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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于谦天赋与努力都在线，在同龄人中显然是佼佼者，但他两次乡试都失利了，竞争的残酷可想而知。对自己要求甚高的于谦，岂能被暂时的困难所压倒？岂能不愈挫愈勇？
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初，金秋的阳光将杭州城装点得分外美丽，十里天街车水马龙，西湖岸边游客如织，一阵轻风拂过，让人倍感舒服。而在杭州贡院前，众多考生穿戴整齐，表情严肃，急切地等待放榜，其中当然有我们的男一号。
我们不难想象于谦焦虑的心情。他已经失落过两次，已经耽误了六年，已经让父母妻子牺牲了太多。也许，他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也许，他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前程；也许，他真的应该找份差事赚钱了。
他是个男人，要扛起家庭的责任。即便他还年轻，但真的不想再考第四次了。
“少爷，中了！”眼尖的书童提醒他。
于谦也很快露出了笑容，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成绩好所以好找，在所有考生中高居第六。即便于谦平日再低调，此时也可以微微开心一回，小小放纵一下了。
按照习俗，所有中举者都会披红挂彩，骑上骏马，在贡院官员引领下，穿过杭州闹市区，接受万千百姓的欢呼喝彩，真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随着于谦拿到举人资格，原本相对冷清的于家宅院很快热闹起来。提着礼物登门拜访的远亲近邻，自然是络绎不绝。
千万别拿举人不当精英。要知道浙江作为文化大省，每三年有数千秀才参加乡试，最终能够录取的，也只有三十到五十人。这竞争有多残酷，就不用我多强调了吧。学养、见识、运气，甚至身体素质，哪一样欠缺都不行。
考上了举人，就拥有了终身铁饭碗，一辈子吃皇粮，免徭役。只要你颜值没有严重缺陷，有的是出人头地的机会。但和进士相比，差距还是一目了然。
因此，所有举子都丝毫不敢怠慢。要在来年的会试中脱颖而出，就得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大的牺牲，当然，还得有更好的运气。
于谦生性不喜应酬。为了躲避费时耗力的人情往来，他和父母商量之后，干脆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安心读书。乡试都这么难，都失败了两次，会试的难度更是乡试的数倍，根本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点侥幸心理。而且，考试地点可不是自己更熟悉的南京，而是遥远而陌生的北京——永乐皇帝还在那里。
这样看来，于谦乡试的两次落第，让自己对残酷的科举竞争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称得上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以于谦的“情商”和个人意愿，他显然并不适合钩心斗角的官场，而更适合成为一个诗人和学者。在今天，于谦显然可以去社科院或者一流大学做个教授。
但在儒家思想主导的古代社会，一个学子想要出人头地，必须通过科举来做官，只能通过仕途来证明自己。官做得越大，自身理想和抱负才能实现得越多。他的前辈白居易、苏东坡和刘伯温等人经受的挑战，经历的苦闷，他一样也不曾少。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们都知道状元及第非常威风，当上进士已经很了不起了，但其中付出的艰辛，经历的挫折，遭受的打击，却是常人所不能体会的。
这年十一月初四，永乐在北京颁下诏书，宣布从第二年元旦开始，正式以北京为京师。
而对于谦来说，他也就跻身大明开国以来，首批在新京师参加会试的举子之列。之前北京已经承办过两次会试了，但都是以“行在”名义完成的。
这年初冬，于谦的身影出现在了北京城下。二十九年之后的冬天，他将凭借自己的血性与智慧，成为这座帝都的拯救者。
会试的时间是次年二月。此时的江南已相当温暖，鲜花盛开，禾苗吐穗，但北京依然还是冰封大地，万木萧瑟。对南方举子来讲，天气无疑是个重大的挑战。他们不得不提前数月进京，一为适应环境，熟悉考场；二为拜会同乡，拓展人脉。于谦当然也不能例外。
于谦的家离大运河起点拱宸桥码头不远，他可以在这里乘船，一口气坐到通州。反正沿路的食宿，都有各地官府供给，不用自己掏钱。白天，他可以站在船头看风景，和同行的老乡把酒聊天；晚上，他可以住在沿途的客栈，点几根火烛，泡一杯香茗，趁夜深清静品读经典，日子过得挺惬意。
于谦时代的京杭大运河，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重新修建的。它使运河远离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而让北京和江南之间的物流更加快捷，沟通更加方便。
不过在元朝，运河由于经常淤塞，作用还是赶不上海运。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漕运自然就大幅缩减。
永乐决定将京师由南京迁到北京时，下令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以保证粮食和其他物资能更加顺畅地运送到新首都。作为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除非一年中最冷的几天，大运河是不会结冰的——不然漕运就得瘫痪，帝都就有粮食危机了。
之前，于谦还没有去过北京，但他对这座城市相当向往。于谦平生最崇拜的读书人是南宋丞相文天祥，正是在北京（当时还叫大都）从容赴死，让后人永久铭记，永远尊重。此时的于谦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离开尘世的地点与方式，与文天祥还会有那样的相似之处。
到了通惠河口，于谦下了船，换马车前往京城。站在高大巍峨的城门下，于谦被这座大都市的恢宏深深震撼，为能工巧匠的不俗创意深深折服。“万户千门气郁葱，汉家城阙画图中。九关上彻星辰界，三市横陈锦绣丛。”相比之下，精致的杭州真是太小了。如果说北京像一位豪情男儿，杭州只能算个小家碧玉。
各省举子来到北京，通常是住在相应的会馆之中，于谦也是住在浙江会馆。来参加考试的，当然不限于去年刚刚中举的“应届生”，还有不少早前通过乡试，但在会试中失利的“往届生”。有些人甚至考了七八次，从英俊少年变成邋遢大叔，甚至白胡子老大爷。不工作，不理财，不顾家，甚至不结婚，就是为了求取一个功名。
都说浙江是文曲星下凡的地方，浙江才子的水准傲视全国，会馆也给他们提供了相互交流切磋、分享考场经验，甚至一起猜题押宝的机会。在北京事业有成的浙江人，往往也喜欢过来认门，希望能结交一些“潜力股”，为自己将来的长远发展搭建人脉。
不过，于谦似乎信奉“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愿意把大把时间用在应酬上。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对是错，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看个人情况罢了。
永乐十九年（1421），注定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五十三年前的正月初四，贫苦农民的儿子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奉天殿隆重登基，宣布了大明王朝的建立。
五十三年后的大年初一，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北京顺天府奉天殿举行大朝仪，从而标志着北京正式升级为京师，原京师则成了留都南京。
这个决策，影响了大明之后两百余年的发展走向，影响了几千万大明子民的日常生活，当然，也影响和改变了于谦的一生。
会试从二月初九开始，同样考九天。为了争夺两三百个进士席位，从全国各地集中到北京的两三千名举子，都全力以赴，不容半点懈怠。会试有两个主考官，被称为“总裁”；还有十八个同考官，负责批改卷子。当然，为了防止作弊，所有考生的作品，都要全部糊名并誊抄。
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杨士奇，“三杨”中的“西杨”，以及侍读周述。于谦并没有刻意去接近杨士奇，反而令对方印象深刻。
为了节约开支，京师贡院号舍与其他地方一样，也是木板搭成的小棚子。
为了杜绝作弊夹带，举子们不能穿得太多，很多人感冒发烧也就不奇怪了。
为了防止考生乱窜，号舍的门都被锁上，让他们形同坐牢。
为了便于举子取暖，房间里都有火盆。但由于通风条件不好，一不小心就能引发火灾。
这些未来大明政坛的精英，真的是用生命在考试！到了十七日收卷时，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幸福感，都像是从鬼门关走过一遍，又重活了一回。
到了月底，会试榜单就会在贡院张贴，取得殿试资格的考生，肯定都是有功名了，当然值得开心一回。更值得吹爆朋友圈的是，全体进士的名字，都会刻在石碑上，永久立于国子监，被称为“进士题名碑”。而取得第一名的，有个专属称呼——会元。
落选的举子，则只能悻悻地收拾东西。个别人就此放弃，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从头再来。毕竟进士功名的好处太多，进士身份的红利太大了。
殿试通常在三月初举行，主考官的级别很高——当朝皇上。殿试基本上不淘汰人，而是经过策论和面试，决定科举的最终名次。一甲只有三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被赐进士及第。如果一个考生能连续取得解元、会元和状元，就会被称为“连中三元”。
于谦乡试考了三回，那会试成绩如何呢？也许是潜心苦读有了效果，也许是这次运气不错，他顺利地获得了与永乐皇帝见面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金榜题名”这个成语。所谓金榜，最初就是特指殿试最终公布的榜单，是用黄纸写就的。古人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说法，总结的是人生的四大喜事，其中以金榜题名分量最重。
于谦的会试成绩很好，殿试的整体表现也相当不错——他不是怯场之人。但最终的名次，却是于谦没有想到的，更让他的前程蒙上了阴影。
最终，于谦只获得了三甲第九十二名，无法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了。从永乐年间开始，这个职位被视为“储相”，也就是未来内阁大学士的候选人。明朝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则：“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如此一来，于谦未来入阁的机会，可以说就微乎其微了。
相比嘉靖二十六年（1547）京试的星光熠熠，永乐十九年这一届考试的整体水准要逊色不少。位列三甲的曾鹤龄、刘矩和裴纶，恐怕只有明史专家才能记得吧。但因为有了于谦，这届会试的重要性就不容低估了。另外一位成为重臣的考生，是来自北直隶的王文。
于谦之所以在殿试中成绩严重下滑，据说是因他在回答皇上问题时“以策语伤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说话太直，不懂得察言观色，把永乐皇帝惹不高兴了。
当然，性格耿直并非什么缺点，只是做某些工作不太适合而已。其实，无论是生活在于谦之前的刘基，还是于谦的迷弟王阳明，性格之中或多或少都有耿直的因子，总不能说他们情商都不高吧？
经过会试和殿试，于谦得到了什么职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