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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与三大宗教的区别在于：一、它是作为哲学著作而不是神学著作被接受的。二、它没有圣徒奇迹（哑巴说话、跛子走路、虎不食人……）之类记载，但它有更概括的称颂，如“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这种说法更像是讲一种境界。三、它不要求特别的崇拜、礼拜、诵读、仪式。四、它几乎没有规定任何忌讳、禁忌、惩罚。五、它没有强调自身的唯一性，没有提出普度、拯救迷途者、要求众人皈依的意愿，不具备传教士的热情，不具有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准征战（征服与强暴）倾向。然而它又确实具有中国式的宗教性，即它包含着中国式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终极眷注。简言之，《道德经》的核心是“道”，后来，“道”又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道”是最高主宰；是源头，也是归宿；是标杆，也是终极；是规律，也是变化；是概念，也是生活；是核心，也是一切。
——王蒙（著名作家、学者，前外交部长，曾多次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演讲）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当年我们比邻而居，有一次他问我：“我们公司最近搞培训，第一天来了个讲师，他说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本；第二天来了个法师，他又说佛家的禅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第三天，我们老板亲自上阵，他说：‘前两天那俩人纯属扯淡，我这钱算白花了，其实道教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本。’他们三个人，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弄得我们也不知道谁对谁不对。在你看来，对于儒、释、道，谁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这个问题，或许也是很多年轻读者的共同困惑。那么，答案是什么呢？确切地说，中国文化的根本既不是讲师口中的儒家文化，也不是法师口中的禅宗，当然更不是该老板口中那种宗教意义上的道教。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释道”不管是宗教层面的，还是文化方面的，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称它们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或许也不为过，但它们都算不上中国文化的根本。
中国文化的根本，绝非一家一派可以代表。如果一定要给中国文化找一个根，或者更确切地说给它找一个内核，那恐怕只有“道”了。这个“道”，既不是前面所述的道教，即宗教意义上的“道”，也不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道家学派，即学术意义上的“道”，而是一种文化意义、哲学意义上的“道”。它的概念，早在西周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形成。不过，为更好地理解“道”的含义，我们还是有必要从道家的经典入手，毕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先哲们，对“道”的阐释最多，也最具影响力、说服力。
《老子》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大意是说，道，它不可说，说出来的都不是道，而是勉强下的定义或解释。事实上，包括“道”这个提法本身，都是一种勉强的提法。尽管如此，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否则，人们又怎么会去探讨“道”呢？
在道家看来，“道”被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在儒家看来，“道”则是一种法则、方法；在佛家看来，“道”则是最高的真理；甚至于西方的《圣经》在翻译过程中也出现了“道”这个字眼，在那里，“道”就是永恒的上帝，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好在我们这本书不是一本纯学术著作，所以我不妨也在这里大胆地为“道”下一个世俗的定义：道就是一种以道德为前提的大智慧。为了更好地理解它，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假设有一个三级阶梯，最上面一级就是“道”，中间一级是“智慧”，最下面一级则是“知识”。现代人常说：“知识改变命运。”没错，但知识只是基础，如果不能生发出智慧，不能更好地为人生服务，那么知识就是苍白的、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偶尔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人，他们并非没有知识，相反有些人看起来知识还挺渊博，但却活得很失败，不仅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事业上的失败，而且包括心态都往往因为知识没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而变得不太正常，这些都是最好的反面教材。所以，寻常人一听到“智慧”二字，都会眼冒金光。根据我的经验，若是写一本畅销书，以“智慧”为名，就算不能大卖，但至少不会让出版商亏本。然而我们知道，“智慧”是一把双刃剑，或许把它比作炸药包都不为过，用得好，可以提高生产力，打击侵略者；用不好，也会把自己炸得身败名裂，甚至直接炸回“老家”。那些高科技犯罪者们，其智慧也大多相当了不起。可智慧成全了他们，最终又害了他们，也害了大家。所以我们认为，智慧虽好，但不要被它迷倒。智慧，最好是合乎“道”的智慧。比如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为人处世之道，它强调的就是一种以道德为前提且恰到好处的大智慧：一方面，人要有智慧，不然，在社会上就难免吃亏，做冤大头，被卖掉或许还在帮人数钱；另一方面，人不能仗着自己有智慧就坑人、骗人、害人，否则时间一长，必然机关算尽，算到自己头上。如能纯熟地运用智慧，做到既不被人骗，也不骗人，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争取与周围的人实现和谐共赢，才是最好的策略。
用古人的话说，我们上面这一大段内容无非四个字以道驭术——。“道”，前面已经讲过；“术”，表面看来，它是与“道”对立的，其实不然，它实际上是一组与“道”相辅相成的概念，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智慧，也可以理解为方法、技巧等。以道驭术，归纳起来解释，就是在不违反道德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运用相关技术、技巧，达成目标。我们这一节的主题就是论述“道”与“术”的关系。对此，先哲早有明训：“道为术之本，术为道之用”，“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纵观中国大历史，应该说，中国历朝历代的精英们对此贯彻、执行得还是比较不错的，有时候，明明使用的是“术”，也还要打着“道”的旗号去施行。这就人为地造成了一种困惑，导致很多时候，大多数人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术”，什么是“道”。所以先哲又说，要“听其言，观其行”，但这一原则对于那些伪装得比较深的大奸大恶之徒来说，又往往不适用。通常是，等到他们露出马脚时，往往为时已晚，无力回天，比如王莽。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道”与“术”在很多时候是很难区分的。或许正因为此，后世中国人在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看待“术”时，会不由自主地紧张，甚至到了看到与“术”沾边的东西都要鄙视乃至直接打倒的地步。
《庄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寓言，当然也有可能是真人真事，讲的是孔子的高足子贡有一次去南方做生意，返回北方时，在汉水南岸遇到了一个老者，老者正在浇地。他的灌溉方法很落后：先开好一条通到井底的坡道，然后抱着一个水瓮，一步步走到井里去，取了水，再抱到田里去浇。这样一趟一趟来回走，费力不少，但效率很低。子贡便很好心地对他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用汲水工具来浇田呢？我可以教你做一种叫‘桔槔’的机械，利用它来灌溉，一天能浇一百畦，又快又省力，制造起来也很容易，您愿意学吗？”谁知老者听了很不高兴，说：“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桔槔’呢！只是我听我的老师说，用机械来做事的人必定有投机取巧的心理，这种心理会破坏纯洁空明的心境，人没有纯洁空明的心境，就会心神不定，心神不定便不能载道。我老汉并不是不知道‘桔槔’这个东西，只不过我怕它影响我的心灵。”一席话说得子贡惭愧无语、思绪万千。走出三十里后，他才恢复常态，对随行者感慨道：“这位深不可测、德行淳厚，把功利机巧不放在心上的老人家称得上真正的圣人！”
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的，但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称得上比比皆是。如明朝有个大臣，设计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自鸣钟，献给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以为无益，当场砸个稀巴烂。可两百多年后，他的子孙们却把西方进贡来的自鸣钟视作神物，将其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宫中！再如清代的康熙，也算得上崇拜西洋科学并身体力行的人，但他研究的心得却也是，没有什么益处，只是“奇技淫巧”“污浊之术”。当时，大臣中有个叫戴梓的人，他在研究西方火器的基础上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能够连续射击28发铅弹，但这位堪称伟大的发明家，却因一句谗言被流放盛京35载，老死边荒，满腹才华，只能付诸幽文。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走了样的“重道抑术”的观念，对中华文明的科技文明乃至人文精神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破坏。
说到这里，不妨谈谈今天的军事科技。当今世界，最具威力的武器是什么？众所周知，是核武器。毫无疑问，它在某些人眼中是可怕的，乃至邪恶的。若是让那位抱瓮老人评价一下，多半也会被鉴定为“奇技淫巧”。然而没有核武器，世界大战恐怕早就又进行了好几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不知道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人类第四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一定是石头和木棒！”为啥？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会毁灭地球。据说，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很多科学家对当初帮助美国研制出了原子弹都是极为后悔的。然而，错误（姑且认同它是一种错误）已经铸成，便没有回头路。所以，爱因斯坦的好友居里夫人当年致信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时说：“中国要想反对原子弹，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如今，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但是中国早在拥有原子弹之初就承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且，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承诺为自始至终严格遵守这一声明的国家。什么叫以道驭术？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最好的反面教材，恐怕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宋襄公莫数。毛主席曾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所谓“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指的就是宋襄公子兹甫本想称霸诸侯，却因疏于防范，在会盟中做了楚成王的俘虏。多亏他的弟弟子目夷比较机灵，逃回宋国，召集军队，团结民众守住了城池，加之鲁国和齐国向楚成王求情，他才灰头土脸地回到宋国。回国后的宋襄公越想越气，但他又不敢惹兵强马壮的楚国，就去攻打楚国的附庸郑国，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成王亲自率兵直接攻打宋国，宋襄公不得不回师自救。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宋国大臣认为，楚国人无非是为了救郑，如今他们的目的已达到，我们也没有丢失什么，况且楚强宋弱，不如主动讲和。宋襄公却说：“楚军虽强大，但缺乏仁义。我们虽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师是绝对打不过仁义之师的。”为激励士气，宋襄公还特意命人做了一面大旗，上绣“仁义”二字，妄图以“仁义”消灭武力。但楚军一点儿也不怕宋襄公的“仁义”，大白天就敢在宋军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渡河。宋国大臣劝宋襄公趁楚军半渡时发起进攻，打对方个措手不及，宋襄公却指着战车上的“仁义”大旗说：“人家连河都没渡完就打人家，那算什么仁义之师？”等到楚军全部渡过河，还来不及布阵时，大臣们又建议宋襄公趁机出击，宋襄公仍然拿“仁义之师”说事，结果等楚军完全渡过河，甫一接触，宋军便大乱，宋襄公身陷敌阵，腿部中箭，据说还被砍伤了屁股。宋兵拼死保护他，他才免得一死。但宋兵死伤无数，百姓都怨怒宋襄公，骂他是个草包国君。第二年，他便因箭伤恶化一命呜呼。
应该说，历史上的宋襄公确实曾经讲过仁义、行过仁义，但他在泓水之战中表现出来的仁义，却是不折不扣的愚蠢。仁义需要看对象。对敌人仁义，就是对自己残忍，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就是对自己的国家不负责任，就是民族的罪人。当然有时候仁义也可以用来争取敌人，比如七擒孟获的诸葛亮。但这里有个前提，你是不是诸葛亮？对方又是不是像孟获一样可以争取、值得争取呢？
我们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由于过于信奉“道”，尤其是被腐儒们修订了的“道”，历史上没少吃亏。经常是，敌国（如匈奴）的铁蹄都踏足边疆，夺我民财，伤我人命了，昏君侫臣们还在讲什么“以和为贵”，一忍再忍，岁币送上，美女送上，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有个把明君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反击了，又有腐儒跳出来说，为些许蛮荒之地，不值得劳民伤财……悲哉中国！竟因为所谓的“道”，泯灭了血性！
时间巨轮前行至今朝，我们更应辩证审视“道”与“术”的关系，要站在“道”的高度行事处世，要宣传我们中国的积极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多交朋友，睦邻、富邻、助邻，但在涉及国家、民族等大是大非问题时，且不要再为坐而论“道”。须知有时“道”必须靠“术”来捍卫。更何况，“道”者，从一开始就有“正道”与“邪道”之分。以“道”驭“术”以弘“道”，才是先哲提出“道”与“术”这组概念的根本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