和礼器的很多铭文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也曾自制仿古铜器，家中藏有很多古器、图样、铭文拓本，或为其子收录于《籀史·翟式三代钟鼎款识三卷》之中。 ^［20］ 翟式一族在经学方面家学深厚，翟汝文之父翟思为太学博士，自小的耳濡目染也为他日后的礼制实践奠定了基础。

宋代新成礼器的制作与金石学的发展相辅相成，翟耆年于《籀史》中言“帝承天休，宪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彝器，凡祀圜丘、祭方泽，享太庙及祢宫诸器，命我先人典司制作，肇新宋器，匹休商周，铭功以荐神祗祖考，罔有弗格。于是一洗汉唐诸儒臆说之陋，万世而下，始识三代尊彝之制，使六经所载不为空言”。 ^［9］ 宋代士大夫对出土的三代铜器加以考证，识文正字，因袭三代礼制，制作仿古铜器，力求再现三代，其制礼作乐的辉煌成果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清代中早期金石学家的研究视野，成为金石学家研究的课题。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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