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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明史的同学，肯定对王振、汪直、刘瑾和魏忠贤四大太监耳熟能详。特别是王振，作为明朝建国之后第一个掌握大权的太监，传统史书通常都将他视为“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甚至是导致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千古罪人。
一个太监，真的有那么通天的能量，能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吗？
王振是山西布政司大同府蔚县（今属河北省张家口市）人，出生年月不详，但很可能和于谦相差不大。作为小县城里的教书先生，王振虽说能娶妻生子，但连续多次乡试失败，连个举人身份都混不到，令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如果王振知道于谦的事迹，恐怕也不会想不开了。
永乐末年，朝廷在民间招募读书人去京城教宫中女官读书，只是应聘者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净身。显然，大部分男人舍不得自己的命根子，不愿意这么赌明天。
别人都不在意的机会，王振却动心了。抱着换换手气的想法，他毅然挨了这么一刀，得以从小县城来到了大都会。
进入皇宫之后没多久，王振就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讲课水平居然得到了广泛认可。没过多久，永乐和洪熙先后驾崩，换上了和王振年龄相仿的宣德皇帝。
再过几年，太子就到了可以读书写字的年龄了。按说，朝中有那么多饱学之士，可宣德就是眼光独特，非要安排王振陪太子读书。
得到这份美差之后，王振丝毫不敢大意，不光认真辅导英宗的功课，更是精心传授他治国安邦、胸怀天下的道理，还对其行为多加约束。王振的表现让宣德相当满意，小祁镇更是不敢直呼其名，而以“王先生”称他。
有一次，朱祁镇和几个小宦官踢球取乐，按说这不算什么不健康的娱乐活动，能强健体魄，总比他爹斗蛐蛐强吧。可王振见了之后，立即加以拦阻，甚至正色跪下说：“请太子以天下百姓为念，不要沉迷嬉闹。”小太子被说得很不好意思，以后也就收敛了不少。
巧的是，朝中重臣“三杨”正好路过，看到了这一幕，他们对王振的印象分也提高了。三位重臣开心之余却不仔细想想，这太监明明就是在演戏嘛。说他们已经老糊涂，也不算夸张。
干一行爱一行，王振对能在皇宫内做教育工作、发挥自己特长相当开心，对能和太子走这么近，当然更有理由珍惜，更有条件得意。但没过多久，一个更大的礼包，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宣德十年（1435）正月，朱瞻基突然驾崩，在张太后的力挺之下，朱祁镇擦干眼泪，就此继位。
九岁孩子当然无法执掌国政，张氏由太后升级为太皇太后，军国大事都得由她拍板。当时，朝中一度也流出由宣德五弟、襄王朱瞻墡接班的传言。
朱瞻墡是张氏的小儿子，当时已满三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由他继位也不影响洪熙一脉的皇统。《明史·后妃一》有记载，说是当流言正盛之时，张氏火速召集诸大臣到乾清宫，泪流满面地指着小祁镇说道：“这就是新天子。”群臣赶忙跪倒，山呼万岁，争议也就此平息。
但这种说法，未尝没有美化张氏之意。在《菽园杂记》中，作者陆容却写道，张太后认为“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要取襄王金符召朱瞻墡进京，但在内阁“三杨”力劝之下，她才打消了念头。
宣德临死前，安排了五位顾命大臣，即大名鼎鼎的“三杨”——“西杨”杨士奇、“东杨”杨荣和“南杨”杨溥，礼部尚书胡濙，以及英国公张辅。看似阵容豪华，但是——
这五人在永乐朝都是重臣了，有四个已经七十多岁，另一个也已经六十多岁，都比宣德年长，甚至都比宣德他爹年长。
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这五人都接近或超过退休年龄了，指望他们来管教和约束英宗这熊孩子，算得上明智的选择吗？为什么不挑选四十岁上下，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眼光长远的大臣？偌大的大明帝国，真的找不出来几个吗？显然，于谦应该算一个，可惜，他一直在外地做官。
很可能是为了表彰王振过往的辛苦付出，宣德十年（1435）九月，英宗任命他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相当于皇宫内的首辅。考虑到小皇帝的年龄，这项任命肯定得到了张太皇太后批准，甚至有可能就是她本人力主的。
相关史书对张氏多是溢美之词。但事实真相，可能远非后世描写的那么感人。
《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英宗继位不久，太皇太后张氏来到便殿，英宗在旁侍立。张氏并将五位辅政大臣叫到皇上跟前，训导他说：“这五位爱卿，都是先皇为陛下挑选的人才。你做决策时，一定要跟他们商量。如果五人中有一个不赞成，你就不能做！”小皇帝站在那里，当然是连声答应——不然怎么出去玩啊？
不一会儿，张氏让人宣王振进来。英宗一看，这么重要的场合，王先生还有机会出席，当然非常开心，以为又要赏赐了。谁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大超出了英宗的预料，更是颠覆了他的三观。
王振过来跪倒行礼。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张氏，此刻突然如朱元璋附体一般威严：“你侍奉皇帝起居，多有不律，今天赐你一死！”说话间，女官已把刀架在王振脖子上了。
玩笑不带这么开的吧？平日作威作福的王振，此时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英宗也不顾及什么天子做派（再说他平时也没有），跪下苦苦哀求，就差没当场抱住奶奶的大腿痛哭流涕了。五位大臣当然巴不得王振玩完，但一看小皇帝这么难过，自己没一点表示也说不过去啊，只好都跪下来求情。
眼看群情汹汹，张氏最终放弃了诛杀王振的想法，但还是严正警告说：“皇帝年少，怎能知道此人祸害国家呢。这一次，看在皇上和诸位大臣的分儿上放过你，此后，你不能再干预国事！”
这个故事被后世无数学者引用，当作张太皇太后打压王振的经典案例。可惜的是，此事并未载于《英宗实录》，因此很可能并非事实，而像是后世文人为了美化张氏，特意编出来的故事。
而且，如果真有此事，反而恰恰证明了张氏根本不是打压王振，更像跟后者合演了一出双簧，做给皇帝尤其是给五大臣看的。
张氏明明知道英宗和王振情同父子，她真想让这个太监去死，悄悄杀掉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当小皇帝的面杀，这不是给自个儿找不痛快吗？小皇帝能不苦苦求情吗？
再说了，张氏想杀王振，哪里不能杀，为什么非要当着辅政五大臣的面杀？表演属性太强烈。小皇帝都跪下求情了，难道这五位老干部还好意思站着干看热闹？
张氏这么做，不就等于是向辅政大臣们宣示：“谁说我老人家宠信王振，那是谣传！看啊，我都要杀他了，我真的要杀他了哟，是你们不让杀的。以后王振再搞什么鬼，可就别再赖我哟。”
至于张氏说什么“不许王振干预国事”，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人家王振当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做的大小工作都和朝政息息相关。不准司礼监一把手干政，就跟不许妃嫔与皇帝有肌肤之亲一样荒唐。
真不许王振干政，把他打发到直殿监打扫卫生不行吗？事实上，即便在张氏生前，王振的越界行为已比比皆是了，也没见他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平心而论，王振可不是只会教书，他还是人情世故高手，人际关系大师，人脉经营天才。就这一点而言，于谦确实和他有一定距离。
凭着和小皇帝的特殊关系及强悍的拉帮结派手段，王振身边很快围拢了一大批渴望出人头地、做事没有底线的官员，他也有本事把这些人管理得服服帖帖，让他们冲在贪污受贿、打压异己、迫害贤良的最前列。而王振自己，则成为大明开国以来第一个“权监”，或者叫“权奸”也没问题。
对英宗来说，王振既是老师和长辈，又是朋友和死党。显然，有了王振在司礼监的操持，小皇上就能多一些时间休闲娱乐、享受人生了。明代史书中对武宗朱厚照的不理朝政、游戏人生有大量生动描写，但对英宗的日常生活却一直遮遮掩掩。显然，我们对这位皇帝的品行操守，也不能估计过高。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草莽，登基之后极为勤奋。他规定，每天早、中、晚三次临朝听政，主要大臣都得过来。这种政策固然搞得朝廷上下相当疲惫，但对这个事务繁多的大帝国来说，却还是有一些必要性的。此后的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四朝，也延续了这项制度。
而英宗继位时年仅九岁（按今天的算法是七周岁），当然无法和列祖列宗一样辛苦。张太皇太后于是下令，将每天三朝缩减为早朝一朝，而且奏闻处理国事不超过八件。在正统朝初期，这种做法还是合情合理的。但英宗亲政甚至大婚之后，每天依然只在早朝听政，而朝中大臣们心照不宣，也没有一个敢提出恢复祖制的。
英宗自己懒政，王振又能力突出，小皇帝于是将军国大事更多地推给“王先生”，自己则可以腾出手来，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正统六年（1441）四月，王振提拔工部郎中王佑为右侍郎。这位王侍郎相貌英俊，谈吐不凡，但奇怪的是，大明官员基本上都留有长须（也是体现与内官的区别），王佑脸上却干干净净，让很多人不明就里。一次，王振接见王佑时，不免也好奇地问了句：“王侍郎怎么不留胡子？”
接下来王佑的回答，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并得以永载史册。他一本正经地说：“老爷您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留呢？”完全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也不敢啊。我们不清楚当时王振的反应，但他显然并没有处分王佑。此后，这话就被无数人在酒桌上当段子讲。
有这样的标杆在，想巴结王振的官员层出不穷，献媚讨好手段也是妙招频出，让我们感慨大明官员情商的出色。徐晞、马顺、郭敬和陈官等人，都因拍对马屁得到了提升。王振的侄子王山本来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因为有个好叔叔就一步登天，当上了从三品的锦衣卫指挥同知。
正统元年（1436）十月，朝廷诏令修葺行在九门城楼，工程负责人是当初营建北京城的阮安。显然，这么重大的事，不是小皇帝英宗能拍得了板的，真正的决策人只能是张太皇太后。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很可能也是为完成宣德的遗愿。
到了正统五年（1440）二月，奉天、谨身和华盖三大殿的修复工作全面开始。此举无疑给出了强烈的信号——北京要恢复京师名分了。果然，第二年十月，整修一新的三大殿完工，气势恢宏的朝堂又呈现在了紫禁城中央。
十五岁的英宗正式颁布诏书，宣布从次年起，取消北京诸衙门前的“行在”二字，而南京各级官署的文书，不再称“京师”而称“南京”。
就这样，已经当了十六年“事实首都”的北京城，从此真正恢复了大明京师的地位。联想到八年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不难看出，这样的改名，绝对不是文字游戏和形式主义，而是具有无比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更要感慨，朱棣当年“冒天下之大不韪”迁都北京，是何等的高瞻远瞩和思维超前。而他的重孙子朱祁镇，是何等的玩忽职守和自以为是。而于谦没有得到过朱棣的赏识，却能真正领会他的战略意图。
据说，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皇宫（奉天殿）前立了一块三尺高的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而王振专权的时候，这块牌子让他看着不顺眼，自然就下令撤掉了。事实真是这样吗？
铁牌的原始出处，是天顺朝大学士李贤的《古穰集》。但这更像是李学士的发明创造，用以打压太监，丑化王振。别说“无图无真相”，就算真有这么一块牌子，朱棣迁都北京时，真的会把牌子也打包带走吗？不够费劲的。他派郑和下西洋，派侯显出使乌斯藏，这些都是“违背祖制”的行为。牌子就算真的有，估计朱棣时代都撤掉了，用不着王振动手。
更何况，即便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也曾多次派遣宦官出使藩属国，早就违反这条规定了。
当然，随着英宗的长大、“三杨”的老去，王振的权力不断上升是必然的。三大殿竣工后，在张太皇太后的批准之下，朝廷举办了一场特别隆重的筵宴，为北京重当京师造势。现场气氛相当热烈，群臣纷纷向英宗表示祝贺和恭维，让这位小朋友有些飘飘然，真以为自己能比肩永乐了。
不过，喝着喝着，英宗突然不开心了——王先生不在场！
明朝开国以来就规定“宦者不得预王庭宴”，王振自然就没份儿。但规矩是人定的，也得由人来改。英宗立即派人去请他的先生。这样的恩典，王振能不心花怒放、得意扬扬吗？
但事实是王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据说他还警告来人：“我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扶助皇帝，连宫宴上一坐的机会都没有吗？”
一个太监自比周公姬旦，搁哪朝哪代，大概率都得被拉出去剁了——这是要谋反啊。可当手下悻悻地返回，添油加醋地向英宗汇报时，这位少年天子会作何反应呢？
他下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以最庄重的规格，让王振在所有人的注目之下，堂而皇之地进入宫中。这还不算完，王振刚到宴会现场，所有文武官员全部起身，向他参拜行礼。这哪里是迎接一个太监，简直是在恭迎太上皇。王振的此番撒娇收到了理想的回报，此后当然胆子更大、步子更快了。
正统七年（1442）五月，英宗迎娶中府都督同知钱贵之女钱氏，这是明朝皇帝首次在紫禁城大婚（之前的历任君主都在登基前成亲），也标志着英宗长大成人，可以独立执掌朝政了，意义非同小可。不过，此时的英宗也只有十六岁（按今天的算法只有十四周岁）。大明另一位少年天子，神宗朱翊钧十岁继位，同样是十六岁时在皇宫大婚的。
为英宗立皇后，算是太皇太后张氏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这年十月，老太太就平静地去世了，寿命不详。如果洪熙活到这一年，不过才六十五。张氏很可能还更年轻一些。
杨荣已于正统五年（1440）七月去世。此后，正统九年（1444）三月，杨士奇病逝；正统十一年（1446）七月，杨溥告别人间。大明王朝最为显赫的“三杨”，从此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而马愉、曹鼐和陈循等大学士的资历、声望加起来都不如王振，自然也没人敢和他叫板了。
仁宣二朝崇尚节俭，三大殿都舍不得修。可正统十三年（1448），王振却大修庆寿寺，花费数十万，并改名大兴隆寺。京城童谣说：“竭民之膏，劳民之骨。不得遮风，不得避雨。”
就在这一年，浙江叶宗留、福建邓茂七和广东黄肖养好像商量好似的，一起举兵造反。虽说他们的势力远离京城，危害不了大明江山，但任由其发展也不是事儿。朝廷只能分兵镇压。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东汉后期和晚唐两次宦官专权。而王振的上位，标志着第三次宦官专权时代的开启。但鉴于明朝政治制度的完善，宦官表面上再猖狂，也只能是君主的家奴，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授权。而东汉后期和晚唐的宦官，甚至可以废立皇帝，成为朝廷真正的主宰。
尽管后世史家一直努力为英宗洗白，但一个毫无根基的崇祯都能搞死权势滔天的九千岁魏忠贤，王振在正统朝的种种“胡作非为”，显然与英宗的默许和纵容密不可分。而且他们两人的利益是高度绑定的，王振为英宗做了很多事情，两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对内，王振培植党羽，铲除异己；对外，他对瓦剌坐大不闻不问，却对南边靠近缅甸的麓川情有独钟。在王振力主之下，大明三次对麓川用兵，虽说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大国威严，但劳师袭远，浪费严重。
按理说，远在晋豫当巡抚的于谦，还入不了王振法眼，不值得人家浪费时间来收拾。但事情可没这么简单。很快，于谦和王振就有了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