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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不会让他随随便便成功。永乐十二年（1414）八月初九，十七岁的于谦来到浙江贡院，开始了连续九天的乡试。
“乡试”听起来挺低调很接地气，但举办地点可不是什么乡村，而是各布政司所在地，绝对的中心城市，全国只有十六个考点（两京十四省）
，这是各省府能够承办的最重要的考试。乡试每三年才举行一次，主考官都是从朝廷直接派来的，为的就是防止地方舞弊。
千万别以为乡试容易。事实上，它的竞争极其惨烈，两京十四省数万甚至数十万有秀才身份的考生中，只有两三千人能够脱颖而出，考取举人，并获得前往京师参加会试的资格；第二年，这些精英全部集中在南京贡院参加会试，争夺两三百个进士指标。
因此，说能通过会试的是千里挑一，一定程度上并不夸张。退而求其次，在大明王朝，只要能获得举人资格，也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铁饭碗”，从此除非触犯刑律，就会一直拥有官员待遇，可以随时递补为官。而且，明朝几乎不存在元朝那样的贵族世家，更没有唐朝那样的军权、民政和财权一把抓的节度使，从国家到地方的行政权力，都需要文官来行使。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于谦家离浙江贡院不过区区一里多路，这才叫标准的“学区房”，真正赢在起跑线上。于谦的起点，比很多人的终点还要高，他根本用不着备车，哼着小曲、吹着口哨就走过去了。而很多省城之外过来的秀才，只能早早赶到钱塘县城，投宿到贡院周边的客栈之中，让老板数钱数到手抽筋。
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八月，时年仅有二十二岁的于谦同乡、大明开国第一谋臣刘基，也从本省的处州路青田县赶到杭州参加乡试，并顺利获得举人资格。第二年，刘基北上大都（北京），以三甲第三十名的优异成绩高中进士。
大明建立之后，朱元璋很快就恢复了科举。洪武三年（1370）八月，首次乡试在各行中书省所在地举行。明朝科举的录取规则，主要就是由刘基制定，并经朱元璋进行了调整。刘基还担任了直隶
乡试的主考官。
弘治五年（1492），于谦的一个忠实粉丝，从绍兴府余姚县来到了杭州，也顺利地考中了举人。这个年轻人，正是心学圣人王阳明。他中举时，还没过二十一岁生日呢。
不过，王阳明之后的表现有些“拉胯”。他后来在北京连续参加了三次会试，屡战屡败，直到二十八岁“高龄”时，才艰难地考中进士，成绩是二甲第七名。
那么和他俩相比，于谦的表现如何呢？
对于此次乡试，于谦本人是志在必得。周遭几乎所有人都向于仁提前祝贺，让他准备请客，甚至准备给这秀气的孩子做媒。
是啊，于谦不行，还有谁能行啊？
此时，永乐皇帝朱棣还在北京，短期内不打算回来。因此来年的会试和殿试，都将放在北京举办。
如果于谦通过乡试，他就将成为大明第一批在北京参考的举子。当然，对广大南方考生来说，还是在南京考试方便得多。
榜单公布出来了，于谦不慌不忙地挤进人群里。他信心满满，觉得很快就能看到自己的名字。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于谦的表情从放松变成了紧张，进而又相当失落。从第一行瞅到最后一行，他还是没有找到最熟悉的那两个字。
于谦落榜了！这消息就如同长了翅膀，在街坊中很快传开了。多数人当然要登门安慰一下，毕竟长公子才十七岁，三年之后还能再考。再者说了，这个年龄就中举的，实在也不多（想想范进）。被誉为明朝第一政治家的张居正，倒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十六岁时高中举人。
按今天的标准，十七岁（周岁十六）的孩子还处在青春发育期，家长免不了反复警告早恋的危害性。可在大明年间，这岁数已经能娶妻成家了。落第之后的于谦，当然没有心思想姑娘，没有条件约姑娘，更没有底气追姑娘。
不过，他很快就从不开心中解脱出来，继续埋头读书写作，乐在其中，甚至很少出门。
这种不服输的狠劲，显然是父母乐于看到的。于谦之所以落榜，只因文化大省浙江的竞争实在激烈。于谦本人又将大把时间用在读一些“闲书”上面，交点学费也不算什么坏事。
于谦乡试失利，自然也失去了次年会试的机会。
大明开国以来已经举办了多次会试，但都是在南京举办的。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正值永乐第二次北巡未归，会试和殿试不得不放在北京。坊间已经传言，永乐皇帝很可能要把京师迁到北京去。
大运河的南部起点是杭州，北部终点就是北京。经常在运河上坐船的于谦此时不会想到，自己和北京之间，还会有那么多的缘分。
盘点一下，这是自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开设科举以来，汉人王朝首次在这座北方城市举行国家最高级别的考试。当然，辽金元三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已经在北京搞过会试和殿试了。
最能代表于谦个性的《石灰吟》，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写出的。这也充分证明了于谦的理想高远，绝不是为了一官半职而发愤读书。而所谓“一语成谶”，这首诗与“救时宰相”之说一样，精准地预测出了于谦的命运，自然也引发了后世学者的种种怀疑。
今天我们读来，无疑感慨良多。正如名满天下的《满江红》可能并非岳飞所作，却是其英雄气概的完美写照一样，《石灰吟》就算不是于谦所写，却也有力地彰显了他的伟大风骨和赤胆忠心。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三年时间很快过去。于谦的信心更足，心态更稳。他再一次前往浙江贡院，再一次坐进了乡试考场，再一次挥笔疾书，迎接命运的考验。哪里知道，上天再次和他开了个玩笑，他再次体会到了名落孙山的郁闷。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中的这段名句，于谦早已烂熟于胸，但这个时候，他更能理解其中的深意。
人生的道路岂能没有挫折，大丈夫岂能因此一蹶不振？当然，这时候的于谦还不能称为大丈夫。他没想到的是，在连续两次遭受打击之后，随之而来的重大收获，让他既惊又喜。
永乐十六年（1418），农历戊戌狗年，太平坊于家老宅张灯结彩，高朋满座。杭州本地很多名流都来了。二十一岁的于谦成功告别了单身，妻子是翰林学士董镛之女董氏。
显然，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亲事。
明朝规定的最低成婚年龄，是男子满十六岁，女子满十四岁。当朝的永乐皇帝，是在十七岁时完婚的。这个岁数的于谦，都算得上大龄青年了。
其实，于仁早就为老大不小的于谦定好了亲事，本来想等他先考取进士，再来个双喜临门——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嘛。
不过，看到于谦两次落榜，一天天不开心的样子，老两口一商量，还是让媳妇先进门，抚慰孩子受伤的心灵吧。董于两家交情不错，这事很快就定下了。
婚礼办得简单但不失礼数，董家小姐是一位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女性，她并没有因于家财力有限而抱怨，更没有因于谦两试不中而轻视。自从踏入于家大门，她就承担起了一名儿媳的职责，一门心思都用在了照顾一家老小上。
一个家庭多了位正值青春妙龄的女孩，就等于是一下拥有了更多的生机与活力。董氏的到来，让于家上下都非常满意和称心。受益最大的，当然是于谦自己。古代男人娶妻，很有点“拆盲盒”的感觉，很多时候真是听天由命。但这一次，这位小少爷的运气显然很不错。董小姐相貌周正，身形匀称，举止优雅，知书达礼，方方面面都让于谦挑不出毛病，甚至可以没事偷着乐。
不然，凭于谦这样不（太）懂浪漫的直男，在领证之前，不知道得吃多少亏，碰多少壁，交多少学费，走多少弯路。和那个年代的多数男人一样，他讲不出腻到骨头里的情话，做不出浪漫得让她彻底沦陷的事情，更不可能陪着她休闲购物，游山玩水。但她并不会因此闹情绪、发脾气，玩失踪。
都说只有结了婚，男孩才能变成男人。成家之后，于谦既体味到了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又摆脱了不少琐碎家事（都交给妻子了），能有更多时间去研读经典，能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去备战科举，光大门楣，当然，也是为妻子争光。
永乐十八年（1420）八月初九一早，于谦再次来到了他熟得不能再熟、闭着眼睛都能走到的浙江贡院，准备再度冲击乡试。
都说事不过三，他这次能够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