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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还是个懵懂少年，母亲去世了，他被送到南阳的亲戚家寄养。他第一次看到白河。一河白亮亮的水，波光粼粼，晃人眼睛。他瞅着河水，这些水要流往哪里呢？他不知道。他无法想象一条河要走多远的路。河流的尽头是大海吗？是天边吗？会有多开阔或者多苍茫呢？他只知道，水在河道里流动，千万年都如此，它们安于自己的命运。人呢，如果人是一条河流，会流往哪里呢？河流也许有更多的秘密和心事，但河流从不诉说。他也不诉说，向谁诉说呢，无处可诉。一个少年，会有怎样的命运呢？这不是他这个年龄能想明白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只有上天知道答案。那天，他把鞋脱了，别在后腰间，在水中尽情玩耍，他和水成了知心朋友。当他要回家的时候，他发现鞋子只剩一只，另一只哪儿去了？他找啊找，找了好长时间，天都要黑了，仍然一无所获。他只有这一双鞋。现在，只剩一只了，怎么穿。他再次看向苍茫的河水，河水悠悠而去。河流有多长，他无法想象。鞋子会变成一只小船去往远方吗？六十多年过去了，再次到白河边，他又惦记起那只鞋子了。如果遇到占卜师，占卜师会告诉他，你以后也要顺着河流的方向走出这方小天地吗？
这是将军讲的一个关于鞋子的故事。他自己的故事。那年他九岁。他接着又给我们讲了两个“鞋子的故事”。
几年后，他十几岁，脚也长大了。当兵的哥哥回家探亲，送给他一个珍贵的礼物——一双黄球鞋。那时候，拥有一双这样的鞋，比今天拥有阿迪达斯或耐克更值得骄傲。一双阿迪达斯或耐克，只是一双名牌鞋而已，甚至不能吸引同伴的目光。而一双黄球鞋，那时候，天啊，会让你双脚放光。他舍不得穿。谁会舍得穿呢？好东西是要藏起来的。不能炫耀，也不应该炫耀。这是我自己的，我知道它在哪里。它是我的小太阳，它只为我发光发热。它让我心情大好。它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它让我感到生活甜蜜。它让我……脚上的布鞋也像攀上好亲戚那般眉开眼笑。一天，下雨了，该黄球鞋上场了。黄球鞋不怕泥。穿上黄球鞋，果然走路轻快，不怕泥。雨后，又将鞋洗净收起来，放床下。一天后，再看时，鞋不翼而飞了。那鞋，谁都想要。可惜我只穿一次便丢了。“哥哥一年发一双鞋，两年才能省下一双，要想再拥有一双黄球鞋，至少还要等两年。”将军说。第三个鞋的故事很简单。1958年大炼钢铁，他是初中二年级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到马山口镇炼铁。那时候天天“放卫星”，天天报喜。赶英超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离共产主义还有多少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跑步，跑步，鞋帮磨破，脚磨出茧子。再跑，鞋底就会磨没。也许我鞋破不跟脚，跑不快，老师看到我的脚底板，说，你需要买双鞋。我不会买鞋。老师领着我上街。看到一个妇女在边纳鞋底边卖鞋。这鞋多少钱？一块二。老师问我有多少钱？我只有一块。老师说：“他是没妈的孩子，他只有一块钱，你卖给他一双好不好？”那女人看看我，眼中有母性的柔情，她说：“好，拿去吧。”
我与将军一同回乡参加一个活动，有几天时间朝夕相处，听将军讲了许多故事。其中，将军在不同场合讲得最多的是他的校长。活动结束，他只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行程，那就是去南阳看望他的老校长——杜如楼。
将军说：我上高中，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每月定量十三点五斤，没有副食，天天饿得心慌。一天，杜校长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能吃饱吗，我说吃不饱。他给我三十斤学校内部代粮票。他说都是粗粮，没有细粮。我每天给自己加一两，感觉好多了。过段时间，校长在校园内碰到我，问道，补助的粮食吃完了吗？我说还有不少。他说，不要舍不得吃。不管你有没有，再给你补三十斤。正是这六十斤粮食帮我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中最难过的饥荒。校长呢？他自己却饿得浮肿……
这位杜校长在内乡县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有学问，不怒自威，学生对他都很敬重。我是后生晚辈，虽然上的也是内乡高中，但没有机会受教于杜校长，很是遗憾。
并非所有老师都像杜校长那样关爱学生。将军说起他的一个班主任，教政治的，就是另外一个形象。将军说：一天，我在校阅览室看到《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报道空军事迹，用的通栏标题是《大鹏展翅恨天低》。那时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这句话振奋人心。我一时心血来潮，将这句令我振奋的话写到黑板上。班主任发现，找我谈话，问谁写的，我说我写的。他说社会主义的天是晴朗的天，天高任鸟飞，你怎么恨天低？我说这是《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标题。我想这下他该没话说了吧，不，他还有词，说人家有人家的意思，你什么意思？我说我就是《人民日报》那个意思，我欣赏这个意思。幸亏我是贫农出身，否则，真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读书。“文革”到来，听说我这个班主任带头造反，批斗校长，手段残忍。“文革”后，他受到清算，去校长家请求原谅。校长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原谅了他。校长夫人说，他那么坏，干吗要原谅他！校长笑笑，何必和他计较呢。你瞧，杜校长的胸怀！
将军讲起他姐姐的故事，满怀深情和骄傲。将军姊妹六个，他上面有大姐和两个哥哥，下面有一弟一妹。母亲去世时，他的妹妹仅一岁多，就送人了。弟弟仅五岁。父亲不让在初中一年级上学的姐姐再学下去，让她在家照看弟弟们，操持家务。他姐想上学。她向父亲保证做饭、做衣服这些家务活都干，还带好弟弟。老师也到家里做工作，说姐姐学习好，不上可惜了。父亲只好同意她继续上学。于是，姐姐每天起早贪黑忙家务，带着最小的弟弟上学。在学校吃午饭时，把自己那份分给弟弟吃，其他同学也都争相拨拉饭来给弟弟吃。全校都知道，有个女生带着弟弟上课。
我的转述干巴巴的，传递不出将军话语中的温情。下面，我还是引用将军的话吧。
将军说：我姐后来考上了北京中医学院，学医。我母亲去世早，连得的什么病都不知道。所以我姐立志学医。在学校，她没有褥子。一条被子，铺一半盖一半。老师检查宿舍时，看到了，问这个床上的褥子呢？是不是拿出去晒了？当得知我姐根本没有褥子时，老师说我们太官僚了，学生没褥子都没发现。后来，老师帮着申请布票、棉花票，给我姐做了一个新褥子。
我上大学二年级时，我姐大学毕业了。她说她是国家助学金供养出来的，她要报效国家。她填的志愿是青海、西藏、新疆，她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她用木板钉了一个箱子，准备托运行李。分配结果出来，她留校。一个北京籍的同学分到云南，说家里困难，想和我姐换换。我姐同意。他们一块儿去找学校管分配的老师，老师说，这是有政策的，集体研究决定的，能是你们说换就能换的？最终不同意调换。我姐留校了。
我上大学时，享受较高助学金，每月十六点五元，除了伙食费，还有一元零用钱。一天我收到一张汇款单，是我姐寄给我的。五元。我姐参加工作了，工资四十六元。我找辅导员说我姐给我寄钱了，我的助学金可以减少。辅导员问我减多少，我说我姐给我寄五元，就减五元吧。于是我的助学金成了十一点五元。两个月后，辅导员找到我，对我说，我们观察了，减五元多了。你姐刚毕业，工资不高，你家里有老父亲，还有弟弟，她自己还要生活，她不能帮你很多，我们觉得给你的助学金减多了。于是，又给我加二元，我的助学金变成了十三点五元。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学校，那个年代的老师！
将军讲鞋子的故事、老师的故事、姐姐的故事，像拉家常，语调平缓，不夸张，不渲染，甚至也没有感慨，有的只是温暖，然而令人难忘。苦难经过岁月的淡化，已无伤感的痕迹，有的只是感恩与理解。别有一番滋味。这些故事像清泉流经心灵，让心灵为之净化。那是个纯真时代吗？我不这样看。但像高中的杜校长、大学的老师们和将军姐姐等人，无疑是有着纯真心灵和高尚情怀的，他们普普通通，但身上有光芒，能照亮别人。与将军在一起数日，从没听将军谈起他的功业，也可能他回到久别的家乡，往事蹿涌，他讲的全是这些小故事。这些小小的珍珠，自是珍贵的。小故事中蕴藏的情感和精神，却不能用小来形容，它是有力量的，正如种子有力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