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的初史
——小型环壕时代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前仰韶至仰韶时代前期，约前 7000—前 3500 年）

世界上最早的城

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城址发现于西亚约旦河口附近、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Jericho），年代在公元前 8000 年前后，城墙和壕沟均由石块垒砌而成，此外还有望楼，这是一处属于前陶新石器文化时代的农业聚落。研究者指出，如此规模的城墙和壕沟的兴建，所需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规模，是几千年内闻所未闻的。兴建城墙的原因，可能是作为防洪工程或防御工事，防止邻近群落与之争抢稀缺的食物资源。

如果说城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它的出现首先是早期人类群团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定居和农业生活的出现而初现于世的，它的诞生与后起的城市、文明、国家的出现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说明最初的城不是城市。

东亚最早的城——前仰韶时代环壕

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的城址，属于环壕类城邑。这批环壕聚落见于浙江境内钱塘江上游的上山文化遗址，如义乌桥头、嵊州小黄山、永康湖西等，上山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9000—前 6500 年。环壕聚落见于其中晚期，年代在公元前 7000 年前后。已知桥头遗址环壕围起来的面积为 3000 多平方米，这也是最小的一处环壕，发掘者认为环壕围起的中心台地应为举行仪式活动的专门区域，生活区位于其外。（蒋乐平等 2022，陈同滨等 2022）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环壕聚落也是分布最靠南的一群。从严格意义上讲，上山文化所在的钱塘江流域系独立的水系，并不属于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上游地区的河谷平原，迄今为止已发现属于上山文化的有 20 余处遗址，这是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的出现村落定居的农业社会，而且与稻作起源、制陶技术的出现在时间上大体共时。

公元前 7000—前 5000 年，是东亚大陆城邑的初现期，这个时代属于考古学上的前仰韶时代（顾名思义，即仰韶文化之前的时代）。已发表材料的城邑遗址仅 10 余处，均为环壕聚落，在北起辽河，南至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广大地域均有分布。除上山文化外，还见于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淮河中下游的顺山集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

有学者将东亚大陆史前农业从发生到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约公元前 9500—前 7000 年）、确立阶段（约公元前 7000—前 5000 年）、快速发展阶段（约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稳定发展阶段（约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南稻北粟”的格局从农业初始阶段就已奠定，最终确立于约公元前 7000—前 5000 年之间。（张居中等 2014）上述这批最早的环壕聚落，即出现于史前农业的确立阶段，而此后农业的快速发展和稳定发展期，与环壕和围垣城邑的发展大致同步，这显现了城邑与定居农业的密切关联。

除上山文化的环壕稍早之外，其他区域环壕聚落最早出现的时间集中于公元前 6200—前 6000 年前后。这批最早的环壕城邑，都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可以理解的是，这一时期各地定居农耕文化大致同步臻于兴盛，圈围聚落的出现本身也是定居生活兴盛的一种表现。大致的共时性，则表明这种聚落圈围现象应不属于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是各自因地制宜、独立发生的。

总体上看，城邑发展的初始阶段具有地广人稀，聚落数量少、城邑规模小（壕内最大面积 7.5 万平方米），圈围设施基本为环壕等特点，这一时期或可称为城邑发展史上的“环壕时代”。同时，由中国的考古材料也可知，城邑作为防御或区隔性聚落，都属于尚无社会分化迹象的农耕聚落，它们的问世远远早于城市、文明和国家。

仰韶时代前期的环壕

进入仰韶时代前期（约公元前 5000—前 3500 年），史前农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迄今为止，共发现城邑 20 余处，主要见于黄河中游及左近地区仰韶文化早中期诸类型，分布最为集中的是自渭河下游的关中至豫中一线。此外，北方地区的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南部以及南方地区的长江中游也有发现。

在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类型兴起之前，仰韶文化的聚落面积还不大，一般在 5 万平方米左右。其显著特点是在聚落内较明确地划分居住、生产和埋葬区的范围；居住区往往采取凝聚式和内向式的格局，同时内部已有明确的区划，注重防御设施的布置。

以陕西西安临潼姜寨为例，其居住区居中，周边绕以环壕，壕外之东部和东南部为墓地，公共制陶窑场则位于西南部的河边。居住区内的房屋分为 5 群，每群都由一座大房子和若干中小型房屋组成。房屋都面向中心广场，形成一个近乎封闭的圆圈。居住区内还有牲畜圈栏和很多窖穴。据推测，环壕内侧可能还有篱笆或寨墙，寨门等处设置有哨所，构成较为完备的防御系统。（西安半坡博物馆等 1988）这类拥有共同防御设施或固定界域、以中心广场为核心的内聚式的环形布局应是发达的原始聚落形态的典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