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开发的住宅区（尚未建成）名为“阿波罗公寓”，昨天晚上莫里尼还在阳台上看一闪一闪的广告，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终于，他来到了窗前，能推开窗户了，感觉到有些头晕，担心会不会昏倒。他先想到去找房门，也许可以求救，或者摔倒在走廊上，后来，决定最好还是回到床上去。一小时后，从敞开的窗子进来的光线和自己浑身的汗水弄醒了他，他便给服务台打电话，询问是不是有留给他的口信。回答说没有。他在床上脱掉衣服，回到轮椅上去，事前已经打开，就在身边，用了半小时淋浴和穿上干净的衣服，关窗，不向外面看，离开房间，去往会场。

1996年四人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重聚。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看上去很高兴。丽兹相反，到达萨尔茨堡时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对该城提供的文化产品和美丽无动于衷。莫里尼到达时背着书和需要修改的文章，好像萨尔茨堡研讨会在他工作的紧要关头忽然而至。

会议组织者安排四人住在同一饭店，请莫里尼和丽兹住三楼，分别是305和311房间，请曼努埃尔住五楼509，请让-克劳德住六楼602。毫不夸张地说，饭店被一个德国乐团和一个俄罗斯合唱团给占据了，走廊上和楼梯间经常可以听见高低音的叫喊声，好像音乐家们在不停地哼唱序曲，或者好像一种精神上（和音乐上）的静电在饭店里安营扎寨了。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对此丝毫不觉得讨厌；莫里尼好像没感觉；可是丽兹抱怨不已，她骂萨尔茨堡是臭狗屎，像这种叫喊声就是令人讨厌，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她不愿提罢了。

无论是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理所当然地没有去丽兹房间拜访，一次也没去。反之，曼努埃尔去过一次让-克劳德的房间；让-克劳德去过两次曼努埃尔的房间。他俩一听说这个消息时兴奋得像小孩子：那一年，阿琴波尔迪被推选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个消息在走廊和小型工作会议上传得飞快，像原子弹爆炸，这对各地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来说，不仅是巨大快乐的动因，而且还是一次胜利和报仇雪恨。这消息影响之大，竟然在萨尔茨堡，恰巧是在红牛啤酒店，大家整整一晚都在干杯庆祝，其间，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主要两派握手言和，一派是以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首，一派是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为主要代表，从此刻起，双方决定互相尊重分歧、阐释的方法，共同努力，不再互相设置障碍，这话说得实际些，就是让-克劳德不再在他有影响力的某些杂志上“枪毙”施瓦茨的文章，施瓦茨则不再在他被奉若神明的刊物上“封杀”让-克劳德的论文。

莫里尼没有分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欢乐，而是第一个提醒大家：据他所知，到目前为止，阿琴波尔迪没有得过德国任何重要的奖项，无论图书奖、评论奖、读者奖，还是出版奖，就算这个出版奖是存在的，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可以预料，大家知道阿琴波尔迪入选过这个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他的同胞们就算未雨绸缪，也应该给他一个国家奖，或者一个象征性的奖，或者一项荣誉奖，或者至少应该邀请他做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这些都没有发生，这让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们（已经团结一致）义愤填膺；这些人没有因为阿琴波尔迪受到歧视而沮丧，而是加倍努力，挫折让大家立场坚定，不公正待遇激励了大家的斗志。按照莫里尼的意见，一个文明国家正在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不仅是德国活着的最好作家，而且还是欧洲活着的最佳作家；这产生了大量研究阿琴波尔迪创作的论文，甚至研究阿琴波尔迪其人的文章（对这位作家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还产生了大批读者，其中大多数痴迷的不是这位德国作家的作品，而是如此罕见的作家生平或者没有生平；如此一来就变成了一场口口相传的运动，使得其作品销量急剧上涨（这现象与迪特尔·荷尔菲德加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的小组不无关联）；这样一来，再次推动了翻译和重印旧译本的热潮。这并没有让阿琴波尔迪成为畅销书作者，但的确提高了他在排行榜上的名次：在意大利，两周里，虚构类作品的前十名中，阿琴波尔迪的书位列第九；在法国，同样在两周里，虚构类作品的前二十名中，阿琴波尔迪在第十二位；在西班牙，虽然从来没有上榜，但一家出版社买下了其他西班牙出版社为数不多的阿琴波尔迪小说版权以及全部未译成西班牙语的阿琴波尔迪作品版权，这样就开创了阿琴波尔迪丛书的出版先例，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在不列颠群岛，有一句话应该说出来：阿琴波尔迪明显依然只是少数人喜欢的作家。

在那兴奋的几天里，让-克劳德发现了一篇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认识的那个施瓦本人写的文章。文章中，施瓦本人基本上复制了他讲述过的阿琴波尔迪对弗里斯兰小镇的访问以及跟那位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女人共进晚餐的情景。该文发表在德国《罗依特林根晨报》上，内容有点不同：施瓦本人引用了那个女人和阿琴波尔迪之间带有讽刺幽默特点的对话。女人一开始问阿琴波尔迪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普鲁士人。女人问他，他的姓是不是属于普鲁士乡下贵族。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很有可能。女人于是低声嘟囔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仿佛在咬一枚金币，看看是不是真金。接着，她说，没听说过，顺便又念叨了几个名字，看看阿琴波尔迪是否认识。阿琴波尔迪说，不认识，对普鲁士他就知道那里有森林。

“可是您的名字来自意大利。”女人说。

“是来自法国，属于胡格诺派教徒 。”阿琴波尔迪回答道。

女人听了这个回答后笑了。施瓦本人说，女人过去非常漂亮，甚至当时在酒馆的暗处，看上去仍然美丽，虽说一开口笑的时候，假牙活动，她得赶忙用手按住。但这个动作由她来做就不乏文雅了。女人对待渔民和农夫时的从容自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热爱。她守寡已经有好多年了。有时，她骑马去沙丘转转；有时，则迎着北海的刺骨寒风消失在附近的小路上。

一天早晨，四人上街前在萨尔茨堡饭店共进早餐时，让-克劳德跟他三位朋友谈起施瓦本人的这篇文章，四人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理解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看法，阿琴波尔迪去小镇上朗诵作品那时，这个施瓦本人可能是女人的情夫。丽兹的看法是，施瓦本人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和听众的种类，来解释发生的事情，因此有可能连他本人也不记得他真正说过什么以及那个宝贵机会里发生的事情了。莫里尼的看法是，那个施瓦本人用可怕的方式成为阿琴波尔迪的替身，是他的孪生兄弟，时间和偶然把这个人物变成了照片的底版，这张照片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量，其分量令人窒息，但并没有因此与底版失去连接（经历了一个反向的程序），与冲洗出来的照片本质上一样：二人年轻时都经历过希特勒恐怖和野蛮的岁月，二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二人都是作家，都是处于崩溃境地的国家公民，都是漂泊中的穷鬼，在漂泊中相遇和相识，阿琴波尔迪是个快要饿死的作家，施瓦本人是个小镇上的“文化宣传员”，而那镇上最不重要的肯定就是文化。

那么是否有可能认为那个神秘和令人鄙视（为什么不呢？）的施瓦本人实际上就是阿琴波尔迪呢？提这个问题的人不是莫里尼，而是丽兹。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个施瓦本人一亮相就是矮个、体弱，这与阿琴波尔迪的基本体貌特征不符合。结果，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解释比较可信。那位贵妇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仍有可能成为施瓦本人的情人。施瓦本人每天下午去这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旅行过的贵妇人家中，用热茶、饼干和香肠填饱肚子。施瓦本人给前骑兵上尉的遗孀按摩脊背，与此同时，雨滴敲打着窗户，是那种弗里斯兰的凄风苦雨，让人想哭，虽说施瓦本人没哭，却让他面色苍白，对，苍白，让他走到距离最近的窗口前，他在那里注视着狂风骤雨在窗帘外面做什么，直到女人用命令的口气呼喊他，他才转身背对窗户，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到窗前，不明白自己本打算在窗外找到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当窗边不再有人，只有房间尽头一盏有色玻璃小灯在眨动的时候，他出现了。

这样总的来说，四人在萨尔茨堡的日子过得还算愉快，尽管那一年阿琴波尔迪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四位朋友的生活继续漂流在欧洲四所大学德语系舒适的河流里，虽然不乏惊讶的事情要计算在内，等于是在他们表面有序的生活里添加了一些作料，如同，饭后点心上加点辣椒，加点芥末，加几滴醋，或者从外部看，他们觉得就是如此，虽然每个人，任何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对丽兹来说，那是一个奇怪、幽灵般闪烁的十字架；她不止一次，有时赶上不高兴的时候，提起她前夫就像是说一种潜在威胁，说他身上那些恶习只有魔鬼才有，而且是粗暴之极的魔鬼，可他从来没出现过，纯粹说说而已，没有任何行动，虽然在丽兹的演说中，她把那人说得生动逼真，可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从来没有见过，好像丽兹的前夫只存在于梦中，直到这个法国人（比那个西班牙人机灵）明白丽兹那无意识的演说、那无休止的谩骂是想自我惩罚，或许因为自己爱上并且与这样一个浑蛋结婚而羞愧。当然，让 -克劳德是想错了。

在那段日子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都很担心丽兹眼下的状态，二人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通话。

第一次是法国人打的，持续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第二次是西班牙人打的，在三天以后，持续了两小时十五分钟。当谈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让-克劳德要求对方挂掉电话，说这样的打法太贵了，还是由他立刻打过去吧。对此，西班牙人坚决反对。

让-克劳德打的第一个电话，开始时很困难，尽管曼努埃尔是盼望这次电话的，好像这迟早不得不说的话一张嘴颇费力气。开头的二十分钟，二人声调悲伤，“命运安排”这句话说了有十遍；“友谊”这个词用了二十四次；“丽兹”这个名字念叨了五十次，其中九次是白费；七次提到“巴黎”；八次提到“马德里”；“爱情”说了两遍，每人一遍；“可怕”说了六次；“幸福”只有一次（曼努埃尔说的）；“解决问题”说了十二次；“唯我论”七次；“委婉语”十次；“范畴”单数加复数共九次；“结构主义”一次（让-克劳德说的）；“美国文学”的提法三次；“晚餐”“咱们吃晚餐”“早餐”“三明治”共十九次；“眼睛”“双手”和“头发”共十四次。后来，交谈就变得流畅起来了。曼努埃尔用德语给让-克劳德讲了一个笑话，他自己也笑了。实际上，他俩的笑声是被声波包围的，或者说连接他俩听力和语言的元素是要穿越漆黑的田野、比利牛斯山脉的风雪、条条河流、冷清的公路、巴黎和马德里四周无尽无休的远近郊区。

第二次交谈与第一次相比是彻底松弛下来了，是一次朋友间的交谈，他们打算澄清一些可能忽略掉的模糊问题，但并不为此变成一次技术性或者逻辑推理式的谈话，恰恰相反，谈话中稍稍触及丽兹的话题，都与感情变化毫无关系。这些话题易进易出，毫无困难地重回主题。二人到了第二次交谈结束时，承认丽兹不是那种终结友情的复仇女神，那种穿丧服戴黑纱的女人，翅膀上沾满了鲜血，也不是赫卡忒女神 ——她开始时像个保姆，是孩子的守护者，后来学会了魔法把自己变成了动物——而是像天使那样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帮助他们发现了怀疑的事情，确信了原来不完全确信的一切，就是说，他们都是讲文明的，是能够体验高尚感情的人，不是两头被枯燥的工作所压抑的沉闷的野兽，恰恰相反，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发现那天夜里自己特别豪爽，豪爽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二人在一起，那一定要出去庆祝一番。二人为自己身上的美德闪光而惊喜，闪光的确持续的时间不久（因为一切美德，除去短暂的确认之时，是没有闪光的，生活在黑洞里，周围有别的居民，其中不乏非常危险的人），没有庆祝和欢乐，二人最后不言而喻地相约建立永恒的友谊。挂上电话后，说定了在每人堆满书的公寓里，郑重其事地慢慢喝上一杯威士忌，一面看看窗外的夜空，大概在寻找（虽然自己不知道）施瓦本人在寡妇窗外寻找而不得的什么玩意儿。

莫里尼是最后一个了解情况的人，也只能如此，虽然对莫里尼来说，情感数学往往不好使。

在丽兹第一次与让-克劳德上床之前，莫里尼就隐约看出了这种可能性。其根据并非让-克劳德在丽兹面前的表现，而是丽兹放任的样子，一种模模糊糊的放任，波德莱尔会称之为“忧郁”，而奈瓦尔 会称之为“惆怅”，让这个英国女子可以随时准备跟任何人开始一段亲密关系。

曼努埃尔的事，莫里尼当然没看出来。丽兹给莫里尼打电话，告诉莫里尼她跟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都搞上了。这个意大利人吃了一惊（要是丽兹告诉莫里尼她跟让-克劳德、跟伦敦大学一个同事，甚至跟一个学生搞上了，他也许不会吃惊的），但他机警地装作并不惊讶。后来，他试图想象别的事情，但是不成。

莫里尼问丽兹是否幸福。丽兹说，是。莫里尼告诉丽兹，他从博希迈尔那里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有新消息。丽兹好像不感兴趣。莫里尼问她是否知道她丈夫的情况。

“是前夫。”丽兹说。

不，她一无所知，虽然有个过去的朋友告诉她，她前夫跟一个过去的女友生活在一起。莫里尼问她是不是特别要好的女友。丽兹不明白这问话是什么意思。

“谁过去特别要好？”

莫里尼说：“就是现在跟你前夫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养活他。这是有区别的。”

“啊。”莫里尼应了一声，打算改变话题，可想不出什么内容来。

他怀着恶意想，也许我应该跟她说说我的病。可这话他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四人中，莫里尼是那段时间第一个读到墨西哥索诺拉州连环谋杀案消息的人。消息刊登在《宣言报》上，署名的人是一名意大利女记者，她去墨西哥准备写关于萨帕塔 游击队的文章。他觉得这消息好可怕。意大利也有连环杀手，但受害者的数字很少超过十人，而墨西哥索诺拉州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一百人。

后来，他想到了《宣言报》的女记者。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她居然到了墨西哥的恰帕斯，那可是位于墨西哥南端的地方，后来，她竟然写了索诺拉州的事情。如果他的地理知识没有欺骗他的话，索诺拉州可是在墨西哥的北方，是西北方，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他想象着女记者乘大巴做长途旅行的情景，从墨西哥城一直到北方沙漠。他想象着她在恰帕斯森林一周后疲惫不堪的样子。他想象着她与游击队副司令马科斯交谈的情形。他想象着她在墨西哥首都的活动，也许在那里有什么人会给她讲索诺拉州发生的事情。她没坐飞机返回意大利，而是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前往索诺拉去了。片刻间，莫里尼强烈地渴望陪伴女记者旅行。

他想，我会爱她到死。一小时后，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丽兹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丽兹给他写邮件，而不是打电话。但一看过邮件，他明白了丽兹需要用恰当的方式表达思想，因此宁可写信。信中，她请他原谅，因为她说他自私，一种具体化为自怨自怜而实际上或者想象中不幸的自私。接着，她说，解决了与前夫的纠纷，终于！！乌云已经从她的生活里散去。现在她想快活，想唱歌（这是她的原话）。她还说，也许一周前还爱她丈夫，现在可以肯定那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丽兹断言，怀着焕发的热情，她又集中精力工作了，同时关心那些生活琐事、让人类幸福的家务事。她还说：我希望你，亲爱的有耐心的莫里尼，第一个知道上述情况。

莫里尼连续阅读三遍。他沮丧地想到，丽兹声称的爱情、前夫、与前夫的一切“都翻过去了”，其实，什么也没“翻过去”。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则相反，没有收到这个意义上的任何知心话。让-克劳德察觉了曼努埃尔没有察觉到的事。从伦敦去巴黎比从巴黎去伦敦的次数要多。丽兹每隔一阵就要带礼物给让-克劳德，有时是一本论文集，有时是一本艺术品目录，都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展览会上的，甚至是一件衬衫或者一条毛巾，这可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其余的一切照旧。做爱，上街共进晚餐，谈论有关阿琴波尔迪的新闻；从来不谈未来的男女关系；每当曼努埃尔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这个名字不露面的情况并不罕见），二人的口气是绝对不偏不倚的，绝对谨慎，尤其是绝对友好。有几个夜晚，二人甚至在搂抱中入睡了，但没做爱，让-克劳德肯定她不会跟曼努埃尔这么干的。他错了。丽兹跟曼努埃尔的关系往往就是她跟这个法国人的翻版。

饭菜有区别，巴黎的好一些。在环境和风景方面，巴黎的比较时尚。语言不同，她跟曼努埃尔大部分时间讲德语；跟让-克劳德大部分时间讲英语。但是，总体来讲，大同小异。自然了，她跟曼努埃尔也有过不做爱的夜晚。

假如丽兹最要好的朋友（她没有）问她哪个男友床上功夫好些，她还真不知如何回答。

有时，她想，让-克劳德是个比较讲究质量的情人。有时又想，曼努埃尔更好些。如果从外部看这件事，严格地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可以这样说，让-克劳德比曼努埃尔附带更多参考书目，后者在这种事情上更依赖本能而非智力，有着身为西班牙人的缺点，就是说，曼努埃尔属于这样一种文化：常常把情色与排泄、色情与吃屎混淆在一起。而这种混淆在曼努埃尔的脑内书库里也是显而易见的（恰恰因为那些空缺），他第一次读萨德侯爵 的书，仅仅是为了比照（和反驳）波尔的一篇文章；波尔认为萨德侯爵的《朱斯迪娜》和《闺房哲学》与阿琴波尔迪 50年代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有内在的联系。

反之，让-克劳德十六岁就阅读了萨德侯爵的大作，早在十八岁就跟大学里的两个女同学三人同居，早在少年时对色情漫画的爱好就把他改造成了一个成熟、理性、有节制的收藏者——专门收藏 17和 18世纪的色情文学作品。说得形象一些吧，就是摩涅莫辛涅 ，山中女神、九位缪斯的母亲，眷顾法国人比西班牙人多一些吧。简而言之，让-克劳德可以坚持连续性交六小时（而不射精），因为读书多嘛；而曼努埃尔也能行（射精两次或者三次，累个半死），靠的是情绪，是力气。

既然说到了希腊人，那再说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也不算多余，他俩都认为（以邪恶的方式）自己是尤利西斯的翻版；他俩都把莫里尼看成了欧律罗库——尤利西斯忠实的好友，《奥德赛》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传说都提到了此人。一次是由于他小心谨慎而没有变成猪，暗示此人有自我意识，有条不紊地怀疑一切，有老海员那样的鬼心眼。另外一次则相反，讲了一个世俗和亵渎神明的冒险故事：宙斯还是另外哪个厉害的天神在太阳岛上放养了许多母牛，这让欧律罗库垂涎三尺，他机智巧妙地煽动同伴们杀牛设宴，这就让宙斯，还是管他哪个天神吧，万分震怒，大骂欧律罗库假充圣人或者是无神论者或者普罗米修斯分子；神对欧律罗库的态度、对他关于饥饿的诡辩深恶痛绝，超过了杀牛过节的行动，后来，欧律罗库坐的船沉没了，全体船员遇难。这就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相信同样会发生在莫里尼身上的事情，当然不是有意识地去想，而是在这两位朋友的心灵暗处、微观世界里跳动着，以不连贯的确信方式，或者是本能方式，或者微观黑色想法，或者微观象征性的方式显现着。

差不多到了1996年底，莫里尼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丽兹跳进了一个游泳池里；他和让-克劳德以及曼努埃尔在一张石桌旁边玩纸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背对着游泳池，起初像是饭店普通公用的游泳池。玩牌时，莫里尼观察着别的桌子、遮阳伞和排在四面的躺椅。远处，有个围着深绿色栅栏的公园，好像刚刚下过雨一样闪闪发亮。渐渐地人们陆续离开，消失在这样那样的门里，这些门通向大楼内的宽敞酒吧、单人间、套间，莫里尼想象着那些双人套间一定有美式厨房和卫生间。过了一会儿，外面已经没人了，包括原来看到的那些忙忙碌碌的服务员。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仍然沉迷在牌局里。莫里尼看见让-克劳德手边堆着不少赌场的筹码，此外还有各国的硬币，据此，他推测让-克劳德正在赢钱。但是，曼努埃尔脸上没有认输的表情。这时，莫里尼看看自己的牌，发现没的可打。于是，换牌，要了四张牌，放在石桌上，也不翻过来看看，然后有些费力地启动轮椅。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甚至都不问他到哪里去。他转动轮椅向游泳池边滑去。这时，他才发现游泳池如此之大。宽度至少有三百米，莫里尼估计，长度要超过三千米。池水乌黑，有些地方可以看到油斑，好像在码头看到的脏水。四面八方都没有丽兹的身影。莫里尼大叫了一声：

“丽兹！”

莫里尼以为在游泳池的另外一端看到了一个身影，于是，挪动轮椅向那个方向滑去。这段路很长。他回头看了一次，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已经不见了。那片地方已经被雾遮盖。他继续前进。池水似乎正在沿着边缘攀登，好像什么地方正在酝酿风暴，或者更糟糕的事，虽然莫里尼走的地方还很平静、安宁，没有任何风暴来临的前兆。片刻后，迷雾笼罩了莫里尼。起初，他打算继续前进，但后来察觉有和轮椅一道摔到池中的危险，还是不冒险为好。等到眼睛在黑暗中习惯之后，他看见一块岩石，好像池中冒出的一块黑红色礁石。他不觉得奇怪。走近池边，他又大喊了一声“丽兹”，这一次他担心永远见不到她了。只要他轻轻一跳就可以落入池内。这时，他才发现，池子是空的，很深，仿佛他的脚下裂开了一道悬崖，底部是因水发霉的黑瓷砖。远处，他看出有个女子的身影（尽管无法肯定）正向岩石边缘走去。莫里尼正准备再喊一次，给那人影打个手势，却感觉身后有人。立刻，他确信，一是有坏人，二是坏人希望莫里尼转身看到他的面孔。他小心翼翼地后退，继续绕过游泳池，极力不回头看跟踪他的人，一面寻找可能通向池底的梯子。当然，按照逻辑推理，梯子应该设在一个角落里，可是一直没有梯子；莫里尼滑动了几米，停住，转身，面对那陌生人的脸，克制着恐惧心理，恐惧让他慢慢确信他知道跟踪他的人是谁，那人喷出一股臭气，莫里尼觉得难以忍受。这时，迷雾中露出了丽兹的面孔。这是个比较年轻的丽兹，大约二十岁，或者更小；她目不转睛和严肃地望着他，迫使莫里尼躲开她的视线。那么，在游泳池底部漫游的人是谁？莫里尼还能看见那人——一个小黑点正准备攀登已经变成一座山的那块岩石。如此遥远，让他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心里有股深深的无法抑制的悲伤，仿佛看到了他的初恋情人正在迷宫里挣扎，或者仿佛看到了自己，双腿还能走路，但是迷失在绝对无用的攀登上。还有，他已经无法避免迷失，可避免不了也好，他心想，这个情景很像古斯塔夫·莫罗 或者奥迪隆·雷东 的画作。这时，他再看丽兹。她说：

“没有回头路的。”

这句话他不是用耳朵听到的，而是直接在脑子里感应到的。丽兹都掌握传心术了，他想。但她不坏，是个好人，他接收到的不是邪恶，而是心灵感应。他是这么告诉自己的，想扭转那个梦，可他心里知道，它是无法改变的，是注定的。而这时，丽兹又用德语重复道：“没有回头路的。”可自相矛盾的是，她转回身去了，朝着与游泳池相反的方向走去，消失在了迷雾朦胧的森林里，那里射出一道红光，丽兹消失在红光里。

一周后，莫里尼经过用四种不同方式解析前面的梦之后，去伦敦旅行了。此举的决心完全超出了他的常规——只为参加会议而旅行，而旅费和住宿费都由组委会报销。这一次完全相反，没有任何职业原因，食宿、交通的费用自己掏腰包。也不能说他是来救助丽兹的。仅仅是在四天前，他跟丽兹通话，说打算去伦敦旅行，他有好长时间没看过这座城市了。

丽兹听了这个想法很高兴，主动提出请莫里尼住在她家。可莫里尼撒谎，说他已经预订了旅馆房间。他到达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时候，丽兹已等候多时。那天，二人一起吃了早饭，地点在莫里尼住的旅馆附近的餐厅。晚上，两人在丽兹家中共进晚餐。饭菜不好吃，莫里尼很有教养地克制着，一面谈起阿琴波尔迪，谈他日益提高的名声，谈到大量有待填补的空白，但是，吃完茶点后，交谈走上私事的轨道，更多地谈及往事，一直谈到清晨三点钟，然后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丽兹帮助莫里尼从老电梯上下去，然后，下了六个台阶，所有这一切都比他预期的愉快，这是后来这个意大利人自己概括的。

从早饭到晚饭，莫里尼孤独一人，起初不敢离开房间，后来由于无聊难耐，决定出门上街，去海德公园看看；他在那里一面没目的地转悠，一面想着心事，不注意任何人。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看他，因为从来没见过残疾人如此果敢坚定、坚持有节奏的运动。等停下来的时候，他眼前是一座所谓的“意大利花园”，但没有半点意大利味道，谁知道呢，他想，尽管人们有时说，鼻子底下的事也会熟视无睹。

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本书，一边恢复体力，一边开始看书。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跟他打招呼，接着听见有人沉重地落座在木凳上的响动。他回敬了招呼。那陌生人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其中有些白发，洗得不干净，体重至少有一百一十公斤。二人互相打量片刻。陌生人问他是不是外国人。莫里尼回答说他是意大利人。陌生人想知道他是否居住在伦敦，还有他在看什么书。莫里尼说他不住在伦敦，正在看的书是《胡安娜修女的烹饪书》，作者是安杰罗·莫里诺，当然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虽说内容是墨西哥一位修女的事迹，主要介绍这位修女的生平和菜谱。 hmJDvHTh9LqGPH10+8YzLjsduX9JfsOwFdC8wa51xDGloCQEVaM8uR8XeGameo9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