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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二年（1427）二月，带着当朝皇帝及重臣杨廷和等人的殷切期望，于谦离开京城，来到了自己的任职之所——江西布政司南昌府。他的新职务是江西巡按。
一路之上春寒料峭，冷风呼呼作响，坐在马车里的于谦不由自主地搓着双手，但他的内心却是相当暖和的。
这一年，于谦正好三十岁。古人云，三十而立。从小有远大理想的他，常常深感时光流逝之迅速，人生际遇之无常。
六年前，他在北京参加会试，原本成绩很好，却因殿试风波排名靠后，失去了进入翰林院的机会。
六年后，有了这样一个新的机遇，当今天子又对自己另眼相看，于谦怎么可能不开心、不感动、不积极呢？
巡按只是七品官，却是代表天子巡视地方的“中央特派员”。因此，即便是一省主要领导——三司
，对巡按都会有足够的尊重。
在路上，于谦心潮难平，挥笔写下了《二月三日出使》。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未来工作的严峻、责任的重大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对很快就要面对的各种变数与挑战，也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春风堤上柳条新，
远使东南慰小民。
千里宦途难了志，
百年尘世未闲身。
豺狼当道须锄殄，
饿殍盈岐在抚巡。
自揣菲才何以济，
只将衷赤布皇仁。
明明是太平盛世，说“豺狼当道”似乎有些夸张，“饿殍盈岐”是把情况想象得过于严重吗？并没有。
江西和南昌，对大明王朝有着特别的意义。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时，南昌还叫洪都。这年七八月间，正是在洪都城外的鄱阳湖，朱元璋在大明设计师刘伯温的辅佐下，巧用火攻，以少胜多，打败并杀死了最大的竞争对手陈友谅，为最终北伐中原、统一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为了纪念这场有决定意义的大战，朱元璋将洪都改为南昌，彰显“南方昌盛”之意。
整整四十年后，南昌迎来了宁王朱权。于谦南昌之行最大的挑战与威胁，当然也是这位亲王。
朱权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受封大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手下有十万精锐的朵颜三卫骑兵（蒙古雇佣军）。朱棣靖难时，用计胁迫朱权一同谋反，许诺“中分天下，共为天子”；并以丰厚的回报，忽悠三卫骑兵一起造反。
朱棣登基之后，当然不会兑现当初的诺言。永乐元年（1403）二月，他将朱权改封南昌，并剥夺了后者的军队指挥权。
朱权虽说是朱棣的十七弟，但和朱高炽同岁。此后四十五年，这位宁王就一直留在南昌，从精力充沛的青年变成走道费劲的老人，直到人生的终点。如果他能再多活一年，都能赶上土木之变了。朱权对朱棣产生了深深的怨恨，这也为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的朱宸濠叛乱埋下了伏笔。朱宸濠是朱权的五世孙。
作为藩王，朱权并不能直接管理江西民政，但因其特殊地位，南昌官员巴结讨好都唯恐不及，哪里还敢约束他及其下属的行为？朱权本人当然不缺钱，又喜欢附庸风雅，一生编著了《通览博论》《家训》《宁国仪范》《汉唐秘史》等作品。宁王府中官员，仗着宁王在南昌府的特殊地位，做点欺行霸市、拐卖幼女的事情，当然也不叫事，更不会有风险。
按理说，强龙难压地头蛇。特别是于谦这样人脉不够广，朋友不够多，性格又偏耿直的官员，来到一个陌生地方，如果锋芒太露，往往会树敌太多，大量的弹劾文书很快就能发到京城，让他待不下去。事实上，很多御史从京城来到地方，都主动选择“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你好我好大家好，吃好喝好沟通好，回京之后再交上一份不痛不痒的工作报告，谁也不得罪。
但于谦如果也这么和稀泥，他干脆改名叫和珅得了。一到南昌，于谦很快就接到举报，宁王府属官借“和买”的名义，大肆掠夺市民的合法财产。所谓“和买”，事实上是一种变相赋税，大致是春季借钱给农民，夏秋以绢或实物偿还。
这政策看起来没有毛病，但实物能抵多少钱，都是官府说了算。很多农民一旦沾上了“和买”，下场就跟借高利贷没什么区别，很快就会田产尽失，甚至不得不变卖房子和妻子。起初给你画的饼有多美味，之后让你吃的亏就有多大。宁王府在南昌有无上权威，王府属官就算搞出人命，当地官员也不敢依法追究，都选择明哲保身、装聋作哑。
所谓打蛇要打七寸，于谦一到南昌就找上了宁王府。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他并不是递名帖求关照，而是毫不客气地彻查王府属官的违法行为，先后将二十余名不法分子逮捕治罪，并立碑重戒。
于谦并不是不知道这么做的风险，并不是不担心被报复暗算，但他就是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敢于担责的习惯，做的又是监察审理的工作，让他“路见不平，扭头就走”完全不可能。所谓“杀鸡骇猴”，南昌府及周边的贪官豪强们，一见于谦连宁王府都敢得罪，收拾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行事自然收敛了不少——等姓于的走了再胡作非为不香吗？
在以雷霆手段打击豪强的同时，于谦对南昌衙门的积压案件进行了重新核查，将其中不少推倒重审，为数百人恢复了自由和声誉，从而也挽救了数百个濒于解体的家庭。江西百姓怎么可能不拍手称快，怎能不对他感恩戴德？
有一次，于谦发现了一桩“抢劫王府林木案”，作案者是个有几亩薄田的农民王胜，受害者居然是宁王府。
于谦一看就觉得非常蹊跷。一个农民，就算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抢宁王府的东西。南昌府判王胜充军，还要变卖家产（田地）赔偿王府损失。这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圈套，而王胜则一直嘴硬，不肯就范。
于谦于是找来王胜审问。谁知道这一次，王胜的态度却非常诚恳，连续叩头认错，说之前不服判决，是舍不得田产，现在知错了。于谦知道人多眼杂，就吩咐衙役退下，随后告诉王胜：“现在，你如果有冤情，就告诉本官吧。”
王胜左右瞅瞅，确信没有人偷听，然后又跪下使劲叩头：“大人，冤枉啊……”
原来，王胜家的田地离宁王的竹林不远。他无意中闯了进去，见四下无人，当然也没有监控，就想砍几根毛竹顺走。谁承想，王府护卫第一时间就现身了，把他逮了个正着。不难看出，这就是“钓鱼执法”。
王胜天真地以为，退回毛竹就没事了。结果，他被人家说成是抢掠林木，不但要充军，还要用田产补偿王府损失。王胜一直不肯承认，但牢头却警告他，认罪的话可以活命，不认罪，就得“病死”在牢里了。
看着王胜诚惶诚恐的眼神，于谦确定他没有说谎，就立即与王府属官交涉。
于谦询问道：“王胜是以什么手段抢掠林木的？同伙还有谁？抢的时候有没有打人？抢了之后作何用途？”
属官一时反应不过来，只能承认王胜只是盗窃。
“既然只是盗窃几根毛竹，那怎么能够充军、没收田产呢？”
“这个……”属官吓得冷汗直流，知道纸里包不住火了，就说自己得回王府复命。
于谦心细如发，办事认真，雷厉风行，让宁王朱权也有些无可奈何——人家可是宣德皇帝钦点的江西巡按，真要追究到底，自己也占不到便宜。再说，朱权也不是朱高煦式的二愣子，也不想搞得大家都下不来台。
于是，朱权“处理”了王府相关人员，对王胜不予追究，还试图拉拢于谦，可这位特派员并不想和他交朋友。
如果没有“尚方宝剑”，树敌太多的于谦，可能真就得“病死”在江西省城了。但幸运的是，两年后他离开南昌时，非但没有掉一根手指头，还为自己赢得了很高声望。当地百姓尊称他为“神明”，在当地郡学名宦祠中为他立碑，让这个年轻人感到很不好意思。
于谦与刘伯温、王阳明被晚明才子王世贞称为“三大功文臣”。但相比那两位在鄱阳湖水战中的突出成就，于谦在南昌的贡献显然相当琐碎，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对于谦的影响，依然不可低估。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南昌见证了刘伯温和王阳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高光时段，也承载了于谦承受着宁王的巨大压力，为民请命的坚定决心。
一直在外奔波，于谦对父母无法尽孝。操持家务的重担，几乎全落在了妻子身上。两人感情很好，于谦也一直没有纳妾，在那个年代极其罕见。
宣德四年（1429），董氏生下了一个女儿，这让于谦非常高兴。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读书人，他对儿子自然要求十分严格；而对女儿，却极尽慈祥和蔼。夫妻俩给女儿起名橘英，希望她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浊世上，能保留更多的善良品性，也能够一生平安幸福，嫁个好人家。
时间来到宣德五年（1430）九月。此时的于谦只不过才三十三岁，在大明官场是标准的小年轻，还得好好磨炼。可没想到的是，朝廷却突然给他安排了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