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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北宋大词人柳永笔下的杭州，既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又市场繁荣、人丁兴旺。隋大业六年（610），这座城市得益于江南运河的开通，成为隋唐大运河的南部起点，从此也开始了不断扩张的进程。
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篡唐称帝，建立梁朝（后梁），并封钱镠为吴越王。杭州第一次成为王国都城。钱镠当权之后，对杭州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五代十国烽烟不息，而杭州却能安享太平近百年，钱氏诸王功不可没。
到了柳永生活的年代，作为两浙路路治，杭州已成为江南第一大城，超过了传统的南方中心城市南京和扬州。运河码头终日繁忙，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开封。
南宋建炎三年（1129），杭州被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她更成了南宋的事实首都，被称为“行在所”，直到德祐二年（1276）被元军攻破。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整个南宋和元时期，杭州都是全国以至全世界人口最多、商业与文化最繁荣的大都市之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金中都、元大都与宋元杭州的差距，正是南北实力差距的准确体现。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以最多的篇幅介绍了杭州这座名城，并称其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
称帝，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都江南的大一统王朝，杭州的地位从此大大削弱。但作为浙江省府
所在地，又是京杭大运河起点，杭州依然是东南名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依然让国人津津乐道。唯有杭州人自己，回想起曾经的荣耀与辉煌来，才会有一些失落和憋屈。
“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说的固然是大明京师南京，但同为江南大城的杭州，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经济的繁荣带来生活环境的安逸，物质的富足导致尚武精神的流失。很长一段时间里，能代表杭州形象的，似乎总离不开西湖上精致的画舫、佛寺中考究的茶茗、书院中精致的少年、青楼里娇艳的歌女，让人感觉少了一些阳刚之气。即便是安葬在西湖边上的民族英雄岳飞，似乎也无力将这个城市唤醒。
而到了明朝中期，一位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却以自己的血性与刚烈、坚韧及果敢，为中国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精彩一笔，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别样荣光，也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可与岳武穆比肩的传奇，更让后来的我们在崇敬之余，深切感受到了两浙文化的另一面。
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改变时势，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位伟人的出现，让我们对杭州更多了一份敬意。
洪武三十一年（1398）四月二十七，江南已然入了夏。午时（11:00至13:00）前后的杭州府钱塘县，阳光灼热而刺眼，瓦蓝的天空几乎看不到云朵，没有一丝风，天地之间如同一座巨大的蒸笼，压得行人喘不过气来。而太平坊南新街
一户于姓的官宦人家里，所有人却忙前忙后，相当开心。
伴随着“哇”的一声啼哭，一个新生命来到了人间。
这是于家少主人于仁和妻子刘氏的长子，还是个男孩！可把全家老少开心坏了。他们能想到的是，儿子才是自己的，女儿早晚要出门，还得陪嫁妆；他们想不到的是，一个多月之后，全家人就得素服默哀——洪武皇帝朱元璋驾崩了。当然他们更想不到的是——
朱元璋一手缔造的大明王朝，未来居然还需要这个孩子亲手去拯救！
这个孩子，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于谦。要说老于家和老朱家的关系，还真是相当微妙。父亲于仁恰好出生于洪武元年（1368），即明朝建立之年，只比永乐皇帝朱棣小八岁。
永乐的孙子，大明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生于建文元年（1399）二月初九，比于谦小不到一岁。
成人之后的他们，还会有很多交集。
自称于谦十一世孙的清朝学者于继先，在其整理的《先忠肃
公年谱》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南宋末年的书生丞相文天祥，在民间一直拥有极高人望。于谦的祖父于文和父亲于仁，更是对文天祥的气节非常崇敬，甚至在家中一直供奉着他的遗像。
正所谓心诚则灵。终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于仁从睡梦中惊醒，猛地看到了一位头戴金色头巾、身着绯色长袍的神仙，就站在他面前。所谓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于仁当然并不惊慌，只是不明白对方要干什么。
正疑惑间，神仙就开门见山地发话了。而这句话，从此定下了自己儿子的名字，甚至定下了这孩子一生的命运。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啊！
神仙是这么说的：“你父子俩真心诚意地供奉文山
公，让我非常感动。为表示感谢，我马上就给你送个儿子！”于仁连忙谦虚地说：“仙家过奖，不敢当啊。”但心里可乐开了花。要知道他已经三十一岁了，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街坊邻居难免在背后指指点点。
第二天一早，于仁就把昨夜发生的事情悉数告诉了刘氏——这小两口可真是无话不谈啊。谁知妻子听完，居然红着脸低下了头：“相公，奴家有喜了。”
于仁这位老实人不听则已，一听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神仙还真是说话算数啊，看以后谁还敢说我不行？当然，古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比较含蓄，断不会马上搂住老婆亲几口，或者抱起来原地转上两圈，他只是投去感激的目光，但这已经令妻子欣慰了。
十个月之后，一个大胖小子呱呱坠地。这可是长子啊，光大门楣的希望就靠你了！
到了孩子三岁的时候，于仁不失时机地向娃他妈提议：“娘子啊，当年为了感谢仙人送子，我就谦虚了一下。那孩子就叫于谦，字廷益吧，希望他能对朝廷有些益处（潜台词是：最好能成为朝中重臣）。”那年代做妻子的，怎么可能驳老公的心意呢，于是孩子的名字就这么定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显然几乎为零。但于谦与文天祥之间的微妙联系，却是实质上存在的。于仁既然一直崇敬文天祥，做梦遇到“神仙送子”，也是合理的事情。
在长子的身上，于仁倾注了太多心血，也寄托了太多期望。潜意识中，他肯定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有文丞相那样的事功，如此一来，他本人不也就青史留名了吗？
而进入读书年龄的于谦，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不断激励与暗示之下，也有点“入戏太深”，真的把这位南宋丞相视为典范，以其事迹激励自己刻苦读书。在今天的学者看来，这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在起作用了。
洪武三十一年为戊寅年，因此于谦属虎。四月二十七日换算成阳历，则是1398年5月13日，属于金牛座。按今天的说法，于谦就是那个年代的“90后”。2022年，正好是他的本命年。
于谦的出生，给一家老小带来了太多欢乐与希冀。不过五十来天之后，洪武皇帝归天的消息就从京城传到了杭州。二十二岁的皇太孙朱允炆正式继位，宣布次年改年号为建文，大赦天下，并为朱元璋上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京城东边早已修建好的孝陵。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只用了一个年号洪武，这个做法为之后的明清皇帝继承。因此，后人就可以用年号来代称君主本尊，例如嘉靖皇帝、乾隆皇帝等。只有一位皇帝除外，他有两个年号，也是本书中的重要配角，和于谦还有很多交集。
这位仁兄是谁呢？熟悉明史的同学自然不会陌生，还会给他起各种昵称。诸位读到后文就知道他是谁了。
说起于家，祖上还是相当显赫的。他们祖籍在考城（今河南省兰考县），先祖（因家谱丢失，名已不可考）曾在北宋担任过汾州节度使等高官；于仁的祖父于九思，在元朝末年当上了杭州路总管，从此举家迁到了这座名城。
因此，于谦性格之中有北方人的豪爽与执拗，也显得非常合理。
对于洪武大帝朱元璋，杭州人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感激他恢复中华的不世功业，敬佩其北伐元朝的宏大气魄；另一方面，又对他实施海禁、重农抑商、压制读书人等政策心怀不满。
而新皇帝建文，还真的没有辜负这个年号。他显然对学者文人更加重视，也愿意进一步发挥科举的作用。你说天下书生能不开心吗？马上可以得天下，岂有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可惜好景不长。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允炆的叔叔、燕王朱棣从遥远的北平起兵造反，发动靖难之役。他做的事情，使人联想到唐朝天宝十四载（755）开始的安史之乱。
当然，朱棣比安禄山幸运得多。三年后的六月，受益于南京城内的叛徒开城，他轻松占领大明京师，顺利登上皇位，毫不客气地改当年年号为洪武三十五年，并定次年年号为永乐。也就是说，人家不承认大侄子这几年的工作，建文白建了。
永乐元年（1403）元旦
，朱棣就急不可耐地下诏，将自己的“龙兴之地”北平改为北京。到了二月，永乐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和国子监。这么一来，大明王朝就恢复了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1378）废除的两京制。从此直到明朝灭亡，南北二京都是政治中心。
三年的靖难战事，基本上发生在长江以北，南京城是和平接收的，杭州受到的破坏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永乐一登基，浙江和其他布政司的反应一样务实，都自觉认同了新皇的领导，完全没有抗争到底的意愿。也许多数人只是觉得，天下都是老朱家的，换谁来当皇帝不都一样吗？
读书人更关心的，无疑是科举能不能正常进行，自己及后代会不会受影响。建文四年（1402）八月，原本是乡试的时间，但因战事耽搁了。永乐本人没读过多少书，对科举还是非常重视的。他下令在永乐元年举办乡试，次年在南京进行会试，第三年则继续在各地开展乡试。这样就把耽误的一次考试补齐，继续维持子、卯、午、酉年乡试，丑、辰、未、戌年会试的传统。
按照惯例，会试每年在全国大概只能录取两三百名举子。但永乐二年，礼部一下子录取了四百七十二人，显然是皇帝授意的。这个姿态再清楚不过了：国家还是用得着你们的，科举还要你们大力参与的。知识界的顾虑当然也打消了。
于仁字彦昭，为人正直，乐善好施。他虽说手不释卷，却无意于自己参加科举，而是将主要精力用在治学上。他并没有著述流传下来，殊为可惜。自从有了长子，于仁更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转移到对于谦的教育培养上面。
后来，于家又有了次子于泰和一个女儿，但最终能够青史留名的，当然只有于谦一人。
那么，这孩子的成长之路上，又会经历哪些波折，收获哪些关照，又遭遇哪些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