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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检验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谈晟广

“现在,我们可以检验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了。” [1]

1973年11月,随着《宋元绘画》图录的出版,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教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部特别顾问方闻在媒体上如此宣称。该图录详细分析了大都会从书画鉴藏家王季迁手中购得的25件宋元绘画珍品。

那么,方闻教授又何以认为,“现在”,也就是1973年,是检验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这就要从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亚洲艺术的历史说起。

尽管早在1872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已经开放,不过直到100年后,它在中国书画收藏方面才真正开始跨步追赶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佛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和位于堪萨斯城(Kansas city)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等其他馆。

美国博物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始于波士顿美术馆。1890年,该馆专门兴建了一个侧厅,用以展览亚洲艺术品。后来,在美国人费诺洛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35-1908)和日本人冈仓天心(1863-1913)等人分别于1891年至1896年和1911年至1913年的经营下,一度就是美国本土(甚至是整个西方)最大、最全、最精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地。 [2] 直到收藏家查尔斯·朗·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在华盛顿特区捐建的佛利尔艺术馆在1923年揭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业家佛利尔,凭借一己之力,除了爱好收藏各种中国古代器物(如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等)和佛教造像之外,他收藏的中国古画达到惊人的1200余幅,在数量上拔得头筹。 [3]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是这两家馆却抓住了机遇,收藏了一些中国古画精品:前者在第三任馆长(任期1958-1983)李雪曼(Sherman Emery Lee,1918-2008)期间建立起收藏,李雪曼1952年任东方艺术部门的主管,1958年任馆长,1959年聘何惠鉴(1924-2004)为中国部主管,可谓如虎添翼;位于堪萨斯的后者,原本是两个分开的馆,直到1983年才合并用现名,为该馆中国古代艺术品馆藏建立功勋的是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 1907-1988),在20世纪30年代就买到了北宋许道宁的《渔父图》,20世纪60年代则购得传马远《西园雅集图》(《春游赋诗》)。 [4]

图1 塞缪尔·阿维瑞收藏的东亚瓷器陈列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摄于1907年(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然而,如果再来看看大都会在中国古代绘画方面的收藏简史,截止1970年,则要明显比上述诸馆逊色很多。

187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艺术品经纪人兼藏家塞缪尔·阿维瑞(Samuel P. Avery,1822-1904)手中购得第一批约1300件中国和日本瓷器,这是东亚艺术品入藏大都会的开端【图1】。1915年9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式成立“远东艺术部”,来自荷兰的学者博世·瑞兹(S. C. Bosch Reitz,1860-1938)成为首任主管,不过这个所谓的部门只有一名助手,保存着1879年以来收集的杂七杂八的亚洲藏品。 [5] 早在1912年,大都会聘请加拿大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为研究员,并让他在中国负责征集藏品,然而,除了1924年的一套青铜柉禁器组让大都会独树一帜之外【图2】,在卷轴画方面,福开森为大都会购买的绝大多数作品至今尚不能在展厅展出——品质最好的一件大约是钱选款的《归去来辞卷》【图3】,其他大多则是伪赝品【图4】。 [6] 由于这些卷轴画受到普遍的质疑和否定,最终福开森与大都会的合作不欢而散。此后在一些人士的支持下,该部门又获得一批中国瓷器和佛教雕塑的收藏,中国绘画部分的收藏则一直乏善可陈。

图2 商 青铜 禁器组,端方旧藏,经福开森之手,1924年入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3 元-明 钱选(款) 《归去来辞卷》局部,经福开森之手入藏大都会,John Stewart Kennedy Fund, 1913(13.220.124,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927年,瑞兹从远东艺术部退休。次年,年仅30岁的普艾伦(Alan Priest,1898-1969)继任,不过他的口碑好像并不太好,因为这位负责人搞不清藏品的具体年代和属性,有时在博物馆刊物上又发表一些不知所谓的结论。 [7] 对此,普艾伦的副手恩斯特·阿希文(Ernst Aschwin Prinz zur Lippe Biesterfeld,1914-1988)深感不满,在一份1955年10月31日的备忘录档案中,他称普艾伦对“学者们为谁、何时、画了什么之类的争论”不以为然,然而,正是需要搞清楚这些事情,“是博物馆研究员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领取薪水的原因。” [8] 1946年,普艾伦以30万美元,当时的天价购入画商白威廉(A. W.Bahr,1877-1959)手中的142件中国卷轴画,他认为这是美国博物馆收藏的“顶级中国古画”。 [9] 遗憾的是,这些藏品中除了大理国《维摩诘绘经卷》和元代画家周东卿的《鱼乐图卷》尚可观之外【图5】,绝大部分都是无法展陈的劣质伪赝品【图6】。 [10] 多年以后,王季迁对白威廉的藏品如此评价:“白威廉总共收藏了149件作品,其中只有15件属于博物馆收藏级别。”大都会的前任馆长霍文也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史上,买入白威廉藏品属于一个污点。” [11] 普艾伦直到1963年才不情愿地因年满65岁达到大都会的任职上限而退休,他甚至向纽约州上诉,试图延长任期,遭到败诉。普艾伦退休后,继任者是周方(Fong Chow,1923-2012)。

图4 佚名 《山水》局部,经福开森之手入藏大都会,John Stewart Kennedy Fund, 1913(13.100.26,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5 元 周东卿《鱼乐图》局部,1946年经普艾伦之手购自白威廉,Fletcher Fund, 1947(47.18.10,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6 佚名 《山水》,1946年经普艾伦之手购自白威廉,Fletcher Fund, 1947(47.18.15,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期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书画收藏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而同时,该馆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波士顿美术馆、佛利尔艺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等,却充分利用市场的流动性,不断扩大各自的亚洲艺术藏品。 [12] 与这些馆丰富的亚洲艺术品馆藏相比,大都会实在是相形见绌,以至于1971年何慕文(Maxwell K. Hearn)被方闻聘为“小小的远东艺术部”第一名全职工作人员时表现了极大的犹豫,因为“当时那里展出的亚洲艺术品仅仅局限于大厅上方楼厅位置的陶瓷展和一个较大的中国佛教雕塑展。” [13]

1970年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馆一百周年,道格拉斯·狄隆(Douglas Dillon,1909-2003)开始出任董事会主席(直至1977年)。 早在1967年,方闻就直闯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财政部,寻求时任部长狄隆的支持,以使一批珍贵的中国早期青铜器入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并因此结下终身的缘分。

1970年秋天,方闻意外地接到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于1969年底就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霍温(Thomas J. Hoving)先生的邀请 ,任他做特别顾问,并组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新“亚洲艺术部”——而这一新倡议背后的提出者,正是狄隆,他个人捐赠了2000万美金给大都会,另外还募集了1亿美金。 [14] 当年方闻为普林斯顿大学争取艺术珍品的睿智之举给狄隆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在后来赢得了他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和支持。

图7 1972年4月,方闻与何慕文在airplane hanger书法展展厅(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对于方闻出任亚洲部主管,亲历人现任大都会亚洲部主任的何慕文如此评述【图7】:

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决定性的时刻,对于一个机构来说也是如此。就方闻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言,独特的个性与机遇在1971年开始结合在一处,并由此塑造了这个人和这座博物馆的特质。在此后的三十年中,这个由投入的研究人员、收藏家和赞助人组成的幸运组合共同改变了这座美国杰出的艺术博物馆,使之跻身世界上最全面展示亚洲艺术的博物馆行列,实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广泛收藏世界各地艺术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方闻的坚毅、耐心和乐观态度促成了这一转变。方闻兼具理想主义和坚韧的务实精神,他常常说“万事皆有自己发生的时刻”(Nothing happens till it happens)。方闻虽然也对未来的发展茫然困惑,但是他明了如何耐心等待,并在恰当的时刻全力出击。回顾往昔,有人也许会说,那个时代是一个少有的,也许是最后一个,可以在一个博物馆建构亚洲艺术全貌的时期,但是,在1971年,是否能实现这个目标远非清晰可见,更不用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能否期望与在这一领域早有成绩的波士顿美术馆、华盛顿的佛利尔艺术馆或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相竞争。 [15]

大都会如何追赶上述已经遥遥领先的几家艺术博物馆?霍温、狄隆和方闻等人达成的共识就是——一件一件入藏中国古代书画为时已晚,必须整体收藏,这也就是方闻所提出的“收藏收藏家”之策略,这大概源于方闻早期“培养收藏家”的理念,例如:

早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纽约收藏家莫尔斯(Earl Morse)在方闻的帮助下,便建立起了一批以王翚等四王作品为核心的收藏,并在1969年由方闻指导,他的学生韦陀博士(Ph. D. Roderick Whitfield)策划了“趋古”(In Pursuit of Antiquity)特展。 [16] 1967年,方闻到财政部向狄隆游说并获得支持,普林斯顿大学购买了卡特收藏的青铜器 ,当时的出资人则是阿瑟·赛克勒(Arthur M. Sackle,1913-1987),这些青铜器让赛克勒夫妇确信协助普林斯顿大学征集藏品是很荣幸的,他与方闻就此结识,并接受其指导收藏中国书画。在赛克勒看来,“比那些无价的藏品更重要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本身进步的非凡现象,新一代的学者正在将中国传统的书画鉴赏与西方的艺术史研究交叉结合,毫无疑问,富有感染性的热情和自豪渗透了方闻的研究部门。我们决定参加这个激动人心的冒险,我们收藏的大部分画作在未来两年内为方闻所指导征集。共享的乐趣倍增,因此,我们几乎所有的中国画藏品现在都有了居所……” [17] 赛克勒对石涛情有独钟,他获得了张大千大风堂所藏的许多精品石涛,1973年,在方闻的指导下,以赛克勒的藏品为基础,王妙莲和傅申出版了《鉴赏研究》,系统地阐释和发展了风格分析方法,该书也成为风格分析用于书画鉴定的经典之作。 [18] 此外,方闻还帮助自己的同班同学、金融家艾略特(Edward L. Elliott,1928-1997)建立了杰出的中国古代书法和绘画收藏 [19] ,在当时,只有像顾洛阜(John M. Crowford, Jr., 1913-1988)这样极少的藏家对书法才略有涉足。

据霍温馆长回忆,有一天早上,方闻突然出现在馆长办公室,对他说:“我这里有些东西,它们可能是博物馆历史上能够征集到的最伟大的藏品。”原来,摆在方闻面前有一个极好的“收藏收藏家”的机会——那就是王季迁(1906-2003)。

方闻兴致勃勃地向霍温介绍了王季迁其人:他六十多岁,身体不大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画鉴藏家之一和为数不多的老派文人;自从1947年首次访美,王季迁几乎看遍了美国收藏的中国古画,特别是对大都会的藏品不以为然,因为在王季迁看来,当年普艾伦购买白威廉的那批古画,的确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史上的一个污点。方闻向霍温详细描述了王季迁收藏的25幅宋元绘画,并从中选出一幅进行解读,那就是后来著名于世的《夏山图》。方闻认为,此画是北宋传奇画家屈鼎的作品,而不是王季迁所认为的燕文贵,二者有着天壤之别——问题的关键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夏山图》是南宋时期的作品,而非北宋;最重要的是,王季迁现在答应向大都会出售这批古代精品。方闻强调:我们必须赶在其他竞争对手之前,迅速出手,拿下王季迁手中最好的早期中国绘画,此次征集,将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中国绘画收藏方面后来居上,一夜之间可以与波士顿、克利夫兰和堪萨斯城的几座博物馆处于同等水平,堪萨斯城的席克曼和克里夫兰的李雪曼多年来一直想得到这批藏品,如果大都会出乎意料地半路杀入,将使他们措手不及。 [20]

图8 (传)北宋 屈鼎《夏山图》,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1973.120.1)

其实,早在方闻向霍温介绍这批藏画之前,他已经在王季迁家中一探究竟。据何慕文回忆,1972年,他陪同方闻和日本著名中国绘画研究者铃木敬(1920-2007)教授前去观看王季迁的收藏,其间王取出一幅山水手卷——《夏山图》【图8】,“还没等这个手卷完全展开,方闻就看似随意但又非常坚决地将手卷卷了起来,阻断了所有对这幅佳作可能发出的惊叹。”直到几个月后,当《夏山图》和其他24幅方闻提议博物馆收藏的宋元绘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时,何慕文才意识到,当方闻看到这幅作品时,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便是我们对这幅手卷的热情使王季迁重新考虑是否出让这幅作品,以及以什么价格出让。 [21]

尽管这批藏品实在诱人,然而对于不懂中国艺术的霍温而言,更重要的是保证做到这批藏品不会成为第二个白威廉的“污点”。于是霍温突发奇想,决定邀请几位顶尖学者帮助判断这批藏品,很明显——这让方闻非常恼火,他认为霍温是在请人来挑战他的眼力。不过,也许霍温是对的,在他看来,如果大都会请来克利夫兰的李雪曼和堪萨斯的席克曼等人帮助鉴定,“他们以后就不能对我们这些藏品说三道四了。”最终,李雪曼、席克曼以及班宗华组成馆外三人鉴定小组,来协助大都会是否决定收购这批藏品。面对25件藏品中的24件(还有一件夏圭的山水当时正在运往纽约的途中,只提供了照片),席克曼对方闻说:“此时拿下王季迁的这批藏品恰逢其时,非常幸运。”班宗华则认为:其中有13件属于美国同类古画藏品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画作,有7件册页质量上乘,虽然两件作品的年代和作者有疑问,但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1件作品品质稍差,是二流画家的二流作品,另1件作品则不是很感兴趣。李雪曼则兴致勃勃地连续几个小时查看每幅画作,他几次提到,他对王季迁出售这些藏品的决定感到十分吃惊。至于《夏山图》,李雪曼评论道:“这是一幅巨作,它或许不是出于燕文贵笔下,但毫无疑问是北宋时期的一件顶级作品。我很喜欢这张画。” [22]

最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了此项收购,以250万美元购买了25幅宋元绘画,大都会一举拥有了这些迄今仍是该馆在中国古代绘画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系列作品。此项收购,影响堪称深远——对于霍温而言,他避免了在征集中国绘画上面再次栽跟头的风险;对于方闻而言,这是他担任远东部顾问以来的首次大考,藉此,他不但赢得了董事会及狄隆的深度信任,也为他此后三十年在大都会大展手脚铺平了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狄隆先生成为中国绘画的忠实收藏家,方闻从不对狄隆先生想做的事情提出过多要求,他承诺回报狄隆先生的艺术投资,方闻的克己和尽责赢得了双方三十年的相互敬重和彼此信赖。三十年时间里,狄隆帮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入了135件绘画,其中很多为稀世珍品。 [23] 【图9】按照方闻先生对笔者的口述,后来的很多收购就变得很简单——“就是(打)一个电话(给狄隆)的事情。”方闻太太对笔者回忆此项收购,则如此评价:“好开端!旗开得胜!(Good beginning!Start with a bang!)”

图9 狄隆与方闻,20世纪80年代(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10 从右至左:方唐志明、方闻、菲利普·德·蒙蒂贝罗、王季迁、何慕文与夫人(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对于收藏家王季迁而言,这些古代绘画精品入藏大都会,正遂了他的一个心愿——“好画要去好地方,就像好的女儿嫁给好人家” ,可谓物归其所。有人会说,一种文化最好的艺术品应保存于它生长的国度,然而,诚如王季迁总是迫切地感觉到的,他最好的收藏是人类艺术之精品,应集存于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样百科全书式的艺术机构。 后来,王季迁在其自撰的《宝武堂藏画》“序”中则说:“余自香港而日本而欧美,买画惟自主张。择尤而收,知机缘之不再,时变卖所有以买画,或以旧所蓄画与人交易,宾主各足所求……物聚固无不复散者。是以近年来,博物院主管,好古敏求而商购敝藏,余意亦乐于供诸众,以见余昔所以自娱者。若干目原迹,已属欧美各博物院馆矣。” [24] 【图10】

在狄隆的支持下,1984年,方闻先生又将顾洛阜收藏的177幅书画纳为大都会的收藏,其中包括郭熙、黄庭坚、米芾、徽宗、梁楷、赵孟坚、赵孟頫、鲜于枢、倪瓒、张羽等诸多宋元名家的画作。正是藉由王季迁和顾洛阜的这两大收藏,再加上翁万戈家族、唐炳源温金美家族、唐骝千家族等陆续的捐赠,一举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为欧美最顶尖的中国古代书画收藏博物馆。到1997年,大都会即成为拥有“亚洲之外最大的中国艺术展区”的博物馆。 [25] 霍温馆长的继任者菲利普·德·蒙蒂贝罗(Philippe de Montebello)这样评价:所有的改变,都是源自狄隆的激情和热情,以及对中国绘画精品的不懈追求。 [26]

大都会从王季迁手中购得的25件宋元绘画精品,包括宋人《夏山图》(1973.120.1)、李唐《晋文公复国图》(1973.120.2)、马和之《豳风图》(1973.121.3)、米友仁《云山图》(1973.121.1)、宋人《胡笳十八拍》(1973.121.3)、赵孟坚《水仙图》(1973.121.4)、钱选《羲之观鹅》(1973.120.6)、赵孟頫《双松平远》(1973.120.5)、倪瓒《虞山林壑》(1973.120.8)、王蒙《丹崖翠壑》(1973.121.7)、王冕《墨梅》(1973.121.9)等一系列在后来艺术史撰写中如雷贯耳的名品,构成后来著名的大都会“狄隆厅”(Dillon Gallery)的藏品基础。

当方闻获得了这批绘画作品以后,立刻着手筹办相关展览,很快,当年秋季,画展即开幕——而这本《宋元绘画》,就是该展的图录。 在该书前言中,方闻说:“早期西方收藏家在青铜器、玉器、陶器,以及工艺品的鉴藏上颇有成绩。然而,他们大多觉得中国书画晦涩艰深、难以理解,这无疑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所造成。近些年来,中国书画研究不断深入,一批在亚洲语言和文化领域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西方学者,对书画的研究日益精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要有机会看到最好的书画作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入藏的这批艺术品,品质精妙,皆稀世珍品,此外,它们也代表了宋元时期绘画的主要流派。这些作品不仅能继续拓展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的艺术史研究,而且我们也希望,它们能增进今后东西方在文化和历史等方面进一步的相互了解。”上述文字说明,在方闻看来,书画研究取得进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就是“有机会看”且是“最好的书画作品”。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一生的经验,就是拿艺术品当实物的焦点研究艺术史”——这是基于他一生中所坚持的艺术史研究原则,即:必须基于实物的研究;要以最好的书画建立风格序列的基准作品。

在图录中,方闻创造性地将这25件古代画作按照不同的风格、画面主题和时代,分别以传屈鼎《夏山图》、传李唐《晋文公复国图》、米友仁《云山图》与赵孟坚《水仙图》、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倪瓒《虞山林壑图》和王蒙《丹崖翠壑图》、李衎《竹石图》等画作或串联或转承,划分为以下数个章节:北宋山水画、宋高宗与历史绘画、南宋绘画、赵孟頫的变革、元末隐逸画家、梅竹图,分而述之,构成一个个不同的艺术史小“故事”,最终又汇聚成宋元之变的大“故事”。也就是说,他仅仅利用这25件作品,就小中现大,基本呈现了中国艺术史从北宋、南宋的“状物形”(写实)到元代艺术家的“表吾意”(自我表现)的转变历程——要知道,这些在现在看起来理所当然的概念,要在20世纪70年代理解得十分清晰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当时所有宋元古画的知识均来自对台北故宫藏品并不完全的认识,而中国大陆,海外学者对那里的收藏几无所知。

这本《宋元绘画》的撰写方法,也是后来1975年《夏山图》、1984年《心印》和1992年《超越再现》等经典著作撰写的基本方法。紧随《宋元绘画》展览之后的,是方闻对早期山水画的断代研究,为此他精心撰写了《夏山图:永恒的山水》( Summer Mountains: The Timeless Landscape [27] ——这本著作,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学派风格分析方法的教科书。 [28]

不仅在展览上,在学术研究上,《宋元绘画》均开辟了方闻富有特色的治史范式。他带领他的研究团队,以《宋元绘画》为打头,针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持续增加的珍贵藏品,作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专著。根据陈葆真教授的统计

1973年:Wen C. Fong and Marylin Fu, Sung and Yuan Paintings

1974年:Robert Rolex, “The Eighteen Songs of A Normad Flute”

1975年:Wen C. Fong, Summer Mountains—The Timeless Landscape

1976年:Wen C. Fong, Returning Home

1981年:Julia K. Murray,“Song Gaozong, Ma Ho Zhi and The Book of Odes

1983年:Richard Barnhart,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Gardens and Flowers in Chinese Paintings

1983年:Shou-chien Shih,“Eremitism in Landscape Paintings by Ch'ien Hsüan”

1985年:Richard Barnhart, Along the Border of Heaven—Sung & Yuan Paintings from the C. C.Wang Family Collection

1992年:Maxwell K. Hearn,“The Southern Inspection Trips of Emperor Kangxi”

1993年:Barnhart, Harrist, Chu, Li Kong - lin and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1995年:Richard K. Kent,“ The Sixteen Lohans in the Paimiao Style”

1996年:Yu-heng Feng,“The Life of Li Chieh and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outhern Sung Literati as Reflected in the Postscripts on the Painting Fishing Village of Hsi-sai

1999年:Maxwell K. Hearn & Wen C. Fong, Along the Riverbank—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C.C. Wang Family Collection

2006年:Ping Foong,“Monumental and Intimate Landscape by Guo Xi”

此外,方闻又以该馆藏品为主,先后写了三部中国艺术史的专著:

1992年: Beyond Representation [29]

2001年: Between Two Cultures [30]

2014年: Art as Histo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s One [31]

除了大都会,方闻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也开始大力发展中国书画收藏。同在1973年,阿瑟·赛克勒将他收藏的中国绘画捐赠给普林斯顿大学。 在为大都会收藏宋元绘画并撰写图录中,方闻解决了高古画作的难题,那如何对待明清画作,也就是14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那些画作?他的办法则是——不仅强调这些画作内在的品质,也强调它们的研究性。于是,在他的指导下,赛克勒的这批以明清绘画为主体的藏品,经傅申和王妙莲等人之手,完成了题为《鉴赏研究》(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的图录撰写。傅申曾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画研究专家,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王妙莲则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同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艺术史教育。方闻评价:“迄今为止,在代表中国艺术之双翼的绘画和书法方面取得的成功却较少。在后一领域遇到的诸多困难不仅仅限于语言和技术上,而且也涉及文化和哲学层面;这些困难包括鉴别真伪时,(不同学者所具备的)不同的艺术感知力和态度,以及对艺术独创性和价值的不同认识。”“二人合作完成了这本里程碑性的著作,结合西方和中国最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32]

《鉴赏研究》的出版,广受好评,被认为是“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将该领域向前推进了至少十年……这是所有热爱中国艺术人士的必备书”,“本书有如此丰富和深入的洞察力,必定成为中国艺术课程的经典。这是第一本以中国人的视角使笔法和书法成为中国艺术中有意义之成分的书。” [33] 后来又多次再版,在1987年版的扉页上,如此介绍该书:“此书开创了西方艺术史研究应用于中国艺术研究的新领域,其学术上的重要性与它丰富的陈述相匹配。” [34]

如上所述,就是方闻教授为什么要在1973年宣称“现在是我们可以检验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的原因,就在这一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均一举成为收藏中国古代精品画作的世界一流博物馆。

[1] Wen C. Fong,“Metropolitan's Sung and Yuan Paintings:‘We Can Now Examine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t’,” Art News 72, no.9 (November 1973): 22-29.

[2] 费诺洛萨、冈仓天心以及后来继任主管的罗吉(John Ellerton Lodge, 1878-1942)、富田幸次郎(1890-1976)等人持续不断的努力,留给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古画精品有传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和《五色鹦鹉图》、宋摹本《北齐校书图》、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大德寺《五百罗汉图》100幅中的5件(周季常所作《受胡输赆》《云中示现》《竹林致琛》《观舍利光》和《施财贫者》)、夏圭《风雨行舟图》、陈容《九龙图卷》、元王振鹏《姨母育佛图》等名品。波士顿馆藏的精品图录,可参见Wu Tung, Tales from the Land of Dragons: On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Boston: Museum of FineArts Boston, 1997.

[3] 佛利尔本人和佛利尔艺术馆的相关内容,可参见Thomas Lawton, Linda Merrill, Freer: A Lagacy of Art ,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93.

[4] 克利夫兰和纳尔逊-阿特金斯二馆中国古代绘画收藏的精品图录,参见Wai-Kam Ho, Sherman Lee,Laurence Sickman, Marc F. Wilson et al, 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 Cleveland: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in cooperation with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相对完整的古画藏品图录,参见新近出版的Ju Hsi Chou, Silent Poetry: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Cleveland: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Distribut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5.

[5] Calvin Tomkins, 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 : The 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Rev Upd Su edition,1989, p.167.

[6] 福开森提供的藏品,绝大部分是大都会用John Stewart Kennedy Fund购买的,还有几件是他送的。福开森自信眼光很高,他不接受那些不建立在文献基础之上的观点,他严守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中国的艺术只能按中国的规范来判断,他坚持认为“每个从事艺术活动的人都拥有阐释他自己的艺术和决定相关价值标准的固有权力”(见John C. Ferguson, Outlines of Chinese A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9)。虽然福开森的看画能力实在有限,不过他留在金陵大学(后被南京大学继承)的部分古代绘画,由于很多来源是晚清著名鉴藏家端方,其中却不乏精品。

[7] Calvin Tomkins, 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 : The 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p.279.

[8] Aschwin Lippe,“Friendly Notes: Part II”, addressed to Alan Priest, October 31, 1935, SAAA. Quoted in Karl E. Meyer, Shareen Blair Brysac, The China Collectors: America's Century-Long Hunt for Asian Art Treasures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5, p.288.

[9] 1938年,喜龙仁曾为白威廉撰写图录,其中大多为伪赝品。可参见 Osyald Siren,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from A. W. Bahr Collection ,London:The Chiswick Press, 1938.

[10] Maxwell K. Hearn,“Asian Ar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 Summer 2015, P.25.

[11] Karl E. Meyer, Shareen Blair Brysac, The China Collectors: America's Century-Long Hunt for Asian Art Treasures , p.290.

[12] Karl E. Meyer, Shareen Blair Brysac, The China Collectors: America's Century-Long Hunt for Asian Art Treasures , p.291.

[13] Maxwell Hearn,“Wen C. Fong and Asian Ar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rientations, Vol.37,No.2 (March 2006), p.12.13 Maxwell Hearn,“Wen C. Fong and Asian Ar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rientations , Vol.37, No.2 (March 2006), p.12.

[1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Finding aid for the George Trescher records related to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entennial, 1949, 1960-1971 (bulk 1967-1970) ,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etrieved 5 August 2014.

[15] Maxwell K. Hearn,“Wen C. Fong and The Asian Art Departmen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rientations (Hong Kong, March 2006), vol.37. no.2, pp.124-131. 中文版,见何慕文著、尹彤云译:《方闻与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收藏》,《西北美术》2016年第2期,第40-46页。

[16] 方闻撰写了王翚、王原祁和吴历的相关文字,见Wen C. Fong,“Addendum: Wang Hui, Wang Yü an-chi, and Wu Li,”in Roderick Whitfield, In Pursuit of Antiquity: Chinese Paintings of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Mr. and Mrs. Earl Morse , Princeton: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9, pp.175-194.

[17] Arthur M. Sackler, M.D. Foreword to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in New York, Princeton and Washington, D.C.

[18] Marilyn and Shen Fu,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in New York, Princeton and Washington, D.C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19] 古代书法如:唐摹本《行穰帖》、米芾三札(《岁丰帖》《逃暑帖》《留简帖》)、黄庭坚《送张大同古文题记》、鲜于枢《御史箴》、赵孟頫《湖州妙严寺碑记》、柯九思《上京宫词》,这些藏品后来悉数入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1984年,方先生以艾略特的书画收藏为基础,撰写了著名的《心印》(Wen C. Fong et.al., Images of the mind: Selections from the Edward L. Elliott Family and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s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t the Art Museum ,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20] Thomas Hoving, Making the Mummies Dance: Insid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New York: Simon &Schuster,1993, p.359-360.

[21] Maxwell K. Hearn,“Wen C. Fong and The Asian Art Departmen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rientations (Hong Kong, March 2006), vol.37. no.2, pp.124-131.

[22] Thomas Hoving, Making the Mummies Dance : Insid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Simon& Schuster,1993, p.360-362.

[23] Maxwell K. Hearn,“Wen C. Fong and The Asian Art Departmen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rientations (Hong Kong, March 2006), vol.37. no.2, pp.124-131.

[24] 王季迁:《宝武堂藏画》“序”,载Richard M. Barnhart, Along the Border of Heaven: Sung and Yuan Paintings from the C.C. Wang Family Collection ,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3.

[25] Valerie C. Doran,“Art in Context: The New Galleries for Later Chinese Ar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rientations , Vol.28/11(December 1997), p.30.

[26] Philippe de Montebello,“Preface”to 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 to 14th Century, New York and New Haven: Metropolitan Museum 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7] Wen C. Fong, Summer Mountains : The Timeless Landscape ,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75.中译本见方闻著、谈晟广译:《夏山图:永恒的山水》,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

[28] Maxwell K. Hearn,“Wen C. Fong and The Asian Art Departmen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rientations (Hong Kong, March 2006), vol.37. no.2, pp.124-131.

[29] 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 ,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0] Wen C. Fong, Between Two Cultures: Late-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Robert H. Ellsworth Collec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1] Wen C. Fong, Art as Histo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s O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4.

[32] Wen C. Fong, Preface to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in New York, Princeton and Washington, D.C. First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3] Jennifer Byrd,“Museums and Exhibitions: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Oriental Art , Winter 1974, Vol XX Nos.2,4.

[34] Marilyn and Shen Fu,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in New York, Princeton and Washington, D.C ., Third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front flap. enzQ7nuhgqs/JlUn4iaY3YS0xa9ft9YH5JU5cPmlrc8YVWp62hcNyIa2vQKkdM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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