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明史略知一二的同学，肯定都知道“仁宣盛世”。考虑到仁宗朱高炽只干了十个月，这个盛世的主要业绩，当然还是由宣宗朱瞻基来实现的。
宣德在位的近十年时间里，大明王朝国力强盛，民心安定，四海宾服，万国来朝，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令后世史家不吝溢美之词。
即便有了这样的成就，宣德朝的主要议政地点，依然设在非常简陋的奉天门。宣德五年（1430）九月的某天，当几位官员上奏之后，宣德下令中官宣谕，向多个省份派出钦差。这些官员有个很响亮的名头——巡抚。
巡抚意为“巡行天下，抚军济民”，是京官而不是地方官。明朝第一位巡抚，可以说身份特别高贵。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考察西安能否成为新的大明京师。不过朱标在次年四月不幸去世，迁都事宜也从此搁置。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先后派吏部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分巡全国各地。
设立巡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明朝立国之后，承袭元制，在各地设立行中书省。到了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废行省，将民政、司法和军事分别交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掌管。这种分权制衡、彼此钳制，可以有效防止地方官坐大，杜绝安禄山式叛乱分子的出笼。（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朱棣比安禄山走得更远。）
但凡事有利也有弊。三司同城，三个和尚没水吃，难免相互扯皮推诿。遇到天灾和动乱，更是容易耽误事——谁都不想担责嘛。正是看到了这种弊端，永乐才要向各地派遣巡抚。
巡抚作为中央特派员，可以说是提着“尚方宝剑”下基层的，三司就算官阶更高，也只能听其指挥，配合其工作。不然的话，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这一次，朱瞻基派出了六位才华突出、素质过硬的官员，去多个省份担任巡抚。正是在宣德朝，巡抚成为定制。六人兼的都是行在六部的右侍郎（第二副部长），正好一人一部，相当讲究。
吏部郎中赵新升为吏部右侍郎，巡抚江西；
礼部员外郎吴政升为礼部右侍郎，巡抚湖广；
刑部员外郎曹弘升为刑部右侍郎，巡抚北直隶及山东；
越府长史周忱升为工部右侍郎，巡抚南直隶。
下面，只剩下兵部郎中赵伦和监察御史于谦了。按理说，赵伦升任兵部右侍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想起了于谦骂朱高煦的传奇，也许是不想让于谦去老家浙江，宣德做出批示：
兵部郎中赵伦为户部右侍郎，巡抚浙江；
监察御史于谦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希望六位爱卿体恤朕意，抚境安民，保我大明百姓长久平安！”宣德特意强调了一番。
“微臣定当肝脑涂地，报答陛下天恩！”六人出班跪下，郑重地接下委任书。他们都很清楚，这是一项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一次挑战。做得好了，他们就将从此留名青史；做得不好，也可能惹下麻烦，甚至是飞来横祸。
而宣德对于谦更是另眼相看。要知道，郎中是正五品，员外郎是从五品。而作为正七品的监察御史，于谦的官阶是六人中品级最低的。宣德还慷慨地将山西、河南两省全交给了他，完全类似于后来的总督。
这么一来，在三十三岁的年龄，于谦就成为正三品的朝廷高官，来到了大部分读书人努力一辈子也到不了的高度。而且，于谦的上位堪称直升机式。之前，别说知府，他连个知县都没当过，等于一上来就干省长，而且是两省省长。
以于谦为偶像的心学圣人王阳明，同样在三十三岁进了兵部，不过职务是武选清吏司主事，正六品。你就说气不气人吧。
南直隶巡抚周忱，这一年已经五十岁了，官阶不过和于谦相同。这六人当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肯定非于、周二人莫属。
于谦能得到破格提拔，当然少不了宣德的慧眼识英雄。
俗话说，要抱大腿，就得抱最粗的一条。放眼全中国，谁的大腿还能比宣德的更粗呢？可于谦从来没有刻意讨好过皇上。他是以自己的能力与操守，成功地吸引到了宣德的注意。
于谦的脱颖而出，还多亏了朝中一位重臣的力荐。他就是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
顾佐字礼卿，河南布政司开封府太康县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顾佐为人刚直不阿，为官清廉公正，为事特立独行，在潜规则触目皆是的大明官场完全是个异类，甚至光荣地赢得了一枚“顾独坐”的奖牌。但在永乐至宣德时代，顾佐的仕途走得还是比较顺当的。
明代的官员，每六年才接受一次全面考核，称为“京察”。自打建文时代开始，由于施政宽松，很多时候京察就是走走形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太认真、太坚持原则，何必呢？
可顾佐却特立独行，他上任不久，就果断罢免了都察院二十多名官员，又新提拔了四十多人，一时搞得“民怨沸腾”。好事者不断上疏弹劾。但朝中有宣德和内阁“三杨”罩着，谁也不敢把顾佐这位廉吏怎么样。
当然，到了宣德之子英宗在位时期，顾佐就“众望所归”地被打发回家了。
顾佐的言行，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于谦。两人后来的事功当然有高下之分，但在品行节操方面，可以说共同点颇多。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于谦看成是升级版的顾佐。而顾佐当然会在于谦身上，看到些许自己当年的影子。他也由衷地希望，这个年轻人的成就可以超过自己。因此，他在宣德面前举荐了于谦。
于谦曾写过一首七律《闻都御史顾公致政有喜》，充分表达了对这位前辈的景仰：
天上归来两鬓苍，
故园草木尽辉光。
功成却喜恩荣厚，
身退从知姓字香。
林下且消闲岁月，
台端犹忆旧冰霜。
春风诗客从容处，
重睹群英会洛阳。
带着宣德皇帝和顾佐、“三杨”等重臣的殷切期望，于谦离开了京城。不过，他是“单车赴任”，将妻子董氏、儿子于冕和女儿橘英都留在了京城。
橘英此时只有两岁，于谦当然很舍不得。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对儿子非常严厉，而对女儿格外宽容。这当然没什么不好。毕竟光大门楣只能靠儿子，女儿早晚要嫁人嘛。
但告别妻儿的时候，于谦还是难免惆怅，并写下了《远别离》：
远别离，何时归，
出门子女争牵衣。
借问此行向何处，
底事欲留留不住。
父子恩情深更深，
可怜不得恒相聚。
远别离，无限愁。
山行骑马水乘舟，
行人一去蚤回头。
在当时，巡抚只是临时职务，因此一般都不带家属。于谦可能也觉得，自己很快就可以回京，可以和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但之后发生的一切，却是他根本无法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