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乌苏的银月之夜

那次寒流，我们学校死了三个人。

值班员把校长叫来，校长接电话。是伊犁那边打来的，实习的学生喝酒误车被冻死在路上。打电话的老师说：没想到寒流会是今天晚上。校长摸根烟，几口吸完。值班员说：每年都有寒流，学生太大意了。校长抽另一支，烟团像他的呼吸。值班员说：往年是三月中旬，今年都四月份了还来寒流。校长说：“它要来，谁也没办法。”

寒流从西伯利亚越过西天山，横扫北疆。寒流一年两次，冬天那次最厉害，可没人怕它，冬天我们习惯了，挺得住。另一次在春天，最多加一件毛衣。

寒流每年都来，每年都要死人。谁也懒得去理它。今年这次，学校很重视，我们就记住了。我们在这儿上三年学，很自然想到前两年冻死人的事情。

学校在城市西郊，我们住楼上。林带前边是大戈壁，那里趴着许多石块。公路很远，滑动的汽车有点像石块。汽车经常翻到路边，就像那些冻死的学生。司机没事，最多磕破脑袋，在州医院住几天，单位用小车接走。小车从我们宿舍楼下过，喇叭山响，神气无比，我们很羡慕。

谁也没想到四月份会来寒流。我们感到冷，加上毛衣。积雪消一半不肯再消了，地上像镶了一层玻璃，走路打滑。我们在林带边看见蜷缩的树芽，它们肯定长不大，它们刚露出一点点，就遇上寒流。送奶子的老头说：“我的牛倒霉了，草长不好。”他说：“天暖烘烘草才发芽，阳光跟奶子一样，喝不到嘴，长个屁。”老头说的有理。哥哥他们1962年生的，喝不上奶子喝玉米糊糊，个子小小的，哥哥比我们低一个脑袋。

我们刚来那年春天，汽修班那个女生死在医院里。她是第一个穿裙子的。当时我们挤在食堂买饭，女生都看她，我们男娃娃才发现她穿裙子了。丫头细高个，穿裙子很带劲儿。我们看见丫头在食堂外面被陶科长堵住。陶科长穿毛呢大衣，把丫头训得一愣一愣的。我们出来时，陶科长还在训。丫头打喷嚏，陶科长说：“就要叫你打两个喷嚏，你是臭美。烫头发是你，穿裙子还是你。”丫头说：“街上早有人穿了。”陶科长说：“你是学校第一个穿的，你败坏了学校的风气。”陶科长脖子短，大衣领像芭蕉扇，我们看不见她的表情。她说话带戏腔，她以前唱戏，因为脖子短才来学校。

丫头的父亲来学校闹。校长说：“我们科长亲自批评她，来寒流的消息我们说了三遍。”丫头的父亲说：“把娃娃叫到屋子里头么。”医生说：“发烧是感冒引起的。”校长说：“我们科长也住院啦，也是发烧，我们找谁去？”丫头父亲说：“科长穿大衣，我们娃娃穿裙子。”校长说：“谁叫她穿裙子来？”我们在窗外趴着。丫头的父亲离开时望校长一眼，校长低头看报。

各班派代表去医院看望陶科长，她烧得不厉害。电台记者来采访她，我们知道她要上电视了。那天晚上我们看到这组镜头，专题报道的大意是：陶科长整顿校纪效果好，事事防患于未然，有女生不听劝告患病身亡云云。

我们回宿舍后都不出声。班长突然说：“那丫头太漂亮了。《大约在冬季》就是她唱的。丫头比我们高一级，我们新生入学晚会上，她唱《大约在冬季》。她个子高，有一米七。”班长说：“那丫头，该穿裙子。”看着那两盒人参蜂王浆，我们很后悔。我们没去看那丫头，我们难受了好长时间。

打铃十分钟没老师来，班长去找老师。陶科长说：“王根老师上你们的课，我要去北京治病，你们上自习吧。”

那年暑假前，陶科长从北京返回。人们议论纷纷，那些说法大概是真的。陶科长三十四岁当科长，就是我们入校那年。陶科长当科长前做掉三个娃娃，没当科长前她不当妈妈，娃娃是个挺大的麻烦。我们入校那年，委任状从遥远的伊犁飞来，正好是春天。陶科长在这个季节要孩子非常吉利。

我们一直怀疑她的胖小子是那天怀上的。那天，穿裙子的丫头惹她不高兴。怀娃娃的女人要喜气洋洋。那丫头是个处女，女人的经验又不能提前，她傻傻地跟陶科长拌嘴，连自己的小命都搭上了。丫头不知道陶科长肚子里有“地雷”，没出世的娃娃恨你，你准倒霉。我们都没发现陶科长身上有敌情。后来听高年级同学说，女人有娃娃，男人一眼能看出来。我们那时还不是男人，都是十五六岁的毛孩子。我们班长二十二岁，谈过几个丫头，他吹牛皮说他当时就发现陶科长有情况，脸像树皮，有斑。他说他当时不说是怕有人给陶科长打报告，他技校三年就别想安生。班长这家伙对女人在行，我们把他当教授。班长说他在火车站碰见陶科长跟她老头，她老头像横路敬二。班长说：“像根大虾，腰塌下去，肩膀溜溜的不挺。”班长说：“不挺，你们懂不懂，男人不挺就完了。”我们听得迷迷糊糊。他说：“陶科长到大地方找医生去啦。”他说：“人工授精，肯定是人工授精。”我们听明白啦，有人嘀咕：“造娃娃挺麻烦，还要机器帮忙。”我们都笑，笑得怪声怪气，边笑边说混账话。后来，我们看到那个胖小子，我们叫他机器娃娃。我们毕业时，机器娃娃快三岁了。

当时人们议论纷纷，说得像科幻小说。当时“黄祸”横行，校园里的粉色书刊多如牛毛。谣言正盛的时候，陶科长从容镇静，在楼道里很响地走着，皮鞋声像电影里的纳粹。她在楼道底下抓抽烟的，在我们上课时突然搜查宿舍，从枕头底下、被子底下、床垫底下收缴坏书，战果辉煌。我们把战利品搬到垃圾坑前，校长神情严峻，说：“点火。”陶科长划一根火柴，大火就烧起来，那情形像林则徐虎门销烟，我们很激动。一年后，中央“扫黄”，电视台记者才发现，“扫黄”的先声就在本市。陶科长再次上电视。我们对她肃然起敬。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说：“多好的同志啊，还有人造谣挖苦。”校长很激动，针对陶科长的娃娃问题讲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那时迷恋毛姆的小说，《人性的枷锁》只剩下册，没有上册的长篇小说读起来很费劲。陶科长很信任我们几个学生。她叫我们几个抄学生处分材料，一大摞，二十七名。我们叫起来：“这么多！”陶科长笑笑，她今天情绪好，毛姆就从我们身上苏醒了，我们说：“毛姆烧得太冤了。”陶科长说：“毛姆是谁？”“是英国大作家，不是流氓，你把它给烧了。”陶科长当时没有生气，真的。陶科长用铅笔敲我们，“你给我老实一点。”她当时确实没有生气。

她后来生气了。

陶科长看着我们拉上门出去，陶科长没动抄好的处分决定。学生的话是无意的，正因为无意才说明问题的严重。她和校长只是把空气里的流言蜚语赶跑，可大家都在呼吸，大家心里的秘密无时无刻不在空气里倾泻，彼此流传。

陶科长走进办公室，学生下课了，到处是亮晶晶的眼睛，她像走在月亮底下。提开水的同事意味深长地望着她，那目光像信号弹，拖着尾巴。她快快上楼，砰地关上门。

她站在窗前，她看见张玉华掂着教案本往这边走，校园里空荡荡的。她想另外的问题：那几位女同事是七七、七八、七九这三届大学生，这些竞争对手在关键时刻都先后怀孕，纷纷退下阵去。等她们的娃娃两三岁时，她已经是她们的上司了。

丈夫叫她吃饭。她吃一小碗米饭，喝两口汤，她说：“汤味不错，啥汤？”丈夫说：“甲鱼汤，你补补身子。”丈夫收拾碗筷，她躺床上。丈夫避免谈这个问题，她肚里的娃娃足以使丈夫内疚终生。她并不恨他。丈夫躺她跟前翻杂志，她对丈夫很满意，这个问题她好长时间想不透。

那年春天，来寒流前一个星期。她的科长任命文件正式下达，她决定要娃娃。丈夫打量她好半天，她有点生气，说：“怎么，你不是男人？”事后，她觉得她太厉害，安慰丈夫几句。自从大家盯上科长的空缺以来，她最怕怀孕，她看别人肚子就像看到火山要爆发。起先，只让丈夫来一会儿，后来干脆分开睡。丈夫熬不住，低声下气，她更恶心：“熊样儿，馋死你啦？”再后来，她叫丈夫住单位，丈夫偶尔回来看她，她气得不行。她怕那火烫的目光，丈夫鬼精灵，拿目光烫她，把她烫化了。她啐丈夫，丈夫说：“我眼睛里又没牙齿，不咬你。”她的意志很坚定，她下乡当知青那会儿就练出来了。他们修过地球的人都信这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就能叫他们满地打滚。丈夫没受过下乡的罪，丈夫那会儿在阿拉山口站岗。丈夫别的地方没说的，这一点太差啦。部队上官大一级压死人，地方上一样。拿上科长任命书的那一刹那，她的母性意识仿佛晴空霹雳，在灵魂深处大爆炸。她恨不能自己身上立刻跳出个娃娃，喊几声妈妈，让那帮盯她的人看看，老娘既能当你们的上司又能当孩子的妈。

她扒下教师服，在衣橱里找新衣服。新衣服不少，都不是她要找的。原来她发现她在翻找自己少女的影子。那都是记忆中的东西。她像个男人捶几下脑袋。她在丈夫的衣柜里翻到一对夫妻睡衣，苏州绸子做的，很性感。她穿上，躺被窝里。丈夫进来吓一跳，把她当作梦中佳人。丈夫傻傻的。她伸出光胳膊，白练似的把丈夫钩进被窝。丈夫硬胳膊硬腿像件机器。春潮涌动，她没法生气，心中一热她闭上眼睛。

轻轻盖一下，就什么都有了，校长把任命文件给她看，校长说什么她不知道。她没看上边的文字，她的目光倾泻到文件的右下角，她看到那颗红印。红钢印像出炉的红铁块，吱吱响，她手指碰一下，她就没有了，她变作一股烟轻轻直上。事后她回味很久，她身上还有那种嗡鸣声，像过电，像过电那样。她终于捕捉到那种感觉了。啜泣声像冬眠的泉水哗然涌开，艺术家捕捉灵感也不过如此啊……丈夫气喘吁吁埋头苦干，她有点奇怪，这傻子在干啥？跟团场的庄稼汉似的，仿佛在弄一大片耕地。丈夫完事后坐在床边抽烟，丈夫看她时怪怪的。她想起来了，丈夫刚才是对她倾注感情。丈夫那股子细流算什么呢，她是从大海上滚过来的女人，宦途如海，丈夫还不如一叶扁舟。她根本不知道丈夫在她身上捣腾什么劲儿。她对那颗红印印象太深了。她没有初恋，她的全部都是从男人身上开始的。她的初恋和婚姻是二连冠。那颗红印使丈夫黯然失色。丈夫期期艾艾：“你真有点奇怪，你真是一鸣惊人啊。”她说：“你满足不了我。”丈夫垂头不语，她昂昂然，像个凯旋的将军。

一天夜里，丈夫完事后说：“你太深啦，像口井。”她抽丈夫一记耳光。丈夫说：“井还有个底，你深不见底。”她撕丈夫的头发。“我修过坎儿井，我在井下走好长时间，总算走到底了，我用十字镐一刻钟就出来了。”丈夫突然不说了，屋里静悄悄的，楼里边静静的。窗外月光闪动，大街上传来的歌曲越来越清晰。

把我引到了井底下

割断了绳索你就走啦

你呀你呀你呀

她说：“我只想要个娃娃，想要个娃娃。”丈夫情绪好点，抽烟。她说：“我三十多了，你说晚不晚？”丈夫说：“女人四十岁还生哩，不晚。”“你骗我，我刮三次啦，怀都怀不住。”丈夫把她放枕头上，说：“睡吧，你挺累的。”她不甘心地睁大眼睛。丈夫说：“记住你是女人，女人就是生娃娃的，你又不是畸形人。”她安静多了。

她很少一个人散步，积雪开始消融，林带清晰疏朗，树枝湿漉漉的。她走马上任三天来，万事如意。心里实棱棱，可身体里空荡荡，像没人住的房子。女人本身就像舒心的房子，没人住很难保持室内整洁，没人住很难抵挡孤寂。这会儿她应该待在房子里，她不该到空旷的郊外来，身体里的空旷比郊外更可怕。风刮过林带，她感到她很薄，很薄，很薄，她薄得厉害。她第三次刮宫时，医生认出她，医生说：“你的子宫薄得像一页纸，你想不想要孩子？把孩子放在这么薄的子宫里，孩子先天就缺少温暖。”当时她烦得要命，医生叨叨个没完：“你记住，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好庄稼。”什么狗屁医生。她上厕所时看腹部，那块盆地丰厚无比，长一棵参天大树没问题。医生总是希望人得病，医生真可恶。

她身上的空洞越来越大，正像丈夫说的，像一口井。简直是《西游记》里孙悟空才能探到底的无底洞。以前她没有发觉，以前她只对仕途上的空洞感兴趣。她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人生之旅遥遥无期，科长的宝座可是个大码头，有了码头有了地盘，才能有开始。

她第一次来这座城市时，街道布满水坑，她像只鸭子在水坑间跳。那时她在乌拉乌苏团结大队当社员，她没想到这座城市能要她。乌拉乌苏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是泉水密布的意思。她离开乌拉乌苏，到这所学校。她很满足，她的同伴大都在街道小工厂工作，她能在这所团级单位从事安静的教师工作，在1975年是很令人羡慕的。

她自己知道她是怎么来这里的。那秘密是跟乌拉乌苏公社团结大队的光头队长紧密相连的。队长的脑袋像五百瓦的大灯泡，照到哪里哪里亮，就看照在谁身上。光头队长照过的女知青，一瞬间就能长出翅膀，飞离这穷乡僻壤，飞到县城，飞到城市里去。她知道县长是团级公社是营级大队是连级，光头队长是排级。排级是最小的官，排级肩上只扛一颗豆。刚来时她看不起粗俗的光头队长，一颗豆在部队上算个官儿，在地方上算个屁。可这个屁显然是吃铁豌豆迸出来的屁，嘎嘣脆，很有力量。她的同伴给光头队长送东西飞媚眼，就能受表扬当先进干体面的工作。每年进城指标下来，光头队长脏兮兮的茧子手像华佗再世，给献身的女知青插上理想的翅膀，让她们升上天堂。同伴走得差不多了，她发现剩余几个知青都有坚挺的靠山，一有好工作眨眼就飞。她的父母跟戈壁滩上的石头一样，谁都能踹一脚。

这个发现影响她的一生。

她收拾一新，银月升空的时候，敲开光头队长的房门，进去汇报思想。她发现队长的光头浑圆硕大，能跟饱满的月亮媲美，那里边装的都是姑娘们的第一次。那时她很调皮，她说：“你像小说中的牧师。”“牧师，哈哈哈哈，我放过羊，放过羊叫牧师。”她说：“戴十字架的牧师，不是放羊娃子。”光头队长当过兵，听明白了她的话。队长摁倒她，一件一件剥衣服。队长说：“小丫头幽默得很。”轰一声她身上燃起大火，队长的火炕是松木墩烧的，她像受炮烙之刑。爆炸声响成一片，她忍不住要喊了。队长把一颗海棠果塞她嘴里，她喉咙里只能冒出啊啊声。她被自己身体里的爆炸声吓坏了。她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全身虚虚的。一次，她乘坐的汽车从陡坡凌空而下，落到下边公路边上，身边的物理老师说那种虚虚的感觉叫“失重”。她重复一句：失重。只一声，就唤起了光头队长留在她身上的全部感觉。她弄不清，是失贞还是失重？

光头队长只照她两下，她就亮了，她就成熟了，她就从少女变成了女人。她在这座小城里谋到一个位置，她很满足。她不怎么恨光头队长，她没有必要对丈夫讲这个。新婚之夜，丈夫惊喜地看单子上那团红血时，她吃一惊。丈夫像读一本书似的努力着。光头队长给她的感觉刻骨铭心，丈夫的努力是那么的徒劳。这辈子不会有哪个男人再给她那种感觉了。光头队长那颗豆落进她的记忆。队长从枕头底下抽出招干表，她不信，队长以前给同伴的都是招工表。队长说：“州上新设的单位，正缺人哩。丫头你运气好。”队长从兜里摸出图章，吐两口唾沫，在表格上摁两下：“盖上啦，丫头你看清楚啊，你身上盖四颗印。”四颗红印一颗比一颗小，她说：“你的算老几，不如一颗豆。”“别小看一颗豆，老子以前是少尉呢，少尉一颗豆就是军官，没有一颗豆只能是兵了。”她带上这张盖满红印的表格，从生产队、大队、公社到县革委会，她离开县革委会大院时，才感到光头队长没骗自己。每一级的工作人员连看她都不看，他们只看那几颗红印。是这四颗印章带她离开乌拉乌苏的，别人拿上它也一样行。她把表格举起来对着太阳看，光头队长的名字是篆体字，那些花纹那团银月留在她身上。那么一戳就把她改变了。

那种刻骨铭心的快感不会再有了，她的满足感很短暂。跟她一起进校的女教师都有娃娃了，她理所当然也怀一个。这时，州上分来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四个，去新疆师范大学。她在办公室看那张表，上边有州上的大红印，盖上学校的红印，主管领导盖私人印章就可以去上学。她直扑医院，走得匆忙，兜里只带五块钱。还没等她跟自己生气，开票的医生就说：“交钱，三块七毛钱。”这么简单，她幸福地笑了。手术室门口的年轻女性个个紧张得要死，她拨开众人挤前边去。她镇静自若，微露春色，医生瞥她一眼，她正处在瑜伽状态，她只看见盖满红印的表格。她的视觉猛然扩大，成了超级大国，控制了其他神经系统，她对身体的疼痛无动于衷，甚至很亢奋。医生用奇怪的目光看她走出手术室。四个指标，三男一女，其他女同事不是刚生孩子就是快生了，她稳操胜券。她揣上入学通知离校时，那些要强的女同事眼眶都快睁裂了。

再厉害的女人，有了娃娃没两三年爬不起来，她们学她的样子时，她把大家扔了好几圈。她再刮两次，入党当科长。

她走进办公室。她坐在软垫椅上，摸摸光滑的茶色办公桌，摸摸桌面黑色的毛玻璃板。她一个一个打开抽屉的暗锁，在左下边的小抽屉里，她看见那颗红印。印章是梨木刻的，圆圆的印把子磨成暗红色。她攥在手里，她想起乌拉乌苏的银月之夜。印把子浑圆饱满，迅速膨胀，把她楦圆了，她撑不住了，她无比亢奋。这就是女性梦寐以求的销魂之感吗？男子何尝不是，多少人虎视眈眈，渴望这颗印把子。她想到乌拉乌苏的银月之夜。丈夫带不来这种销魂之感，娃娃、漂亮的衣服都不能。她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一瞬间，她抚摸印把子。把它摸熟之后你就会很快厌弃它，你会渴望更大的印章。这比男性的激情更吸引她。

洞继续扩大，超出光头队长捅破的限度。第一天，她用印章盖红印时满足极了，她乐不可支，了结了一段孽缘。洞是光头队长用他小小的权力打开的，她卧薪尝胆，获取了比光头队长大好几倍的权力。她是正科级，也就是营级，比少尉排长多了三颗豆，把光头队长捅开的洞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第二天，印把子瘦一圈，她一咂摸，昨天的满足感烟消云散。洞口大开，像面窗户，野风哗啦啦刮进来，吹得她打哆嗦。她很清楚，从科级再升一级比登天还难。这是个团级单位，多少人在这一级上拼一辈子把头发都拼白了。她老了许多。

张玉华进来，她示意这个昔日的竞争对手坐下。张玉华把椅子往前挪一挪，脸上的冷傲没了踪影。女人天生会演戏，不同的是张玉华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她陶科长在文工团干过两年，做起戏来游刃有余。这比你张玉华的狗屁文凭强一千倍。你现在不是求我们来了。什么？你弟弟，你弟弟要上技校？这事好说，你再找领导谈谈。张玉华不高兴，不高兴你也得高兴。张玉华果然强装笑颜，拉拉她的手，离开办公室。这个小妖精，脸子好，身材好，男人见了都贼贼的。她一直纳闷，张玉华各方面都比她强，为何败在她手里？刮娃娃只是一个机会，机会不等于现实。后来她从男教师的闲谈中知道了内情。他们说：“科长本来是张玉华的，张玉华家庭太美满了，好处不能叫她一人独占。”她如梦方醒：张玉华的丈夫是州报记者，英俊潇洒，她见过一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张玉华患的是安乐病。她想自己的男人，像一件过时的家具，扔了可惜，搁房子里又怕人见。丈夫心好，开汽车很实惠。她发现她的一切都是实惠的：丈夫、她的职务，整个家庭都暖烘烘热辣辣，像一盘红烧肉。浪漫情调在她身上有过，那很遥远，遥远得如同另一个世界上的事情。乌拉乌苏的银月之夜把她的浪漫情调推至极限，给她留下无法弥补的空洞。

她无法忍受这个空洞，下身像扇窗户。她以为有了丈夫就可以堵住，丈夫不行；她以为当科长就能堵住，也不行。印把子的满足感非常短暂。

丈夫跟小徒弟看录像，她问：“啥片子？”小徒弟说：“嫂子快来看，《武则天》，香港拍的。”她啊啊点着头，走进书房去。她弄一杯水喝一会儿，到客厅坐墙角的沙发里。小徒弟正给丈夫讲武则天的野史，丈夫听得津津有味，她也不免有所心动。小徒弟没发现她在场，讲得很放肆。

小徒弟讲的故事粗俗不堪，她还是若有所思所悟，武则天给自己心理上留一片余地。人不能太满足。留一点缺陷，人就能保持清醒，特别是女人，最容易陷入幸福。武则天很高明：淫而不乱。权力是人生的高峰体验。他们那一代都信这个，他们当红卫兵，他们造反，他们去广阔天地，他们深深体会到了权力的三昧。哪像现在的小青年，图享受图感觉图钱。他们那一代，把感觉和理念熔炼在一起。

一口气看完五集，小徒弟说明天把带子全部带来。她对丈夫说：“可别拿黄的。”丈夫说：“大家都看，就你怕事。”“放屁，我刚当科长，家里放黄色录像叫别人咋想！”“《武则天》不黄啊。”她用命令的口气说：“《武则天》可以看，以后不许再放，听见没有。”丈夫啊啊两声。两口子一起弄饭，馏两个馒头热两个菜，吃得很随便。丈夫弄两杯热茶，给她一杯，说：“张老师找你啦？”“哪个张老师？”“是个女的，她弟弟想上技校。”她嗯嗯啊啊，丈夫不高兴了：“这是家里，你也啊啊。你看清了，饭桌是圆的，办公桌是方的。”她挺挺身子：“你说下去，我听着。”丈夫说：“这个忙你帮了吧，你主管这项工作，人家求了大半天，眼睛哭得红红的。”她凑丈夫跟前：“你就动心啦，她可是个小妖精。”丈夫一下子噎住了。她想象不出张玉华流泪的样子，她很想看这一幕。不到我跟前流眼泪，还想留一点骨气。丈夫拎起一大堆东西放桌上，说：“不行就算了，东西送还人家。”四瓶伊犁特曲，一大包海虾。她还知道进贡，避开我，还是为那点可怜的骨气。她说：“东西留下，没必要弄那么难堪，我考虑考虑。”

她身上麻酥酥流过一阵快感，乌拉乌苏的银月像熨斗烫得她好舒服。乌拉乌苏的银月简直是绝妙的艺术品，每次从记忆中复出，都能带来全新的感觉。这一次，她从张玉华的泪水中出乎意料地捕捉到那刻骨铭心的快感，正因为出乎意料，才使得这种快感动人心魄，达到了乌拉乌苏银月之夜光头队长创造的水准。幸福突如其来，追求权力是一种快乐，使用权力更快乐。

她坐在办公室里，那种快感依然存在。缪干事进来打开文件夹，轻声问：“张老师弟弟的指标咋办？”她问：“还有谁的？”缪干事说：“目前没有。按往年的经验，要留几个空额。说不定哪个头儿的熟人考不上大学，又要临时突击咱们技校。”她啊啊两声，说：“留一个吧。”“一个？”缪干事站一阵，轻轻走开。

她看见张玉华向教学楼走来。这个骚货，穿白裙子，把校园当舞台了。她知道张玉华的步态真正的“轻盈自如”。她翻开报纸，放桌上，半闭门出去，到没人去的后勤办公室。里面没人，她掩上门，拿起报纸，从第一版看到第四版，看到中缝。她听见张玉华的皮鞋声，叮、叮、叮，鞋跟像手指头，你慢慢戳吧。她听见张玉华在各办公室打问她的去向，有人回答，有人嘻嘻笑。小脸蛋涨红了吧？呼吸急促了吧？她听见张玉华的脚步声，那声音不轻盈了，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张玉华在她的遥控之中，却不知道遥控的中心位置。一只手在她心坎上抚摸，像是梦，她下意识抚一下桌子，桌面光滑，阳光涂在上面像酒精灯上的火焰。

她从窗户看到张玉华向家属楼走去。张玉华沮丧得无以复加，学生问候她，她只点头。你跟学生攀谈什么，显你风度么？你不是全校公认的风度最佳的女性么？学生望着张玉华的背影，大惑不解，议论纷纷。昨天学生会干部开会，她很有分寸地给几个心腹学生透出消息：张玉华老师走后门呢，让她在团场的弟弟上技校。冲击波悄悄涌上地面，在人们的舌尖上颤动，像火焰。张玉华走到教师家属楼跟前，大楼隔开太阳，一团黑影像只大蜘蛛爬在张玉华的背上，吞噬那苗条的背影。她从窗户里看得清清楚楚，她看见一副空洞的骷髅，脊椎骨像条白带子左右摇晃。她愤怒了，臭娘儿们，到这份儿上挣什么气，还是你那四两重的贱骨头。那些骨头疙瘩被筋串着，像古雅的大吊钟，钟声悠扬，刚才所有的欢欣散失在这钟声里。

第二天，她觉得火候到了。她拿起报纸，有人敲门，她停一会儿哗啦翻过一页，说：“请进。”那人进来，掩上门走到她跟前，她闻到淡淡的幽香。她又翻过一页，那人好长时间不吭声。她身子一仰，靠住椅背，眼睛始终在报纸上。她看电视剧《红楼梦》的评论，她很随便地说：“什么破玩意儿，比王文娟演的越剧差远啦。”她抬头一惊：“哦，是张老师，请坐。”张玉华一直望着她，坐下时也没有移开目光：“大科长真难找啊。”她眉毛一扬谈《红楼梦》，就此打断张玉华的愤怒：“《红楼梦》里说，女人的骨头是水做的，现在的男人都没有骨头啦，女人充什么好汉，好汉的骨头最多四两重。”张玉华说：“太极讲四两拨千斤，四两也算骨头呀。”她拿起报纸，字都小了，看不清了，她说：“找我有事？”张玉华说：“你好健忘呀，我弟弟的事前天才给你讲的。”“噢，那事我早考虑好了，我当啥大事情。”“对我们百姓来说，有条活路就是天大的事情。”“是吗？”她意味深长地瞥张玉华一眼，手指敲着玻璃板，“我研究研究，很快会有结果的。”张玉华不走，静了好长时间，压低声音说：“陶科长，我只有一个弟弟，团场生活艰难你也知道，给他一个机会啊。”她点头，不停地点头。

张玉华走后，缪干事进来。她问：“头儿们有没有消息？”缪干事说：“书记的干儿子，没预选上，刚打过招呼，现在填上吧。”她说：“别着急，书记的一定要办。”报名卡和准考证考试那天再办。缪干事说：“张老师弟弟的咋办？”她说：“你知道咋办！”

考试前一天，缪干事找张玉华说：“陶科长好不容易给你挣一个名额，书记刚托来熟人，书记还把陶科长训了一顿。”张玉华说：“我们知道是咋回事了。”缪干事说：“你不要误会。”张玉华说：“这是误会吗？这是一场戏，一场拙劣的双簧戏，陶科长文工团没白待啊。”“人家是领导，要注意团结。”缪干事笑得很尴尬。

她在办公室里看得一清二楚，张玉华高挑的身影从林带边渐渐远去。她有点惆怅，这娘儿们想跳出去，她要真跳出去自己也没办法。招生结束，张玉华像个没事人，出出进进，说说笑笑。她讨厌这种声音，张玉华好像看出她这一点，频频光顾她的办公室。她忍不住说：“你并不轻松，何必这样。”张玉华嘻嘻一笑：“我不轻松吗？你看我哪儿不轻松，你体验过一个人解脱后的感觉吗？”张玉华轻轻飘走出去，张玉华走出她的范围，像在国界以外，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久，她听说张玉华的丈夫给内弟谋到一份好工作，在石油局开车。小伙子开着带空调的美国车，到学校来看姐姐。小伙子从油罐车上跳下来，油罐车比“东风”高一倍。小伙子瞥她一眼，对姐姐说：“科长老头开解放车，嘿，解放车在我们那里跟玩具车一样，小孩开的。”她还听说，张玉华丈夫背着张玉华搞的，张玉华从不求人，自己的丈夫也不例外。别人闲谈时，她怅惘得如同黄昏的太阳。闲谈的人意味深长地说：“记者，啧啧，记者都是通天的人物。”

她拉开抽斗，掂出大印，挺沉，像枚手榴弹。可它的杀伤力太有限了，只给张玉华擦破点皮。她的有效射程不超过五十米，张玉华三蹦两蹦就蹿出来了。

她和丈夫去广场看喷泉，丈夫买冰淇淋，她看见张玉华领着娃娃，张玉华的丈夫胸前挂着照相机。他不像那些小青年，蹲地上乱眯眼睛乱瞄，他让张玉华和小孩坐水池边上，他后退几步，根本不看照相机，他举起一只手，说句什么，闪光灯一亮，女儿就蹦下来。她知道跟这样的男人过日子，妻子再累再委屈，回家几秒钟就能恢复元气。她太徒劳了，她的大印所产生的威力，有时巨大无边，有时竟没有作用。

那年春天来得很早，人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男娃娃都换上牛仔裤和足球鞋，我们开始在残雪里踢足球，女娃娃开始穿毛衣。寒流要来的消息一周前就通知了，没人管它。

我们通知各班班长来办公室开会，我们进去时看见陶科长手捧大印，仔细地端详。印把子露出来像左轮手枪的枪柄。陶科长打量我们一眼，啊啊两声叫我们坐，我们就坐了。陶科长把大印在纸上戳一下，白纸上渗出红红的疤，好多年我们一直忘不了，那个疤就像砍过头的脖颈。陶科长一连戳三个，三颗脑袋疤。那天的会开得很沉闷，寒流要来，我们都知道。我们不相信寒流真会来，我们不知道陶科长真会把印把子当左轮手枪，我们不知道她要给印把子开荤。我们那些当过兵的父亲告诉我们，只有枪弹是吃荤的。我们当时确实不知道，穿裙子的丫头也不知道。

陶科长把学生打发走。她看纸上血淋淋的红印，一共三个。学生进来时，她正想她刮掉的三个娃娃，她是第四次做母亲，她随便在纸上摁几下。她发现这枚印很入眼，整洁清晰，像古元的木刻。她在乌拉乌苏下乡时看过《革命烈士诗抄》，对古元的木刻印象很深。学生显然把这三颗印当作画了。她搞不清自己弄这幅图案的含义，如果是艺术品，它的含义就没个准儿。

丈夫下班回来，望她半天，突然说：“你好漂亮。”她鼻子酸涩。乌拉乌苏银月之夜后，她再没听过这句话。光头队长干过她之后很兴奋，光头队长说：“娘儿们被干的时候才露真面目，真金不怕火炼，是朵花儿那时才显灵气。”丈夫过来亲她，丈夫说：“今天你真怪，水灵灵的。”“我以前不水灵吗？”“以前你有点干，好像吃不饱，别人都说我饿着你了。”乌拉乌苏银月之夜以后，她一直是块旱地，她不相信自己会成为水浇地。她说：“你没那个能耐。”丈夫期期艾艾：“以前行呢，刚结婚那会儿行呢，后来你不干了。上大学刮一个，入党刮一个，提科长刮一个，医生说我憋过劲儿了。”丈夫白她一眼，很委屈。她长出一口气：“我现在要娃娃，现在就要。我放过去三个，不能再耽搁了，我没机会了。”她一件一件剥衣服。丈夫像个傻子，她躺被窝里，身子虚虚的，仿佛打开石盖的千年古井，等待万物去填去堵。她伸出光胳膊，白练似的把丈夫拥进被窝。她不知道丈夫折腾什么，她不知道用什么力量能驱散淤积在身上的空旷。她像没有门窗的房子，像没人住的房子。她望着窗外，圆月哗一声从林带里蹿出来，滴溜溜转，像猎人枪口下的野兔，奔跑得通体透红，红月亮像只野兔，蹿出老远，她望洋兴叹。乌拉乌苏的银月之夜既不消失，也不亲近，她无可奈何，推开丈夫。丈夫虽然达不到光头队长的水平，可丈夫能给她娃娃。她猛然坐起来：“你看我脸色咋样？”丈夫说：“水灵灵的。”“是不是我怀孕啦？”“不是，女人怀孕脸上有斑。”

她赶到医院。手术室外站许多愁容满面的年轻女人，她小腿抽一下，她再也不能保持镇静了。她刮了三个，医生认识她，没容她开口，医生就说：“想要孩子是不是？”她点点头。医生说：“那几次你像个英雄。上手术台男人都打哆嗦，我忘了许多人，可把你记住了。”她躺下，由医生摆布。她很反感受人摆布。医生给护士叮咛两句，匆匆离开。她很紧张，问护士：“咋啦？”“没事，你不用怕。”她反而更怕，腿上的肉先跳，随即全身的肉都跳起来，身上仿佛爬满青蛙。护士大声说：“叫你别怕，你咋回事？”“你不要这样子跟我说话。”“咋样子说话，你教教我！你大概是个干部吧，告诉你，州长、市长躺这儿也一样听我的。”州长、市长四个字把她烫熨帖了，她长出一口气。进来一个老大夫，不看她，走跟前俯身直接看她下边，捣鼓一阵子，擦擦手往外走，另两个医生跟出去。她脑子里空空的。护士说：“穿上衣服，到医生那儿去。”

医生捏一杆圆珠笔轻轻敲打桌子，示意她坐下。医生说：“你们学校以前跟我们有公费医疗关系，我刚才看你的卡片，你三十四岁了吧？”她轻轻点点头。医生说：“刮过三次，这很危险。”“我怀不住吗？”“不，不是这个问题。”医生说：“我们主任看了，同意我的看法。你属于特殊病例，主要是你自己造成的。”“什么意思？你想推卸责任？”“你误会了，你听我讲完。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刮三次宫不影响你怀孕。你最近感到你好像怀孕了，那是你的主观幻觉。你有这个愿望，愿望强烈到一定程度就产生幻觉，精神变物质么。你的子宫里空空的，明白吗？”“空空的，我的是空的？”“你把自己压抑得太久啦，夫妻常年不同床对你不好，对你丈夫也是个损害。”她期期艾艾：“以前为工作，少一些，可不是没有，最近有啊，要不我能到医院来？”医生问她丈夫的情况，医生说：“实际上跟没同床一样，你丈夫没毛病。意志过于强烈就会影响身体。叫你丈夫来一下。”“我会不会有孩子？”“你生育功能正常，会有孩子的。”

丈夫从医院回来，猛抽烟。她问半天，丈夫说：“医生开了证明，想要孩子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日本人有那个技术。娘的小日本，能造彩电，娃娃也能造。”她说：“是不是人工授精？”“人工授的没问题，机器帮忙么。”“你声音小点。”丈夫偏不，丈夫像个大喇叭：“剖宫产的娃娃没过产道挤压，长大缺乏战胜困难的勇气；机器撒的种没爸爸的劲儿，长个屁。生娃娃的学问多得很，你懂多少？大女人你懂多少？”她没想到丈夫的柜子里藏那么多《家庭医生》《育儿手册》，她从来不翻那些破烂玩意儿。她说：“今天给你个机会，你跳啊，跳啊。”丈夫不跳了。她推开窗户指着蓝天：“你跳啊，跳啊，跟杜丘一样跳下去么。你不是高仓健。”丈夫的脸色由白变青变紫。她说：“熊样儿，变什么脸，放幻灯吗？”丈夫轰地倒沙发里，翘几下后像汪洋中的小船，慢慢稳住。

丈夫去乌鲁木齐买卧铺票。陶科长知道要来寒流，给丈夫带上毛衣。丈夫走后，她想去办公室，稍一犹豫就把毛呢大衣穿上了。

天空呜呜响起风声。这座城市在凹地里，风吹不到地面，风带来的寒冷像炸弹，命中率百分之百。寒流滚滚而来，像轰炸机群。今天校园里全是丫头，全是年轻女性。她格外注意那些人的身材，她看见的全是圆臀细腰的高挑女性，她们比她年轻比她肥沃。今天，她第一次用母性的目光扫描世界，女人的世界全部真实地袒露出来，山岭、平原、盆地，她们把大地的形态体现得惟妙惟肖。那温馨的盆地只需一条细流，就能萌发生命。她想她的盆地，医生鉴定哪里没水哪里干旱，丈夫的水流不到那里，那里需要钻探机打洞打深井需要高压水泵。乌拉乌苏的银月一下子就出来了，乌拉乌苏在蒙古语里是泉水密布的地方，银月跟鱼一样在水里翻滚，怎么能没有水呢？她满眼怒火，这些丰满肥沃的娘儿们，这些骚货！别说一条细流，落一滴雨星她们就能长出一片绿叶。女人不能创造生命多么悲哀，竟然需要机器帮忙。

她看见一个穿裙子的丫头从食堂出来。她认出那丫头是汽修班的，她上任第一天丫头就烫发。她站台阶上盯着丫头，学生都察觉到她的目光了，学生都看那丫头。丫头也察觉到了，直直走过来，没有停下的意思，或许丫头想到了，转眼又认为没这个必要。丫头走到她跟前，她说：“你站住！”她的声音凌厉无比，学生纷纷退回宿舍楼。从校门口涌进一群带纸片带草枝的大风，人影晃动，纷纷逃离校园。饭厅里的学生不敢出来，隔着玻璃边吃边看陶科长训丫头。陶科长站台阶上，山墙挡住大风。丫头在风地里瑟瑟发抖。丫头想上台阶避风，陶科长尖叫一声。丫头站那里望陶科长，丫头不抖了，裙摆闪动像面旗。几个男生跑过来，朝丫头做鬼脸，丫头哧哧笑。陶科长又尖叫一声，丫头打个激灵。丫头太小，不知道这是凶相。风把裙摆送她手上，她看见她的裙子是黑色的，她比燕子提前半月来到这里，雪才消一半。她太小，她不知道在燕子之前有乌鸦，乌鸦是冬天的鸟，乌鸦的翅膀上驮着真正的黑夜。她太小，她看见石头都觉得它有温情，她这种年龄，乌鸦的翅膀长她身上也是美丽的。她初中毕业时在晚会上朗诵爱伦·坡的《乌鸦》，那是个美丽的童话，她没想到童话里有魔鬼；她在迎新生演唱会上唱《大约在冬季》，她没想到冬天会在这时候落在她身上。

她没想到她会死。即使想到了，那也很光滑很优美。

后来我们才知道，陶科长训丫头时没怀孕。陶科长身上空空的，娃娃作为一种想法在她脑子里。娃娃最早都在脑子里，被父母想好，父母开始行动开始把娃娃从观念里搬到创造生命的地方，再搬到肚子里，医生稍微帮点忙，娃娃就得了。那时我们错了。以为丫头跟陶科长吵，把肚子里的娃娃惹翻了，其实娃娃在脑子里。不过这一吵，把陶科长给吵醒了，吵坚定了。丈夫办好车票，拍个电报，陶科长拎起包就走，直扑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日本人示意她脱裤子，她褪下裤子躺铁床上。日本人把床头的轮子转几下，冒出来一架奇怪的小机器，上边红灯一闪一闪。小机器贴上她的身体温乎乎的，类似牛角的一个东西伸进去，在她里边鬼鬼祟祟寻找什么，她像泡在热水池里，全身软塌塌。墙壁很白，屋子很静，日本人盯着仪器上的指示灯。突然牛角在里边撒野，转换方向狠跑。她听见自己身体里边的爆炸声，她看见圆圆的月亮像野兔，跑得通体透亮，她啊一声喷出泪水，乌拉乌苏的银月升起来，熨烫她，那刻骨铭心的感觉再一次苏醒。

她这时候一定很漂亮。光头队长说女人被干的时候最漂亮。女人被干的时候是火中的凤凰，凤凰五百年一涅槃，她的期待绝对超过五百年。现在她简直是个女王。

医生感到吃惊。日本人对他的中国同事说：“这是个奇怪的病例。在西方国家，她绝对是一流的性感明星。她丈夫可怜了，男人没法给她带来快感。”中国医生大惑不解，日本人说：“那是一种精神上意志上的渴望，不是医学上的。”日本人翻一阵仪器的记录数字，说：“她最先是生理上的，说明她的渴望有生理基础，以后又转了。”日本人按一下电钮，进来两个护士，日本人朝护士示意一下，带两个中国同事进另一个房子。

医生给她打麻醉剂，医生趁她不备，用小剪刀在她里面铰。她恨死日本人了。后来她知道那小手术旨在破坏她的感觉神经，破坏她的记忆，降低她的渴望。果然，她对乌拉乌苏的银月之夜迷糊不清了。

按照医生的吩咐，丈夫做了相应的治疗。据丈夫讲，那是个坚挺的机器，像拖拉机，牵着他满屋子跑。按照医生的吩咐，他们同床一周，效果很好，丈夫终于攻进她的身体，她怀孕了。

生了个胖小子，肉乎乎很可爱。两口子亲亲热热，丈夫说：“这才像个家。”她生气，丈夫说：“就等这个小子，他不来，家里总缺一样东西。”她不再生气，跟儿子一起闹。她给儿子起名涛涛。她的涛涛很快长起来，跟张玉华的女儿走在一起。她看见张玉华眼中飘出一丝嫉恨。张玉华看她的涛涛，张玉华不相信这是陶科长的儿子。她很大度，装作没感觉，心里冷笑，我儿子长大偏要娶你丫头。

同事偶尔提及穿裙子的丫头，她啊啊两声，说：“违反校纪，就该处理。”她差一点忘了那丫头，丫头跟她吵，影响她的情绪，情绪不好会对娃娃产生不良影响。她说：“幸好她毕业了，要不然处分她！”别人很惊讶：“她死掉了，你不知道？噢，那时你在医院接受记者采访，好事一多就想不起晦气事了。”“晦气事儿。”她把几个字嚼一遍，喉咙发痒。晦气不能落在她的涛涛身上。

吃中午饭，她骂丫头是骚货。丈夫劝她别跟死人计较，她甩筷子：“她死给谁看，给我看吗？放‘文化大革命’那会儿，这叫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都啥时候了你还提‘文化大革命’？”“你别打哈哈，你说‘文化大革命’完了就完了？那是钻进骨子里的东西。”丈夫大吃一惊。她说：“你吃惊了，你没有发现我这么深刻是不是？我下过乡插过队，我啃土坷垃时，你在阿拉山口放哨呢。你光知道牛奶好喝羊奶好喝马奶好喝，你就不知道狼奶对人最有用。解放军大学校里你喝不到狼奶。我们插过队的喝了十年狼奶。你知不知道，喝牛奶羊奶马奶只长牛马精神不长心劲，长心劲要喝狼奶，喝狼奶肚子里长牙。”丈夫期期艾艾，她诡秘一笑：“你又不行了。”丈夫说：“行呢，治好了么？我是说我们涛涛咋样才能长心劲肚子里长牙？”“这个你别管，有我呢。”丈夫傻笑，蹲下来摸摸儿子的大脑壳，丈夫说：“听妈妈的话，这里头装的都是智慧。”

陶科长很讨厌我们驾驶班，我们班主任王根老师是刚分来的大学生，看不惯她那一套。她对我们几个挺好，我们参加硬笔书法函授，一手漂亮的柳体字带来许多方便，我们经常出入各办公室。多数情况下是帮陶科长抄写学生处分决定。办公室没人的时候，陶科长就向我们打听班上的情况，打听班主任王根老师的情况。陶科长有意味有分寸地提示几句，我们一点就通。晚上在宿舍里把陶科长的意思一说，天不亮全班就会知道。第二天，我们挺正直的班主任王根老师就会蒙在鼓里，陶科长就会拎着鼓槌来敲打。这法子很灵验，我们经常碰见别班的学生在办公室，听陶科长面授机宜，好多班主任束手就擒。

我们是一帮二球，我们要在学校里混得人模狗样，我们得听头儿的话，将来我们当工人也一样，头儿们找你是看得起你，你总不能狗肉不上台面。后来我们读了唐人的《金陵春梦》，冯玉祥在上海打日本人，蒋委员长就用这法子治冯玉祥，蒋委员长越过冯玉祥打电话直接给军长师长，冯玉祥就没戏唱了。我们对陶科长肃然起敬，我们觉得她是个大人物，给大人物当差是很体面的，那时我们很卖力。我们都知道希特勒是战争魔王，可我们都觉得他挺威风挺有能耐的。后来我们发现自己不大对劲，晚上睡不安稳。人家骂我们：“儿子娃娃最讨厌当小人，给头儿们告黑状，时间长了养成习惯，一辈子就得靠头儿们的山墙爬，这辈子就别想站起来，就别想抬起头。”我们很害怕。可后来不行，到时候还那样子，工作后还改不了。

那时，我们把陶科长当作大人物，她抓汽修班两个喝酒的，要给他们处分，要扣他们生活费。两个小子不服气，扭脖子。陶科长说：“我叫你扭，告诉你，记大过。”小胖子不敢扭了，大个子张英杰还在扭，陶科长尖声叫道：“你，就是你，留校察看。”张英杰也望陶科长，望一会儿，又扭一下，陶科长蹦起来：“你给我滚，滚回去，我要开除你。”

张英杰刚滚出去，我们也出去了。陶科长叫我们注意他，看他服不服气。我们跟在张英杰的后边。张英杰走出教学楼，对小胖子说：“她儿子是机器娃娃，她见男娃娃就想收拾，再收拾她儿子还是机器娃娃。”我们转回来，陶科长说：“我看见了他不老实，在路上嘀咕什么？”我们说：“没说啥，他声音小，我们听不见。”陶科长敲我：“连你们也不老实啦，对老师要说实话，你说他说什么啦？”“她说你们家涛涛是机器娃娃。”陶科长腮巴抽一下，说：“出去吧，我知道了。”

对这件事，我们一直很懊悔。张英杰后来死了。他在伊犁实习时喝醉酒，睡路边，雪和寒流把他盖严了。后来我们听说，张英杰父母感情不和，一直等着离婚。儿子快毕业了，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给儿子写信，问儿子愿意跟爸爸还是愿意跟妈妈。张英杰很为难，借酒消愁。后来，他们班主任找陶科长求情，他父亲也从伊犁赶来求情。陶科长让一步，改开除学籍为劝其自动退学；班主任和家长再求情，陶科长见好就收。我们看见张英杰又扭脖子，他个子大，对不理解的事情都这样子。他父亲对陶科长说：“这是个倔家伙，你千万别计较。”陶科长笑：“我会计较吗？”家长反而不好意思。

对这事我们一直懊悔。我们去伊犁，到张英杰死的地方，那是片桦树林，有块大石头，张英杰靠石头上睡着了。张英杰下去实习那天，处分决定贴在报栏里。我们至今还记得学生管理细则第二十三条，喝酒者给予警告处分。他们班主任就凭这一条据理力争，争不成反而得罪了陶科长。他们班主任以后被陶科长搞得很狼狈。张玉华对这位班主任说：“你刚工作，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张玉华轻易不招惹陶科长，更不敢觊觎科长的位子。

张英杰是受处分半年后死的。他们班长找过一次学生科，他们班长说：“处分决定上写着扣半年生活费。”陶科长说：“听说他还喝过一次酒么，10月23日下午，你这个班长也喝了，对不对？”他们班长脸红了，他们班长扫我一眼，还有另几个学生，我们都是陶科长的人。他们班长说：“要罚罚我们，我们买的酒，张英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喝啥酒呢？他跟我们吃饭是真的，他没喝。”“你包庇，你还是班长呢，给你记过处分，张英杰生活费再扣半年。”我们笑这傻小子，狗肉没吃上还赔了铁绳。后来，张英杰冻死了。他们班主任和班长从伊犁赶回来，他们班长说：“张英杰想不通，借钱请我们看电影，看完电影就一个人喝闷酒去了。”张英杰说：“不就是一句话么，说她儿子是机器娃娃又咋啦。我们又不是机器娃娃。”他们班长说他们查出了给陶科长告密的小子，他们把那小子砍了八刀。那小子在陆军医院躺了四个月。他们班长盯着我们看，我们慌得不行。我至今不敢去伊犁，不敢一个人走夜路。

寒流每年都来，每年都要死人。我们没想到四月份会来寒流。我们听见楼外呜呜响，我们趴窗户上，天空灰暗，像来了敌机。我们钻进被窝里，呜呜声过去后，我们翻箱倒柜，我们准备了皮大衣，我们穿暖和，这才感到离死亡远了点。我们嘻嘻哈哈开始打闹。

这时我们听见楼道里陶科长的尖叫声，全楼都静了，像她一个人在走。她走了好几圈，她的皮鞋声很脆，叮当叮当像电影里的纳粹。陶科长从背影看，脖子并不短，她下巴很大。以后我们很注意这点，见了大下巴的人你别惹。

陶科长往家属楼跑，跑到楼梯口，听见涛涛大叫：“妈妈，我怎么办？”涛涛扒着地下室的窗户看她，像个小囚犯。涛涛已是第三次被关地下室了。她对娃娃有严格的规定，稍有冒犯就要处罚，处罚很严厉。她打开地下室铁门，说：“想通了没有？”“想通了，妈妈。”“下次再这样就关你一晚上，听见没有？”“听见了，下次再这样就关你一晚上。”“关谁？”涛涛想了大半天，用手指着自己的小鼻子说：“关你。”“关谁？再说一遍。”“关，关我。”“这就对了。跟我上去，快点。”她前边走，涛涛在后边跟着。

她叫涛涛看动物图片，她下去买馍馍。涛涛从凳子上站起来：“妈妈，我怕。”“你给我再说一遍。”“我不怕了。”她回来时，涛涛抱着图片盒子，缩着脑袋像个小教徒在做祈祷。涛涛看着她，僵硬的小脸一点点变软和，舌尖挣几下挣出声音：“妈妈。”“干什么？”“妈妈，我好想你呀。”“你给我老实点。”后来她进厨房做饭，没再听见儿子的响动。她端菜出来，儿子抱图片盒躲在一边，她说：“快去拿凳子。”她希望儿子多吃带鱼，儿子对青菜感兴趣。儿子看脸子不敢动勺子，她吃得正香，发现儿子不动，她有些生气：“吃，快吃呀，看着我干什么呀？”儿子啃带鱼像啃一块木头。她希望儿子吃得胖胖的。第二天她炖羊肉，儿子只喝肉汤。她夹几块肉疙瘩给儿子：“吃，吃不完就给我坐着。”儿子坐着看她，儿子说：“妈妈，我不爱吃羊肉，我吃不下。”她不吭声，她站起来看儿子，儿子动一下，低头啃羊肉，啃得很艰难，像冬天在沙地里啃草根的羊。儿子终于把羊肉吃光，儿子长出一口气说：“妈妈，我不爱吃羊肉。”

她在办公室里训抽烟的学生，学生耍赖，她打开小本本念：某月某日在教室后边，某月某日在男厕所。学生低下头，她说：“以后给我老实点，认不认罚？”“我们认了。”“第二节课把检查交来。”她有点愤怒，这些学生跟她的涛涛一样，检查很深刻，几乎都是痛心疾首，以后照样抽烟。幸亏她在各班有眼睛，对学生的举动了如指掌。

陶科长问我们：“你们不知道来寒流吗？”“知道呢。”“知道怎么还出事？”“以后不会出事了。”陶科长将信将疑，我们说：“老生大多在社会上混过，倔得很。我们小班娃娃老实，不会出事。”陶科长说：“明明死了两个学生，为啥有人说死了三个，是不是以后又要出事？”“我们都小，我们不敢胡来。”陶科长说：“他们说死三个，难道会再死一个？”

我们好长时间没想到要死去的第三个人。毕业后，我们被一帮哥们儿用麻袋蒙住头带到戈壁上，他们给我们放血时，我们想起自己是第三个。后来，我们碰到学生会那帮干部，他们都被人放过血，有两个被挑了筋，成了残废。老同学不跟我们来往，他们说我们是奸细，是特务，他们说我们是奸细的时候我们就完了。我们是死去的第三批，我们不是一个。我们跟那两个不一样：那个穿裙子的丫头，那个倔牛张英杰。

那时，校园里流传着关于我们的种种说法，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后的结局，阴谋像蜘蛛网把我们包围起来。有好几次，我们的班长脸色阴沉盯着我们好半天，他命令我们从宿舍滚出去。我们没敢告诉陶科长。陶科长似乎有所察觉，盘问我们，我们不敢说。我们实在太害怕了，我们怕刀子怕被人放血，特别怕在同学中“臭”了，那比放血更糟糕。

那年，校园里的目光阴森可怕。我们在这里快三年了，快毕业了，我们长高了，开始懂事了，我们是怎样一种心理？我们再也不好意思去学生科了，陶科长狠训我们，我们不敢吭气。

新生入学，很快有了新干部。新干部喜气洋洋，换下我们。他们跟我们几年前一样，傻乎乎的，像所有大人物手下的兵。

毕业前那段时间，我们闲着没事干，追涛涛玩。我们领他到南森林公园，他指着鸟儿问：“那是什么鸟？”“是百灵鸟。”涛涛说：“它胆子真大，它妈妈训它咋办？”“它有翅膀，它飞掉它妈妈就没办法了。”有人嘀咕：“这小子真是机器造的。”我们走进草原，小家伙对烂漫的野花无动于衷，眼睛迷迷糊糊。

我们去采花，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的南缘，寿命只有一年的荒漠草原植物，花期更短，花就开得很灿烂。我们采好小天仙子、矢车菊……我们在公路上看油田来的车队，那都是进口的空调车，司机们好神气。我们驾驶班快毕业了，我们要开车子了。“石油鬼子”好神气。我们看着车队开向独山子，我们看见涛涛蹲在公路边，津津有味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小家伙把野花扔车轮底下，花瓣烂在沥青里，像壁画里残损的小飞天。小家伙站起来：“叔叔，我妈妈叫我了。”我们伸长脖子，我们听不到什么，这儿离学校好几里地。涛涛径直往回跑：“妈妈叫我了。”我们离开草原，追上那小子。

陶科长不理我们，朝涛涛喊一声。小家伙不声不响走进地下室，他妈妈大喊：“关你一天一夜。” 6OI1QsX4KMPUz2JAu/XK2QtbbYvjixIqVLGk7+5Kl6+O+YTTHAh2o7FmY+IazSq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