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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穷则变，变则通”。决胜市场的关键往往是抓住机遇应变而通。作为一名领导者，在现今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就要培养自己时刻警惕，有备无患的应变能力。
任何一个组织的决策都不会也不可能拍一次板就一劳永逸。一项决策特别是实施时间较长的决策，还需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调整、修正，乃至完全改变因此，我们去实施决策时，要懂得随机应变。
袁绍兵败官渡之后，元气大伤，优势尽失。因不甘心失败，重整兵马与曹操战于仓亭，被曹操用十面埋伏计杀得人仰马翻丢盔弃甲。他狼狈地逃归冀州后，一直卧病在床。因刘备联合黄巾军残部刘辟、龚都乘虚进攻许昌，曹操不得已而舍冀州回救许昌。在打败刘备后，又进军冀州，袁绍命小儿子袁尚引兵拒敌，一战即溃，袁绍又受一惊，本未痊愈的旧病又复发作，一命呜呼了。临终前立袁尚为权力继承人。镇守青州的长子袁谭对此大为不满，率兵到冀州与袁尚争夺父亲遗留下的权柄。只因曹操大军压境，不得已才率军到黎阳抗拒曹操。袁尚也调度各地兵马攻打曹军，但屡战屡败，最后退入冀州。袁尚、袁谭暂时放弃权力的争夺，同心守城。曹军连日攻打不下，郭嘉献计说：“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决策，命贾诩守黎阳，曹洪守官渡，亲自率大军向荆州进发。曹军撤退后，袁谭、袁尚互相残杀，袁谭战败被围，决定投降曹操，派辛毗持降书见曹操。当时讨伐荆州的曹军屯于西平，尚未与刘表交战，曹操看完袁谭的降书，聚文官武将商议，程昱主张继续实施讨伐刘表的决策，理由是“袁谭被袁尚攻击太急，不得已而来降，不可准信”。吕虔、满宠也说：“承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复舍表而助谭？”荀攸却认为：“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不敢展足，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若二子和睦，共守城业，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势穷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后观其变，并灭袁谭，天下定矣，此机会不可失也。”曹操又一次改变了决策，督军回师取冀州，消灭袁氏势力，占领了冀、青、幽、并四州的大片土地。
综观曹操两次改变决策的过程，可以说他做出决策后不能贯彻实施，也可以说他“朝令夕改”，还可以说他缺少主见，迁就下属。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形势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两次改变决策恰恰表明曹操是个水平极高的决策者。
一般来说，决策一经做出，就应当切切实实地加以实施，直到决策目标的实现，但必须有个前提，就是决策始终处于可行和优势的地位。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决策已经失去了可行性或不再是最佳决策，再按照原来的打算干下去，就会跌跟头，受损失，或者收不到最佳的效果，这时就要及时改变决策。曹操做出放弃冀州改攻荆州的决策，就是因为袁谭、袁尚矛盾缓解，同心守城，冀州虽然可以攻下，但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如果大军改道荆州，可使二袁矛盾激化，兄弟两人互相攻伐，造成严重的内耗，要比曹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攻打袁氏兄弟划算得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曹操改变进攻荆州的决策而回师冀州，也是因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攻伐荆州已经不是最佳决策，二袁内耗已经形成，袁谭既然向曹操请降，不论真假，都说明袁谭已经处在绝路上了。如果袁谭覆灭，则袁尚的冀州之主的地位就会得以巩固，内部凝聚力就会重新形成，那时再行攻伐，还要花费很大的代价。不如回师冀州解袁谭之危，一则袁谭可以攻袁尚，二则自己也可以攻袁尚。袁尚一灭，再回过头来进攻袁谭，所耗费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在原决策的可行性已经失去或不再是最佳决策的情况下，及时改变决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事实上，决策在实施过程中一点都不加变动是不可能的。首先，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做出十全十美的决策，决策活动说到底是一种预见性的活动。任何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预见未来，决策出现偏差或根本性的错误都是难免的。发现偏差，就应修正、调整决策。发现根本性的错误，就应当改变决策。曹操进攻陶潜而被吕布抄后路袭据了兖州和濮阳，就属于决策的错误。当老家被毁的消息传来曹操便放弃徐州，返回山东复奔兖州和濮阳，不失为明智之举。曹操派兵援助被关羽围困在樊城的曹仁是正确的，但用于禁为将，则是运用决策的偏差。于禁战败被擒后改派徐晃就是对决策偏差的补救和修正。其次，情况不可能停留在一种状态之下毫无变化，情况的逐渐改变甚至发生突然的、根本性的改变乃是客观规律。即使原来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也难以适合变化了的情况。情况出现小的变化原决策就不可能完全可行，必须调整完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决策就不能继续实施下去，必须重新决策。情况的变化还会导致原来的最佳决策变为次佳决策或欠佳决策，应该予以修正和改变。兖州被袭，进攻徐州的决策就必须放弃。袁绍一死，二子争权，进攻冀州就不再是最佳决策，应该采取更为优化的措施。
毛泽东曾经说过：“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
既然决策的部分改变或完全改变已经在所难免，决策者就不能不分情况地死守初衷，而应该随时调整、修正错误的和不能适应新情况的决策。在改变决策的问题上，自然存在着高下与优劣之分，曹操撤徐州之兵回救兖州的决策，证明被动地改变决策难免会造成损失；讨袁时两次变换策略，证明主动地改变决策会少失多得。曹操之所以不失为一个英明的决策者，是因为他在情况变化时较能主动地改变决策，而被动改变决策的情况比较少。
曹操讨伐冀州的实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即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情况复杂、形势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决策必须机动灵活。无论是决策还是追踪决策，都应体现灵活性和机动性。现代决策活动不仅不能例外，相反，由于情况更为复杂和瞬息万变，更应该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历史发展到21世纪，任何反应迟缓，行动拖拉的组织，都难以在日益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曹操在讨袁时两次改变决策，每次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看准火候，恰到好处地“拍板”，是真正的“随机应变”。随机应变，是决策的机动性、灵活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兵家制胜的法宝。现代决策是否应该随机应变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军战需要随机应变，商战同样也需要随机应变，其道理犹如军战。当代商战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竞争对手不止一方，而是多方；竞争又大都是以高科技为武器，而高科技发展非常迅速，因此，当代商战的复杂和变幻莫测远远超过军战，领导者如果没有曹操那样随机应变的智慧，则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