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国城池之南方篇
——水城

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江南水乡水网密布，多见“水城”，这类城邑以壕为主，垣壕并重，开挖很深很宽的壕便于行船和行洪防水，多见水门，但这类城大多不能防人，可以看作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

良渚文化古城

水城的典范是长江下游的浙江杭州良渚古城（浙江省所 2019A、B）。在达到史前时期社会文化发展顶点，以高度发达的玉器著称的良渚文化中，垣壕设施极为罕见，良渚古城是个特殊的存在。与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兴建城邑的热潮相比，同时期的良渚文化的创造者，几乎可以称为“不设防的人群”。

地处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沪宁杭地区，水网交织，湖泊众多。肥沃的土壤、丰富的雨量和热量资源为水稻等喜暖需水作物的栽培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前 2300 年，在主要分布区总面积约 1.8 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共发现遗址540 多处。良渚文化的大部分遗址都沿用很长时间，说明这一时期并没有什么大的事件造成聚落整体性变迁。这显现了良渚文化社会的相对平和，也为良渚文化聚落缺乏防御设施提供了一个注脚。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区又可划分为古城核心区、水利系统、祭坛墓地和外围郊区等遗存区。由 11 条水坝构成的宏大的水利系统位于古城北部和西北部，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核心区面积为 8 平方千米，外围有人工堆筑、断续相接的长条形高地。

良渚文化中唯一的一座大型垣壕聚落——良渚古城，城墙建造于良渚文化晚期。城址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近 300 万平方米。城墙宽 20~150 米，高约 4 米，人工堆筑，下面铺有石块。城墙内外侧多有壕沟。共发现 8座水门和 1 座陆城门。古城内外河道纵横，构成发达的水路交通体系与临水而居的居住模式。

宽达数十米至百余米的城墙上及近旁发现房址、水井、灰坑、排水沟等，城墙外侧有逐渐往外斜向堆积的生活堆积层。这表明城墙具有居高避水的居住功能。此外，众多的水门、陆门等缺口的存在，似乎暗喻着城墙的区隔功能远大于防御功能。在各个方向的城墙上几乎都能看到莫角山土台，城墙又可能兼具“观礼台”的作用。对良渚古城不同于其他区域城址的特殊性，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莫角山土台位于城内正中心，是一处利用自然地势、部分人工营建的长方形覆斗状土台，高 9~15 米，面积近30 万平方米。这一大型土台，可能是用于祭祀活动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土台以西分布着反山等贵族墓地。良渚古城外围发现有瑶山、汇观山等祭坛遗址，废弃后成为重要的贵族墓地。核心区之外还分布有 100 余处规格不同的良渚文化遗址，组成特大遗址群，应是更大范围内的一个中心。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古城

长江中游的腹心地带，以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为中心。这一区域山地、丘陵、平原、盆地等地形相间分布，平原上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土壤天然肥力较高，大部分地区适于稻作农业发展。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聚落的分布上看，以从山地向平原过渡的交界地带遗址较多。有学者估计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数量各自可达近千处。这应是相当保守的估计。最令人瞩目的是，包含大型中心聚落的垣壕聚落和环壕聚落相对集中出现于上述遗址群分布的区域，数量近 30 处，其中不乏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大部分城址兴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并延续使用至石家河文化阶段，约当公元前 2800—前2100 年之间。（湖北省所 2015，郭伟民 2022）

进入屈家岭文化时期，位于汉东地区（汉水以东、长江以北区域）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区域，开始形成分布范围达 6 平方千米的聚落群。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大城及其周围形成了更大的聚落群，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总面积约 8 平方千米。（方勤等 2021）

石家河城址坐落于遗址群中心部的东、西两条河之间，呈不规则长方形，由堆筑城垣和外壕组成。环壕围起的面积达 180 万平方米，城垣内可使用的面积在 120 万平方米左右。城址东、南城垣之间存在的一段宽约 75 米的缺口，应属人为设置的进出城址的通道。或许像有的学者推断的那样，因为那里需要过水，可能是用栅栏或篱笆一类的障碍物代替城垣起防护作用。初步估算环壕的出土量当在 50万立方米以上，而堆筑城垣本身就要 1000 人工作 10 年才能完成，同时还要有 2 万~4 万的人口才能供养这 1000 人。

城内分别发现有应属建筑遗存的大面积红烧土堆积、墓地及集中出土陶塑、红陶杯的地点，显然已有建筑居住区、墓葬区及祭祀活动区等区分不同功能区的规划。城址中部一带居住区面积广大，房址分布密集；城址内西南部有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城外西部的印信台揭露出 5 座人工堆筑的台基，应该属于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

城外四周分布着 20 余处聚落点，多位于大小台地上，有的还成群分布，可知城外也有成片的居民区。像石家河这样的特大型聚落群体半径可达 10 千米，稍小一些的聚落领地半径在 7~8 千米，再小一些的则在 2 千米左右。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上述城址的城墙都是平地起建，不挖基槽，都采用堆筑法，不见版筑的痕迹。这种构筑法应该主要与当地的土质有关。长江中游地处暖温带，在地质学上属于中等风化区，土质硬，黏度大，与北方较为松散的土质不同，容易凝结。与此相应，这种建筑技术显现出了较强的地方特色。

这些城址以壕为主，墙垣与环壕并重，环壕在其防御设施中仍起主要作用。遗址大多利用自然河道辅之以人工挖掘的壕沟构成防护圈，这些壕沟一般较宽，除防御外，大概还兼具运输和排洪的作用。相比之下，城墙则都是平地堆筑而成，仅经过简单夯打，剖面多呈拱形，坡度较缓，例如石家河城址的墙体坡度仅 25 度左右。这样的城墙如果不与环壕配套使用，是很难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的。实际上这些城垣应只是挖壕时对排出土做一定的处理所致。在石家河城址的城防工程中，真正完全闭合而起到防御作用的仅有环壕，环壕外侧散布着的一系列人工堆积而成的土台土岗，上面很少有人类生活遗存，显然是开挖壕沟时堆土而成。因此，这种以壕为主、垣壕并重的建筑风格一方面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同时可以看作古代东亚大陆从环壕聚落到真正的垣壕城邑转变过程中的一种中间形态，在建筑技术上还不很完善。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些城址的功能就是防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