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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生活在社会中就要与人交往，交往当中如果失去了诚信，那整个社会将处于混乱的状态。一个有野心的人在商业社会中更需要讲究诚信，积累自己的人缘以此来编织自己通向成功的人脉网络。诚信，顾名思义：诚实、诚恳，讲信用、守信义。一个人只有忠诚老实、诚恳待人，才会取得别人的信任；只有讲信用、守信义，才会赢得身前身后的信誉。人生的旅途中，诚信犹如人的灵魂，有了诚信，才会有绝处逢生时的援助之手有了诚信才会有真诚友谊的安慰；有了诚信，才会有爬出深渊、走向光明的机会。
古语云：“索物于暗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诚。”诚实，就是原原本本的一个自己，不伪装、不做作。守信就是忠诚老实，不讲假话，重信用。诚实和守信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诚实是守信的基础，守信是诚实的具体表现；不诚实很难做到守信，不守信也很难说是真正的诚实。诚信是我国千百年来人与人相处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真实的人，不假不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诚实的人，总以其真实的一面出现在世人面前，总能赢得世人的信任；诚实守信的人总以极其负责的态度对待别人，以极其严格的要求对待自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险阻，总是言必信，行必果。
纵观古今中外，诚实守信都是英雄豪杰们成就大业的根本，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无论是墨家还是法家，诚信总是君子身上最重要的美德。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地位，纷纷参与到争霸战争中来，两百多年间，诸侯们打了四百多场大战。到春秋末期一百多个诸侯国已锐减到二十几个了。到了战国初期，比较大的诸侯国只剩下七个了，这七个国家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史称“战国七雄”。秦国是七个诸侯国中最弱、最被别的诸侯国看不起的，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时，面对自己的处境和地位非常着急。为了求得有识之士的帮助他向天下发布了求贤令：“各个诸侯都看不起我们，这是秦国莫大的耻辱！有能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的人，我封给他高官，还赏赐给他封地。”秦孝公的求贤令，引来了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公孙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鞅。
商鞅来到秦国，与秦孝公长谈三次，最后说得秦孝公心花怒放，连连称是，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秦孝公很想支持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图强，但这有损秦国贵族的利益。为避免贵族们的反对、干涉，秦孝公决定先召开宫廷辩论会，在辩论会上，商鞅舌战群雄。秦孝公看到商鞅才华出众，当时就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获得了秦孝公支持的商鞅，并不急于发布新法令，而是先到都城南门外，在很多百姓面前立了一根高的木头杆子，并且贴出告示，声称：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十两黄金。不一会儿，城门口就聚了好多人。大家都想得到金子，但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都怕扛了木头又没钱，自己挨累倒不要紧，关键是怕成了别人的笑柄。商鞅知道老百姓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两。可是赏金越高，大家越觉得不合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木头。俗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个人从人群里挤出来，他挽起衣袖，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扛到北门。商鞅立刻传令赏给他五十两黄金。这事传出后一下子轰动了整个秦国，老百姓都说：“左庶长真是说到做到，有了这样的长官可好了。”第二天，大伙儿又跑到城门口看到没有木头。大家没发现木头，却看到了商鞅变法的新法令。新法令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法令里有许多奖励穷人的条文，但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个法令的真实性。于是，老百姓努力耕田织布，愿意参军打仗，靠英勇杀敌、多立战功来赢得地位和财富。秦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商鞅的成功源自于做人的诚信。如果说当时商鞅的诚信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话，那么，现代人的诚信受益的则完全是自己。诚信是为人处世的一种美德，是人性最高的境界。诚以养德，信以修身。生活中的一个承诺或身边的一件小事，就能折射出一个人的修养，显现出其人格魅力。人性的光荣与尊严不在于一个人的精明，而在于他是否诚信，人性的丑恶中没有比虚伪和背信弃义更可耻的了。诚信比一切计谋都好用，而计谋离开了诚信的支撑，也会变成无用武之地的废品；诚信是考察一个人的为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