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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宣德二年（1427）宣德放弃交趾布政司之后，大明王朝的核心区域，就固定在了两京十三省。明王朝三分之二的领土在南方，北方只有北京一京（北直隶），以及山东、山西、河南和陕西四个布政司，而南方则有一京九省。
在元朝时，山西全境和河南北部作为中书省直辖之地，属于“腹里”的一部分。而河南大部，以及湖北、安徽和江苏的长江以北区域，组成了一个“河南江北行省”，省城为汴梁路（开封），朱元璋的家乡凤阳也在其中。导致元朝灭亡的红巾军起义，正是在这里首先爆发的。
洪武初年，徐达大军北伐占领北方后，先后设立了若干行省，包括山西与河南。这两省与北直隶相邻，是拱卫行在（1441年之后为京师）的重要区域。宣德将这两处重要地域交给同一个人来管理，足见对于谦的高度信任。
三十三岁，对一个男人是最好的年华，精力、体力最为旺盛。对当时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能当上正七品的县令都不算失败了。而于谦却是正三品的“少司马”和两省巡抚，怎能不让人羡慕呢？
可他所承担的责任，背负的压力，耗费的心血，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呢？
山西与河南只隔了一座太行山，但地形地貌、水文天气状况却大为不同。河南位于华北平原中心地带，深受黄河影响，洪涝灾害是家常便饭；山西却属于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很容易闹旱灾。
于谦只是个凡人，当然没有分身术。如何同时管理这两大省份呢？那得看情况需要了。冬春两季，山西多发旱灾，于谦此时就住在太原；夏秋两季，河南水灾频繁，他就转到开封。两地相距约九百里，相比元朝皇帝优哉游哉的“两都巡幸”，于谦的“两城奔走”，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倍，年年要体验“冰火两重天”。
巍巍太行，分隔开了晋豫两省。在那个交通条件非常落后的年代，即便你是三品大员，出门也得忍受旅程的颠簸，走山路更是非常劳累。可这样的行程，于谦前后坚持了十八年，这需要多么大的忍耐与牺牲？
相比一些七品县令出行的前呼后拥，作为朝廷三品大员，于谦低调得有些不可思议。为了节约时间，也避免折腾民力，他奔走两地时从不坐轿，也很少坐马车，更多是骑马。
《本朝分省人物考》记载了于谦翻越太行山时的一件逸事：
某一年，于谦从开封去太原时，走到太行山麓，却被一伙强盗包围了。这位巡抚的身边只有两个仆人。当年又没法打电话报警，这可怎么办呢？
镜头一切换，土匪们居然连连作揖，口称得罪，作鸟兽散。难道于谦身后还跟着一支火铳队？那倒没有。
于谦只是勒住马头，大声问道：“我乃晋豫巡抚于谦，尔等想要做什么？居然敢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可知国家法度吗？”
这些土匪早就听说过于谦的大名，今天一见巡抚大人，大伙儿面面相觑，真是又惊又怕。其中有些人，可能还是于谦的崇拜者，恨不能当场掏出笔记本请偶像签名，哪好意思再打劫。再说了，都知道于谦为官清廉，哪有多余的银子可抢？
山西因处太行山之西而得名。东依直隶，西靠陕西，是周朝最强盛诸侯国晋国的所在地，后来就以“晋”为简称。战国初期，韩、赵和魏三家分晋，山西也从此被称为“三晋大地”。省府太原古称晋阳、并州，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隋朝末期，李渊父子正是从太原起兵，占领长安，平定天下的。隋炀帝、唐高宗和宋太宗在继位之前，都曾做过晋王。而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和后汉三个沙陀政权，均以太原为“龙兴之地”，最后统一北方。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将特别喜欢的三子朱封为晋王，建藩太原。
不过，早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即于谦出生那年，朱就过世了。宣德二年（1427），朱瞻基将晋王朱济熿废为庶人，晋王从此空缺长达八年，直到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驾崩之后，朱济熿世子朱美圭才成为新的晋王。
山西有着辉煌历史，但绝非浙江和南直隶那样的发达省份。在于谦所处的时代，丰富的煤炭资源还未开发，晋商也没有形成规模。平民百姓积蓄甚少，普遍都得靠天吃饭，这就给于谦的工作提出了相当严峻的挑战。
宣德七年（1432）秋，太原、平阳、汾州和沁州等地遭遇霜灾，眼看秋天就是严重歉收。于谦立即向朝廷上疏，乞求免征一季税粮。要不说中央来的好办事呢，朝廷很快就批准了。当地百姓自然非常感激。
蝗虫是山西父老特别熟悉的物种。它们一闹起事来，那真应了《红楼梦》中的一句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没有生物杀虫剂的明朝初年，想要根除蝗虫根本不可能，防控难度也不是一般的大。
于谦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荒村》，感叹蝗虫给百姓带来的困扰：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
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
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
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
有好几次，于谦在田间视察时，看到无数农民佝偻着身子在田间捉虫，有些年龄已经相当大了，依然无法安享晚年。这位三品大员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他的眼眶甚至都有些湿润了。
于谦脱去了官服，卷起袖子，和万千百姓一起守在地头，一起蹲在烈日下，奋力捕捉蝗虫。看到巡抚大人如此辛苦，很多百姓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工作劲头也更加高涨了。
由于于谦的示范作用，很多州县的官员也不得不离开舒适的官署，前呼后拥地下田捉虫。当然在一些人心里，不可能对于谦没有抵触情绪，认为他的姿态放得实在太低了。
但我们了解于谦的为人，熟悉他的一贯作风，就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于谦的行为绝不是作秀，不是沽名钓誉，他是真心希望能为百姓做些实事。
晋祠是太原的地标建筑，于谦巡抚山西时，也经常来这里参观。从《忆晋祠风景且以致望雨之意》不难看出，即便是来游览，他也要考虑为山西百姓求雨，希望神龙和仙女能有所帮助：
悬瓮山前境趣幽，
邑人云是小瀛洲。
群峰环耸青螺髻，
合涧中分碧玉流。
出洞神龙和雾起，
凌波仙女弄珠游。
愿将一掬灵祠水，
散作甘霖遍九州。
于谦当然不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不知道雨的真正成因，也不能像刘伯温一样能观天象。眼看百姓被旱灾反复折磨，他也只能虔诚地下跪行礼，希望老天能体察黎民之苦，早降甘霖。但很多时候，于谦显然只能做无用功；但真要赶上一场大雨，示范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有一次，于谦带领衙役在新城龙王庙祈雨。他们神情严肃，毕恭毕敬，顺利地完成了一道道仪式。结果，刚才还是艳阳高照的晴天，转眼之间就乌云密布，狂风骤起。随后，密集的雨点就噼里啪啦落了下来。现场的所有人都没有离开，尽管被淋成了落汤鸡，心里却非常欣慰，认为这是自己的诚意感动了上天。于谦回到衙门，心绪难平，挥毫写下了《新城请水祈雨有应》：
椷香百里叩龙祠，
乞得灵泉浸柳枝。
酌水献花罗父老，
吹箫击鼓走童儿。
神风静默云生石，
和气薰蒸雨应时。
顷刻寰区生意足，
从知天地本无私。
当然，这种快乐只能偶尔收获。真正想要克服旱灾，要做的工作还非常多。于谦自己也清楚，身为巡抚，一定要出现在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急他们之所急，想他们之所想。在山西期间，于谦想尽一切办法，多次申请减免山西灾区民众的税粮，并为他们提供资助。
山西对于大明王朝的意义，还在于其是防备蒙古的前沿阵地。在明朝初年，朝廷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长城沿线，设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分别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宁夏、甘肃和固原。而大同与太原，正好就在山西。
论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大同不输太原。北魏拓拔氏正是以这里为京城统一了北方，进而威胁江南。后晋天福元年（936），大同所在的云州，以及幽州（今北京）等共计十六州，都被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从此，华夏政权就没有了北方屏障。
辽金时代，大同都是陪都西京，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的美誉，可见其战略地位的重要。
作为文职巡抚，于谦当然不能直接管理两镇的边军，但他对边防事务极为重视。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于谦对加强山西边务提出了多项建议，如充实粮饷、分班守卫、安抚士卒、严惩盗卖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特别提及了瓦剌的潜在威胁，认为不可大意，未来战事在所难免。
可惜，朝廷大员都满足于瓦剌的定期朝贡，重点防备的还是鞑靼和兀良哈，对于谦的建议并没有认真对待。但刑部尚书魏源却对这位巡抚另眼相看。他建议于谦以副都御史镇守宣府、大同，参赞军务。
如果于谦成行的话，后来的“土木之变”还会发生吗？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朝廷却认为，于谦在晋豫巡抚岗位上做得很好，并没有调他离开的打算。这么一来，于谦也就只能继续他的两地奔波。
在河南，于谦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