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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将是应变者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穷则变,变则通”。决胜市场的关键往往是抓住机遇应变而通。作为一名领导者,在现今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就要培养自己时刻警惕,有备无患的应变能力。

任何一个组织的决策都不会也不可能拍一次板就一劳永逸。一项决策特别是实施时间较长的决策,还需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调整、修正,乃至完全改变因此,我们去实施决策时,要懂得随机应变。

袁绍兵败官渡之后,元气大伤,优势尽失。因不甘心失败,重整兵马与曹操战于仓亭,被曹操用十面埋伏计杀得人仰马翻丢盔弃甲。他狼狈地逃归冀州后,一直卧病在床。因刘备联合黄巾军残部刘辟、龚都乘虚进攻许昌,曹操不得已而舍冀州回救许昌。在打败刘备后,又进军冀州,袁绍命小儿子袁尚引兵拒敌,一战即溃,袁绍又受一惊,本未痊愈的旧病又复发作,一命呜呼了。临终前立袁尚为权力继承人。镇守青州的长子袁谭对此大为不满,率兵到冀州与袁尚争夺父亲遗留下的权柄。只因曹操大军压境,不得已才率军到黎阳抗拒曹操。袁尚也调度各地兵马攻打曹军,但屡战屡败,最后退入冀州。袁尚、袁谭暂时放弃权力的争夺,同心守城。曹军连日攻打不下,郭嘉献计说:“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决策,命贾诩守黎阳,曹洪守官渡,亲自率大军向荆州进发。曹军撤退后,袁谭、袁尚互相残杀,袁谭战败被围,决定投降曹操,派辛毗持降书见曹操。当时讨伐荆州的曹军屯于西平,尚未与刘表交战,曹操看完袁谭的降书,聚文官武将商议,程昱主张继续实施讨伐刘表的决策,理由是“袁谭被袁尚攻击太急,不得已而来降,不可准信”。吕虔、满宠也说:“承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复舍表而助谭?”荀攸却认为:“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不敢展足,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若二子和睦,共守城业,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势穷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后观其变,并灭袁谭,天下定矣,此机会不可失也。”曹操又一次改变了决策,督军回师取冀州,消灭袁氏势力,占领了冀、青、幽、并四州的大片土地。

综观曹操两次改变决策的过程,可以说他做出决策后不能贯彻实施,也可以说他“朝令夕改”,还可以说他缺少主见,迁就下属。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形势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两次改变决策恰恰表明曹操是个水平极高的决策者。

一般来说,决策一经做出,就应当切切实实地加以实施,直到决策目标的实现,但必须有个前提,就是决策始终处于可行和优势的地位。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决策已经失去了可行性或不再是最佳决策,再按照原来的打算干下去,就会跌跟头,受损失,或者收不到最佳的效果,这时就要及时改变决策。曹操做出放弃冀州改攻荆州的决策,就是因为袁谭、袁尚矛盾缓解,同心守城,冀州虽然可以攻下,但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如果大军改道荆州,可使二袁矛盾激化,兄弟两人互相攻伐,造成严重的内耗,要比曹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攻打袁氏兄弟划算得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曹操改变进攻荆州的决策而回师冀州,也是因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攻伐荆州已经不是最佳决策,二袁内耗已经形成,袁谭既然向曹操请降,不论真假,都说明袁谭已经处在绝路上了。如果袁谭覆灭,则袁尚的冀州之主的地位就会得以巩固,内部凝聚力就会重新形成,那时再行攻伐,还要花费很大的代价。不如回师冀州解袁谭之危,一则袁谭可以攻袁尚,二则自己也可以攻袁尚。袁尚一灭,再回过头来进攻袁谭,所耗费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在原决策的可行性已经失去或不再是最佳决策的情况下,及时改变决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事实上,决策在实施过程中一点都不加变动是不可能的。首先,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做出十全十美的决策,决策活动说到底是一种预见性的活动。任何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预见未来,决策出现偏差或根本性的错误都是难免的。发现偏差,就应修正、调整决策。发现根本性的错误,就应当改变决策。曹操进攻陶潜而被吕布抄后路袭据了兖州和濮阳,就属于决策的错误。当老家被毁的消息传来曹操便放弃徐州,返回山东复奔兖州和濮阳,不失为明智之举。曹操派兵援助被关羽围困在樊城的曹仁是正确的,但用于禁为将,则是运用决策的偏差。于禁战败被擒后改派徐晃就是对决策偏差的补救和修正。其次,情况不可能停留在一种状态之下毫无变化,情况的逐渐改变甚至发生突然的、根本性的改变乃是客观规律。即使原来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也难以适合变化了的情况。情况出现小的变化原决策就不可能完全可行,必须调整完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决策就不能继续实施下去,必须重新决策。情况的变化还会导致原来的最佳决策变为次佳决策或欠佳决策,应该予以修正和改变。兖州被袭,进攻徐州的决策就必须放弃。袁绍一死,二子争权,进攻冀州就不再是最佳决策,应该采取更为优化的措施。

毛泽东曾经说过:“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

既然决策的部分改变或完全改变已经在所难免,决策者就不能不分情况地死守初衷,而应该随时调整、修正错误的和不能适应新情况的决策。在改变决策的问题上,自然存在着高下与优劣之分,曹操撤徐州之兵回救兖州的决策,证明被动地改变决策难免会造成损失;讨袁时两次变换策略,证明主动地改变决策会少失多得。曹操之所以不失为一个英明的决策者,是因为他在情况变化时较能主动地改变决策,而被动改变决策的情况比较少。

曹操讨伐冀州的实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即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情况复杂、形势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决策必须机动灵活。无论是决策还是追踪决策,都应体现灵活性和机动性。现代决策活动不仅不能例外,相反,由于情况更为复杂和瞬息万变,更应该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历史发展到21世纪,任何反应迟缓,行动拖拉的组织,都难以在日益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曹操在讨袁时两次改变决策,每次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看准火候,恰到好处地“拍板”,是真正的“随机应变”。随机应变,是决策的机动性、灵活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兵家制胜的法宝。现代决策是否应该随机应变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军战需要随机应变,商战同样也需要随机应变,其道理犹如军战。当代商战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竞争对手不止一方,而是多方;竞争又大都是以高科技为武器,而高科技发展非常迅速,因此,当代商战的复杂和变幻莫测远远超过军战,领导者如果没有曹操那样随机应变的智慧,则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xXmky3ajKaNo86O9Y+075ldgD46p0CKeErcqF/AjfntcnFCviKqVilOUQ3sCaa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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