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资深考古人,笔者学术生涯的大半部分,都是和城池这种“不动产”的发掘与研究相关的。2021 年,中国考古学这门学科刚过了百岁生日,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个自信来给大家分享考古学界从对城池的研究,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的初步成果了。
大家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地域、哪个族群的人,比生活在我们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族群更喜欢筑城了。“无邑不城”,只要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围起来。卷帙浩繁的古典文献中,充斥着关于城和筑城的记载;广袤的神州大地上,至今仍保留着耸立于地面之上的斑驳的古城墙。至于那些被埋在地下,后来又被考古工作者发现而重见天日的城池,更是比比皆是。可以说,城郭(内城外郭)是我们这块曾经战乱频仍的土地上的一大“特产”。
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些庞大的都城,城墙高耸,壁垒森严。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半个多世纪之前还在的明清北京城,至今还断续可见的明代的南京城,地处北京的元代的大都,淹埋于黄土下的开封北宋汴梁城,被考古学家移到纸面上的棋盘格似的隋唐首都长安城和东都洛阳城,等等。鳞次栉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将它们圈围起来的高大城郭,构成了中国古代帝国都城最鲜明的文化遗产标志。
所以,不只是公众,即便是考古学术圈,一般也都是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的。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特征并非贯穿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而是有鲜明的阶段性。(许宏2016A)这里,我们要提出并试图解答的问题是,中国最早的“城”出现于何时?古代都城的早期阶段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城郭齐备的状态源远流长吗?是单线平缓“进化”,还是有重大“变异”和波动?背后的动因又如何?如此种种,看似细碎,其实都是关涉中国古代都城甚至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进程的大问题,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清北京城-西直门全景(罗哲文摄,1948)
开封历代“城摞城”示意(据河南博物院 2017 改绘)
由于中国特色的城郭制度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所以我们的观察视野也不限于城郭之内,而及于城池内外。这包括围起来的和没有围起来的村落、城市。城市中的大型中心都邑从不围到围起来的过程,它们本身就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内容,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在书中,我还要和大家一起对“城池”的概念进行思辨。《礼记·礼运》说“城郭沟池以为固”,城池,指的是城墙和护城河。但大家知道在上古时期,还有一个只有“池(环壕)”而没有“城(城墙)”的时代,而用“池”围起来的聚落也是“城(城邑)”吗?这些问题,后面我会一一道来。
唐长安城平面复原(《考古学》编辑委员会等 1986)
唐长安城复原示意
上文我们提到“华夏文明”,这是个内涵丰富、比较复杂的概念,它以风俗习惯和思想文化为基准而不是种族的概念,其思想观念萌生于夏商周王朝文明登场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从汉族的前身到中华民族的代名词,又有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壮大的过程。这些,都会在书中时时进行梳理阐释,对城池的溯源,更远远早于华夏族群的诞生。所以,本书要讲的是从距今 9000 年前最早的城,直至一百多年前帝制结束(1911 年)时的城郭都邑,用个再通俗点的词,就是一部从“围子”到都城的古代中国史。
“围子”的变迁,当然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这些围子从极小到超大,从单纯的防御或区隔设施、稍简易的环壕聚落到壁垒森严的庞大围垣都邑,其间虽曲曲折折,但有一个发展的脉络在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