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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中国画展开，是我个人中国书画史研究的尾篇。研究中国近现代艺术的知名专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曾表示，对这一课题作此类综述为时尚早，故而我在撰稿时也颇感惶恐。但结果表明，本书实现了对我个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心得的一次适时总结。20世纪40年代，我曾师从沪上书法名家李健，之后的赴美留学经历为本人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要特别感谢现执教于牛津大学的苏立文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荣休教授牟复礼（F. W. Mote）、罗伯特·贝格利（Robert Bagley）教授和韩书瑞（Susan Naquin）教授，华盛顿大学的谢柏轲（Jerome Silbergeld）教授以及香港大学的万青屴教授对书稿各个章节的审校和评注。牟复礼和谢柏轲两位教授对《序言》的精到评论有助于我提炼和厘清本人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现代化问题及史学实践等方面的认识。万教授与我分享了他对李可染和潘天寿作品的特别洞见，他还不吝个人的宝贵时间与精力，为我核实了诸多疑难的引文出处，并从个人的海量文献档案中择要拍照后寄送给我。感谢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石守谦博士协助搜罗台版书籍，台湾大学的傅申教授则为我提供了张大千作品的相关信息。本人谨对这些挚友和同事所给予的鼓励和鼎力相助表示由衷的感谢，是他们扶助我迈入了这个全新而又陌生的领域。
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诸位中，我要特别感谢菲利普·德·蒙特贝洛（Philippe de Montebello）馆长和布鲁克·罗索·阿斯特亚洲艺术部的屈志仁（James C.Y. Watt）先生给予此书的热忱支持。在主编约翰·P·奥尼尔（John P. O'Neill）的指导和英明引领下，我有幸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出版了众多关于中国艺术的精美著作，对此我深表感激。本人尤其需要感谢的还有我的长期合作编辑艾米丽·华特（Emily Walter），她卓越的语言天赋和措辞能力令彼此的合作既轻松亦有益。我还要感谢出色的编目者珍·瓦格纳（Jean Wagner）对注释所作的悉心审订。
此外，我还需要致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众多挚友和前同事：何慕文（Maxwell K. Hearn）、史文慧（Judith G. Smith）、渡边雅子（Masako Watanabe）和朱阳明，他们对此书重要细节的梳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本书对跨文化价值的表达。我还要感谢三位协助进行参考书目和插图编目工作的年轻同事，其中，张以国在课题研究的初期致力尤多，经崇仪承担了不可或缺的插图筹备工作，冯良冰则负责校核史实并协助参考书目的翻译工作。一并需要致谢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马昆德图书馆（the Marquand Library）的弗兰克·钱斯（Frank Chance）、葛思德东亚图书馆（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的格努尔·尤尔达库尔（Gonul Yurdakul）以及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员江文苇（David Ake Sensabaugh）博士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还要向赋予书籍精美装帧的设计师约瑟夫·丘（Joseph Cho）和斯蒂芬妮·卢（Stefanie Lew）表达谢意和祝贺。最后，我要感谢彼得·安东尼（Peter Antony）、梅伦坦·亨斯（Merantine Hens）、梅根·阿尼（Megan Arney）和丘明奇（Minjee Cho）所在的排版设计与制作团队。可以说，若是没有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仁们的专业素养与倾情付出，这本高品质的精美书籍是不可能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2000年12月，新泽西州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