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谋略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事得成。历来史家,无不倾墨书写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计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悟透了老子的“功成身退”智慧,及时退出,得了善终,留了美名。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刘邦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不断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世原则。
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汉十年(前197),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子)为国储。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更改刘邦初意。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吕后遂求救于张良。
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中,只有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
基于这个大局,张良遂对吕后说:口舌难保太子,“商山四皓”(隐居在商山的四个白头发的老人,分别是东园公、佣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皆80余,节义清高,不就汉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屡聘不至。太子若卑辞固请“四皓”出山,出入宫廷以“四皓”相随,皇上必问而知之,知之则太子位可固。
事果如张良言,刘邦问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亦硬,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了。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十分敬重。
当初汉建立时,论功行封,按级颁爵,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自己最早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
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本是韩国贵族后代,自国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业已达到,一生的夙愿基本满足。
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终得善终。
历代君王在创业打江山的时候,正是用人之际,他会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人才在此时会得到尊重和重视。然而,一旦乾坤既定之后,君主们便会怀疑昔日的功臣“功高盖主”,“卸磨杀驴”则是必然的。历史上开国功臣大多数结局都很悲惨,善始善终者能有几人呢?
有道是“伴君如伴虎”,刘邦的疑心极大,张良陪伴皇帝左右还能够自保,这确实是一大奇迹!张良为什么能够在危机重重的宫廷斗争中得以善终呢?一言以蔽之,“功成,名就,身退,天之道也”。张良“深谙天道”,见好就收,聪明地“拍屁股走人”,才使其有个善终。当初,张良曾劝韩信也要功成身退,可惜的是韩信不听劝告。直到人头落地之前,韩信才悟透张良的苦心,发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哀叹:“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岂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