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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长期外派，但明朝的巡抚是京官，还必须不定期返回行在（正统六年改为京师）述职。这当然是好事，于谦一直没有将妻儿带在身边，是因为北京的生活条件要好很多，他不希望家人跟着自己太折腾。
但是，父母双亲还在杭州，他们一天天老去，于谦却无暇照顾。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正统元年（1436）八月，于谦这位全大明最忙的巡抚回京述职时，安排十三岁的儿子于冕回乡读书。同时，他也可以守在爷爷奶奶跟前，替父亲尽一份孝心。
于谦还特意写了首七律《示冕》，鼓励儿子努力学习，不要浪费光阴，孝敬祖父母，做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子汉：
阿冕今年已十三，
耳边垂发绿鬖鬖。
好亲灯光研经史，
勤向庭闱奉旨甘。
衔命年年巡塞北，
思亲夜夜梦江南。
题诗寄汝非无意，
莫负青春取自惭。
到了正统六年（1441），于谦已经做了十一年巡抚，由三十三岁的年轻人，变成了四十四岁的大叔。岁月染白了他的鬓发，时光松弛了他的腰身，年轻时的那些远大理想，此时似乎离他越来越遥远了。
难道，真的只能这样过一辈子？
正是在这段时间，于谦写下了一首《自叹》：
我生四十余，已作十年客。
百岁能几何，少壮难再得。
今朝太行南，明日太行北。
风雪敝貂裘，尘沙暗金勒。
寒暑互侵凌，凋我好颜色。
齿牙渐摇脱，须发日以白。
位重才不充，况此迟暮迫。
为上乏勋劳，为下无德泽。
揣分宜退休，非惟慕奇特。
蚤赋归去来，庶免清议责。
此时，于谦和妻子董氏成亲已经二十三年，但两人在一起的日子，连三年都不到。妻子带着十三岁的女儿留守京城，十八岁的于冕则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杭州。
在地方上待得久了，于谦希望能当上真正的京官，将双亲接到北京照顾，尽一些做儿子的孝道。在这一点上，这位巡抚和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也渴望完整的家庭，渴望与父母促膝谈心，与妻子携手赏月，与儿女共享天伦之乐。
因此，在返京述职之前，于谦力荐山西参政王来担任山西巡抚，河南参政孙原贞担任河南巡抚。这么一来，自己就可以回到京城，专心做兵部侍郎了。
因为自幼以文天祥为偶像，于谦对于行军打仗有着莫名的热爱，也特别喜欢阅读兵法战策。但限于条件与机缘，他完全没有相关的经验。这个兵部侍郎，于谦当得有些底气不足，也希望能早日补上短板。
可惜，“心想事成”这种路径，实现起来真的太难了。
此时，张太皇太后明明还在人间，王振已经在朝中一手遮天了。这其实也足以说明，张氏对王振很可能根本就不约束，或者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让孙子将来收拾这个大太监立威，作为自己的政绩。
于谦还在山西时，有好心的同僚就劝说他，回京述职时，一定得去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处排队递名帖，一定得准备特别丰厚的礼物，一定要让王公公感受到对他发自内心的尊敬，这样升迁才有可能。
这是什么道理？堂堂两省巡抚，要这么巴结讨好一个太监？
于谦连连摆手：“我可没钱。”
同僚看着这位巡抚的表情，确认他没有开玩笑，于是赶紧继续做思想工作：“没钱没关系，心意一定要到。你可以带上咱们山西的土特产，比如香菇、绸缎和香线什么的。抚台大人只要开口，肯定有人愿意给你的。”
这番话可谓用心良苦。如果换成其他大部分官员，肯定就照办了；如果换成海瑞，则会马上翻脸，要跟对方断绝关系，以显示自己的个性与操守。
那么于谦呢？
有道德洁癖的人，显然不适合在大明官场生存。大家都陷在了一个大染缸里，喝的都是污浊的水，呼吸的都是肮脏的空气，都心照不宣地说这个染缸很温馨，水很干净，空气很新鲜。可你偏偏不识抬举，还试图引进空气净化器，大家能不跟你急眼吗？
于谦当然不会像海瑞那样不通人情，四处树敌，但也不可能这么乖乖就范。这位巡抚站起身来，把两只宽大的袍袖抖了抖，说出了可以永载史册的一句名言，还为后世贡献了一个成语，直接把对方听傻了。
于谦说：“我不是有这两袖子的清风吗？可以作为礼品啊。况且，我也不能为了这些东西，让邻里百姓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啊。”
显然，于谦虽说办事认真，但并不缺少幽默感，不至于把气氛搞得太僵。但在很多同事眼中，他依然是很不上道，不值得交往。
在返京的路上，想起往事，于谦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提笔写下了《入京》一诗：
绢帕蘑菇与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
如今，知道这首诗的人不多，但听说过“两袖清风”这个成语的可就太多了。在此隆重强调一下：它的原始出处，正是于谦这首诗。
回到阔别几年的北京，于谦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自然也少不了官场的各种应酬。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逆潮流而动”，不去王振府上递名帖等候排期，当然更不打算给这位权监送礼。
这还了得？伤害性不大，污辱性极强。在京城的一亩三分地里，居然有巡抚回来，不知道主动孝敬王公公？而且，据说此人还一贯以清廉闻名，简直太不思进取了，活脱脱一个大明官场的异类嘛。
王振眼里不揉沙子，不容许这样公然挑衅自己权威的行径存在。可找什么合适理由呢？他召集手下亲信开会，头脑风暴了一番，还真想到了一个办法。
三月初三，于谦就被抓进了都察院监狱，还被判了死刑，等候问斩。
真是活久见，行贿的人步步高升，不行贿的不提拔就好了嘛，冷处理就完了嘛，排挤出核心部门就得了嘛，居然还要杀头！
可大家肯定知道，于谦并没有死，否则八年后的北京保卫战，就没有人来统领了。
那么，王振罗织的是什么罪名呢？
于谦不是想调回京城，还“擅自”找了两个人接替自己的工作吗？这就是罪，大罪，死罪！
你姓于的领着朝廷俸禄，不想着为国分忧，整天尽琢磨怎么调回京城，太狂妄了吧？
朝廷让你当了十一年巡抚，那是看得起你，你居然心怀不满想撂挑子，是何居心？
未经朝廷同意，没有王公公批准，你就擅自给自己找接班人，完全没有人臣礼数，目无国法，还不该杀吗？
王振当然不用自己出马。六科十三道言官之中，多的是他的鹰犬，让咬谁就咬谁。很快，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的公文就出现在了司礼监，王振“秉公办理”这么一盖章，于谦就被抓起来了。
朱元璋当政时经常大开杀戒，被后世文人反复批判。自打朱棣上台之后，朝廷就很少公开诛杀大臣了。但一些令皇帝相当不满的官员，往往会莫名其妙地“病故”在大牢里，这也成了有明一朝的潜规则。
当然，这些人大多不是真的病死，而是被领了任务的狱卒干掉的。
此时，杨士奇和杨溥可还在内阁，他们出来解救于谦了吗？
真相令人遗憾。两位老臣并没有任何行动。于谦就这么被杀了吗？显然也没有。
那么，到底是谁解救了于谦？
太原是晋王封地，开封是周王封地，大同是代王封地，于谦巡抚两省，可以说把所有王爷都得罪了个遍。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皇亲纷纷上书，要求重审于谦案。他们又不是慈善家，不会以德报怨，之所以肯这么做，当然是有很多人在背后求情。
如果仅有这几封信件，还真不能让王振改变主意。真正让他害怕的，是晋豫两省的汹汹民意。
朝廷即将处死于谦的消息传来，两省无数百姓为之震惊，很多人甚至想上京请愿。当然在大明，没有人给你开路引，你连本县地盘都走不出去。但是，大家可以自发集资，邀请读书人写呼吁信交给官府，要求呈送京城，释放于青天。
过去十一年，你为我们付出太多；现在，我们要为你倾尽所有！
王振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姓于的群众基础很扎实，杀了他会得罪很多人。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这么说：
于谦在朝中是没有后台，但山西与河南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是他的靠山。公道自在人心。
五月，朝廷复审死囚。右都御史陈智经过审慎调查，在上报被冤的重囚名录中加入了于谦。十九日，于谦被释放，但被降为正四品的大理寺左少卿。
这么一来，于谦“因祸得福”，反而当上了京官。四品就四品吧，这样就能和妻儿团聚，也可以将父母接到京城照顾了。
但仅仅三个月之后，于谦又卷铺盖离开京城，重新开始晋豫两地间的奔波了。
原来，上天似乎看于谦在京城过得太舒服，诚心想折腾他。这一年山西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饥荒，大批难民拖家带口流亡到河南，路上到处有饿得奄奄一息的老人和孩子，出现了太多不安定因素。
户部尚书刘中敷急奏，请派大臣收拾局面。内阁大学士们商讨了半天，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也圈定了一个人选：只有他，才最熟悉灾区的情况；只有他，才会一心扑在抗灾现场；只有他，才能很快让当地百姓安心。不过，这个人可刚从锦衣卫大牢里出来，会不会闹情绪呢？
当然不会。于谦本不想离开京城，但眼前的局势又容不得他待在京城里心安理得。到底是轻车熟路，于谦上任后还真的很快把事态控制住了，让山西父老有序返回家园。不过这么一来，北京城他又回不去了。
看来，工作太出色、太认真不一定总是好事，往往还会成为无法升迁的原因。于谦，你就苦点累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