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汉唐奇迹”在敦煌 ^[1]

一个多世纪以前，阿道夫·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1835—1910）曾在《考古发现一世纪》（1908）中将艺术定义为历史。他认为，艺术是一部关于艺术家与艺术品的历史，两者始终存在着重要的历史关联。他指出，与传统的考古金石学研究相比，艺术史学家的视觉与形式分析可以更加准确地揭示出更多考古发现艺术品所承载的信息。他写道：“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形式和色彩丰富多样的（视觉）结构，可以不再完全依赖于文献资料所构成的看似坚实、实则脆弱的框架了。”米海里司的结论是：“艺术品具备自身的语言，我们的任务是理解并阐释它。” ^[2]

1929 年，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社科部主任的郭沫若（1892—1978）将该著作译成了中文，即《美术考古一世纪》。 郭沫若的译著获得了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业界同行的普遍认可， 并对中国的美术与考古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郭沫若当时留学日本。在翻译过程中，他采用明治—大正时期的表述（或因误译）将德语Kunstarchäologischer（“艺术考古”或“艺术与考古”）译成了“美术考古”。由此，“美术考古”一词便在中国的学术界落地生根。但是，该词本身的要义——绘画、雕塑等考古发掘品具备自身的视觉（形式）语言，并因此成为“艺术史”的组成部分——反而被传统的中国学界忽视了。 多年来，考古与美术已经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两门独立的学科：一为“田野考古”，主要指中国考古院校（以北京大学最为知名）所设置的“层位学”与“类型学”等相关课程。另一为主授绘画、雕塑与装饰艺术技能的美术院校（北京、南京和杭州等地）所设置的“艺术史”。在美术院校中，关于中国传统美术史的论题仅被作为附属学科内容，相关教学依赖的是文献典籍。 其后果是，对于绝大多数从敦煌（甘肃省）、云冈（山西省）、龙门（河南省）和四川的古代石窟寺，以及太原（山西省）、青州（山东省）和河北省等地墓葬、窖藏所出的绘画与雕塑，艺术史学家并没有从“视觉”艺术史的角度给予它们足够的关注与研究。套用米海里司的话说，艺术史学家尚未讲明白那些“我们的任务是理解并阐释”考古发现的艺术作品的语言。

1941 年至 1943 年，现代国画传奇大师张大千（1899—1983）曾率弟子徒众赴莫高窟等地临摹敦煌壁画。1943 至1944 年，罗寄梅（1902—1987，张大千之友，“中央通讯社”摄影记者）携夫人刘先在敦煌拍摄了两千余幅洞窟壁画与雕塑的照片，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图 3.1）。1965 至 1966 年，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获得了这套照片的副本。为了与公众分享这批珍贵的档案，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中心决定将照片按照绘画与雕塑的“可靠视觉序列”（据罗樾的定义）编排后集册出版。

汉代覆灭后，中国进入所谓的“分裂时期”（220—589）。但此时，南北朝政权的更迭并未影响中国的多民族共存以及——经由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海路——与印度、南亚、中亚甚至更远的西亚开展经贸与文化交流的开放格局。佛教圣殿莫高窟地处丝路东端，它见证了一种在中国被称作“凹凸画”的明暗法由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并逐渐演变为中国本土化视觉语汇的过程。 随着“凹凸画”技法的中国化及其向“粗细有变”笔法的转变，外来的明暗法作品激发出人们对模拟写实主义的追求，最终促成了8 世纪时唐代人物与山水画艺术在三维再现方面的造诣。

自张彦远作《历代名画记》（成书于 847 年）至今， ^[3] 虽说不乏中国古代绘画史通论，但当代的中国绘画史学家却还是长期迷失于经典名作的后世复制品、摹本和赝作之中。 相反，敦煌的考古遗存却是一部能够连贯反映 5 世纪初至 14 世纪中国艺术发展的信史。当被作为“可靠视觉序列”加以研究时，敦煌的佛窟壁画与造像本身就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中国艺术史实录。更为重要的是，此前仅散见于张彦远等人著录中的顾恺之（约 344—约 406）、张僧繇（约活跃于 500—约 550 年）、阎立本（约 600—673）、王维（701—761）、韩幹（约活跃于 742—756 年）、吴道子（约活跃于 710—760 年）等这些旷世奇才的有关信息，如今已经能够在敦煌的视觉实据中获得更多的释读。

[1] 本章内容曾发表于 Georges-Bloch Jahrbuch, Special Editio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Helmut Brinker’s Retirement , vol. 13/14:151-186. Zurich: 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2009。

[2] 见 Michaelis, Century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 304-340, 特别是 307 和 339页。

[3]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见于《画史丛书》一；亦见Acker, Some T’ang and Pre-T’ang Texts 1: 61-382. gH5h1OMixKCKWDX4jJQiPnCWFBTXmqOHFb8FIFMxLydhxqLdF74ujYN7QSjeqz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