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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典范:作为书法性艺术的山水画

整个 11 世纪,文人与艺术家热衷于“文”(文学和艺术实践)、“道”(至理)的关系之辩。理学名家周敦颐(1017—1073)秉持“文以载道”的观点,强调在儒治时代,文化必须服从道德和政治规范。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艺术追求乃是提升自我修养的有效途径。苏轼肯定了文学、书法、绘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与其说艺术是艺术家的工具,不如说是艺术选择了艺术家以实现“道”的力量。 [1] 正所谓“道可致而不可求”,苏轼解释道:“吾文如万斛泉源……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1094 年,苏轼的门生黄庭坚(1045—1105)因受恩师牵连遭贬。在唐代楷书大家的影响下,北宋初年的书法显得工稳有余、乏于天真。黄庭坚对此颇有微词:“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 [2] 从碑帖到简牍,黄庭坚对各类古体书法孜孜以求、无所不工,并认为:“草书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他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图 1.26)以“狂草”书之,奔逸回旋、碰撞融合,其“圆笔”摆宕生姿,气象万千。以“观”字为例,遒劲灵动的笔法创造出了三维立体的形貌。在强调用笔之法、双钩回腕的重要性时,黄庭坚建议应做到“掌虚指实”。

图1.26

黄庭坚(1045-1105)

《廉颇蔺相如列传》(局部)

约1095年

卷 纸本墨笔

34.3厘米×1840.2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988年顾洛阜遗赠(1989.363.4)

图1.27

米芾(1052-1107)

《吴江舟中诗》(局部)

约1100年

卷 纸本墨笔

31.3厘米×557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984年顾洛阜为致敬方闻先生而捐赠(1984.174)

书法家米芾(1052—1107)亦为苏轼的仰慕者。他兼善书画,长于鉴赏园石珍砚,因行为乖戾而别号“米癫”。米芾对唐楷众家,尤其是颜真卿的书法(图 1.13)颇多贬抑,认为其运笔做作,“挑剔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相反,他对出土的竹简、金文和碑铭则偏爱有加。米芾曾写道:“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 在大字行书《吴江舟中诗》卷(约1100,图 1.27)中,“战”字(图 1.28)高达 25.4 厘米,其余每字高达 10.16 厘米,颇具苏轼所言“风樯阵马”的气势。 米芾也曾向徽宗这样描述自己与黄庭坚、苏轼的书风差异:“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臣刷字。” 在《珊瑚帖》(约 1101,图 1.29)中,米芾用圆转翻腾的笔法,“画”或“刷”出一枝插于“金座”上的三叉珊瑚,“金座”由三重退隐的三角形山形母题构成,帖中形象具备米芾自谓的“八面”之观。

在《秀石疏林图》(图 1.25)中,赵孟 (1254—1322)追随米芾《珊瑚帖》“画”出物象的书法性笔触,也运用篆、隶和草等技法书“写”林石。而在《双松平远图》中(约 1310,图 1.30),赵孟 则以极富书法表现力的“圆笔”解构了北宋郭熙的再现性语汇。 [3] 郭熙的《早春图》(图 1.24)运用纵逸超脱的笔触表现松石隐现、云雾缭绕的情境。相比之下,赵孟 《双松平远图》的书法性圆融笔触则更趋冷静从容。赵氏笔法的抽象性是元代反对图绘幻像之变革的核心所在。赵孟 虽有意要杜绝作品的形似再现功能和画面的纵深感,但其飘忽回旋的笔势却还是将个人的体态和行迹融入到了画面之中,表现出一种在空间内自由挪移的有机立体情态。正是由于赵氏笔法承载着艺术传统的渊源,其形式结构才能够传达出他的个人意趣。至 17 世纪初,晚明书画领袖董其昌(1555—1636,图 1.31)又主张以书入画来求“变”。他宣称:“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

图1.28

图1.27米芾《吴江舟中诗》局部

图1.29

米芾(1052-1107)

《珊瑚帖》(局部)

约1100年

卷 纸本墨笔

26.6厘米×47.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1.30

赵孟 (1254-1322)

《双松平远图》(局部)

约1310年

卷 纸本水墨

26.7厘米×107.3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王季迁家族旧藏

1973年狄隆基金捐赠(1973.120.5)

另一个将书法与绘画完美融合的例子是石涛(1641或 1642—1707)。1644 年,明宗室朱若极以“石涛”之名行世,法号“原济”,幼年获家臣护佑得以幸存。他精于翰墨,各体俱备,钟爱创作册页。这类由十余帧单页集结成册的作品主题广泛——从行游、花果、四季山水到笔墨技巧的诗情与心得——在过去与现在、自省与玄思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上建立起多种关联。在小型册页《归棹》(1695,图 1.32)中,十二幅山水花卉与题诗一一对应。其中,首页题诗道:

落叶随风下,残烟荡水归。

小亭依碧涧,寒衬白云肥。 [4]

石涛的书法采用钟繇古体,流畅“肥腴”、饱满圆实,富于立体感的笔墨优雅萦转,与“落叶”的诗意神合。他不仅使整本册页的画风、题诗的情感与内容相辅相成,还糅合了今隶、草隶、楷、行或草等各种书体,可谓气象万千。《归棹》第五页(图 1.33)又题诗道:

潦倒清湘客,因寻故旧过。

买山无力住,就枕宿拳宁。

放眼江天外,赊心寸草亭。

扁舟偕子顾,而且不箄丁。 [5]

与空旷画面上的孤舟潦倒思乡客相对,得钟繇遗意的石涛书法显得迫塞满纸。白沙江北岸(近江苏扬州)的“寸草亭”最后并未成为石涛的终老之所。1696 年末,石涛这位“潦倒”的艺术家在扬州修建了“大涤草堂”,此后他定居于此直至 1707 年离世。

图1.31

董其昌(1555-1636)

《夏木垂阴图》

约1635年

轴 纸本水墨

321.9厘米×102.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山中人物图》(17 世纪 90 年代末,图 1.34)中,清初个性派大师石涛大胆溯古,再现古人对书与画、笔与墨神合的信仰,即他所谓的“一画”(“原初线”或“一笔画”)。 [6] 他在《画语录》中写道:“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笔与墨会,是为氤氲,氤氲不分,是为混沌……自一以分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氲,天下之能事毕矣。”可以说,在践行“中得心源”(8 世纪张璪论)的过程中,石涛山水视觉架构的书法性要远胜于图像性。他在回顾其颠沛多舛的一生后总结道:“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

图1.32

石涛(朱若极,1641或1642-1707)

《归棹》十二开之一《归棹》

约1695年

册页 纸本设色

21.1厘米×13.5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唐炳源唐温金美旧藏

1976年方闻夫妇为向

道格拉斯·狄隆夫妇致敬捐赠(1976.280)

图1.33

石涛(朱若极,1641或1642-1707)

《归棹》十二开之五《潦倒清湘客》

约1695年

册页 纸本设色

21.1厘米×13.5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唐炳源唐温金美旧藏

1976年方闻夫妇为向

道格拉斯·狄隆夫妇致敬捐赠(1976.280)

图1.34

石涛(朱若极,1641或1642-1707)

《山中人物图》

17世纪90年代末

十二开册页之一

纸本设色

24.1厘米×27.9厘米

美国纽约王季迁家族旧藏

[1] 见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254-299。

[2] 关于黄庭坚与米芾的讨论,见Fong et al, Images of the Mind , 76-91; 亦见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143-160。

[3]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 421-427.

[4] 见Fong, Returning Home , 36。

[5] Fong, Returning Home , 52.

[6] 原初线(Primordial line)是周汝式创造的术语;见 Chou, In Quest of the Primordial Line . U4uzAm49nu1q55Rz9GeLyPEedQUrHyBqAmNPf4Nk0uQ4/rKs8MtLiAer1vAruS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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