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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比斯夫人说：“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施莱尔马赫是什么人。我丈夫生前甚至开玩笑说，这个评价就是阿琴波尔迪本人写的。但无论是我丈夫还是我都明白，事情不是这样的。”
将近中午，到了该告辞的时候，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大着胆子提出了二人认为唯一重要的问题：夫人可以帮助我们跟阿琴波尔迪联系吗？布比斯夫人的眼睛露出喜悦的神色。后来，让-克劳德告诉丽兹·诺顿，布比斯夫人的眼神像是在看大火燃烧，但不是燃烧的关键时刻，而是烧了几个月之后，就要熄灭之时。她轻轻一摇头表示“不行”；两位教授立刻明白了，请求没用。
二人又逗留片刻。楼里什么地方传来低低的意大利民歌声。曼努埃尔问夫人她是否认识阿琴波尔迪。是的，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她见过他。说完“是的”，她哼唱了民歌的结尾部分。据两位教授说，她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
曼努埃尔问道：“阿琴波尔迪长得怎么样？”
“很高。”布比斯夫人说，“很高，真正高大的巨人。要是出生在这个年代，肯定打篮球去了。”
虽然从她说话的方式判断，就算阿琴波尔迪是个侏儒，她也会这么说的。回旅馆的途中，两位朋友在想格罗兹的作品和布比斯夫人清脆残忍的笑声给他俩留下的印象，还有那个房间，满是照片，却没有他俩唯一感兴趣的那个作家。而即便两人都不肯承认，可他们其实都觉得（或者说都有这种直觉吧）：在红灯区那一瞬间模糊感到的事情要比在布比斯夫人家中隐隐嗅到的那种启示——不管它是什么——更为重要。
一句话，说得粗野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一面在圣保利区散步，一面意识到：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下落绝对充实不了他们的生活。他俩可以读他，可以研究他，可以仔细琢磨他，但不能和他一起笑到要死，或一起伤心颓唐，部分原因是阿琴波尔迪一向距离遥远，部分原因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会把研究他的人给吞噬掉，越是深入，危险越大。总而言之，一句话，两位教授在圣保利区，在装饰着布比斯和作家们照片的夫人家中，明白了他们要做爱，不要战争。
下午，他俩说着一些抽象的知心话，不可能说些越界的机密，只能说些一般性的私房话。他俩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机场，在候机厅里谈到了爱情，爱情的必要性。让-克劳德先登机走了。曼努埃尔还要再等半小时，他开始想丽兹·诺顿和向她求爱的真正机会。他想象她的模样，想象自己，二人在马德里共住一套公寓，一起去超市，都在德语系工作。他想象着自己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二人只有一墙之隔，夜晚她在他身边，在马德里，一道与好友在高档饭店共进晚餐，二人回家，有大大的浴室、大大的床。
但让-克劳德捷足先登了。在与布比斯夫人会晤过后三天，他没事先通知就来到了伦敦。给丽兹讲完新闻后，他邀请她在哈默史密斯一家餐馆吃晚饭。这是大学俄语系一位同事推荐给他的。二人吃了匈牙利红烩牛肉、鹰嘴豆泥配甜菜、柠檬酸奶浸鱼块；进餐期间有烛光，有小提琴演奏，有地道的俄罗斯服务员，有爱尔兰人化装成的俄罗斯服务员，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有些过度，而从食物烹饪的角度说，这里是比较寒酸和令人生疑的。进餐时，二人喝了伏特加和一瓶波尔多红葡萄酒，这使得让-克劳德出了“血”，但是花得值得，因为饭后丽兹邀请他去家里坐坐，正式谈谈阿琴波尔迪，谈谈布比斯夫人披露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的几件事，当然没有忘记评论家施莱尔马赫写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第一部作品的刻薄话。随后，他和她笑了起来。接着，让-克劳德亲吻了丽兹的嘴唇，很有分寸；丽兹更加热情地回吻了让-克劳德，可能是晚餐、伏特加和红葡萄酒闹的。二人随后上床，性交了一个小时，直到丽兹入睡为止。
那天夜里，在丽兹睡觉的同时，让-克劳德回忆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他和曼努埃尔在一家德国饭店的房间里看一部恐怖片的情形。
那是一部日本电影。影片一开始出现了两个姑娘，一个给另一个讲故事。故事说的是有个小孩在神户度假，他想出去找小朋友玩耍，可正在这个时候电视就要放映他喜欢的节目了。于是，小孩插入一盘录像带，准备录制节目，然后就上街去了。问题是这个孩子是东京人，在东京，他喜欢的那个节目在34频道，可在同一时间神户的34频道是空闲的，也就是说，频道上什么也没播，只有黑屏。
等孩子从街上回来时，在电视机前一坐，打开录像带，里面没有他喜欢的节目，却看见一个女人，脸色苍白，告诉他，他要死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孩子接了，听见还是那女人在问他是不是以为那是玩笑。一周后，有人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尸体。
所有这一切都由那个姑娘说给另外一个姑娘听。她讲出来的每句话好像都好笑得要死，而听故事的姑娘吓得要死。讲故事的姑娘给人的印象是似乎随时都会笑得在地上打滚。
于是，让-克劳德记得曼努埃尔说，讲故事的是个差劲的精神病，听故事的是个白痴；曼努埃尔说，假如听故事的别哭丧着脸、做出要死要活的样子，而是命令讲故事的住嘴，影片也许算是好的。命令的时候别文质彬彬，而是端出女强人的架势：“住嘴！讨厌鬼！你他妈笑什么？讲个死孩子的故事你还来劲了？你个想着大鸡巴的傻逼，讲个死孩子的故事就高潮了吗？”
就是这类事情。让-克劳德还想起曼努埃尔说话时那股冲动劲，甚至模仿讲故事的在听故事的面前应该表现出的声音和举止；还记得曼努埃尔认为，应该关上电视，回各自房间之前先去酒吧喝一杯。他还记得自己对曼努埃尔很有好感，这种感情让他回忆起少年时的生活，那种牢不可破的友谊以及乡下的黄昏。
在那一周里，丽兹的固定电话每天下午要响三四次，手机每天上午响两三次。来电话的人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虽然这两位都拿研究阿琴波尔迪当借口，可这借口用不了一分钟就说完了，然后两位教授直接转向心里真正要说的话。
让-克劳德谈他德语系的同事们，说有个瑞士老师兼诗人，整天纠缠他，让他给奖学金，说巴黎的天气（还联想到大作家和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邦维尔
），谈黄昏的车辆打开车灯回家去。曼努埃尔说他在绝对孤独的状态下整理藏书，说有时听见远处传来鼓声，好像来自同一条街的一幢楼里，据猜测，那里住着一伙非洲乐手，还说起马德里的居民区，例如，拉瓦皮耶斯、马拉萨尼亚，以及格兰大道附近的情况，那里夜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散步，没有问题。
那一周，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都把莫里尼完全给忘了。只有丽兹时不时地给莫里尼打电话，保持以往的联系。
而莫里尼呢，他已经进入彻底的隐匿状态。
让-克劳德迅速习惯了伦敦之旅，只要想去，拔腿就走，虽然应该强调的是他去伦敦是最方便的，因为距离近，交通工具多。
他在伦敦只待一夜。九点后到达，十点与丽兹相会在从巴黎就预订好的餐厅里，凌晨一点，他和她已经上床了。
丽兹是个热情的爱人，虽然她的激情受到时间的限制。她做爱时不喜欢想象，会全部投入到情人提出的种种游戏中，从不打算或者操心采取主动。性交时间不超过三小时，这有时让让-克劳德伤心，他总是准备干到曙光来临才好呢。
做爱后，令让-克劳德最失望的是，丽兹不愿坦率考虑二人之间正在酝酿的事情，而宁愿说说学术问题。让-克劳德心想，丽兹的冷漠是女人保护自己的一种办法。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一天夜里，他决定把自己的情感冒险故事说给她听。他编了一个长长的女人名单，都是他结交过的，请丽兹过目。她冷冰冰或者不感兴趣地扫了一眼，没有激动，也不打算用什么名单回报他的坦白。
到了早晨，他叫了出租车，穿好衣服，静悄悄地去机场，不吵醒她。出门前，他打量她一番，那放松的睡姿让他充满了爱意，真想在床前放声大哭。
一小时后，丽兹的闹钟响了，她一跃而起。淋浴，烧开水，喝奶茶，吹干头发，然后仔细检查房间，仿佛担心夜间来客会不会偷走什么值钱的东西。客厅和卧室总是被弄得一团糟，这让她恼火。她不耐烦地收拾用过的酒杯，清洗烟灰缸，拿掉脏被单，换上干净的，把让-克劳德丢到地上的书收起来，放回书柜里，把酒瓶放回厨房的架子上，然后穿好衣服去学校，如果系里开会，那就去开会，如果没会，就钻进图书馆，干活或者阅读，直到去上课为止。
一个星期六，曼努埃尔打电话给她，说她应该来马德里看看，他邀请她来；还说，马德里在这个季节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另外，还有一个培根回顾展，不容错过。
“我明天去。”丽兹说。这的确是曼努埃尔没有料到的，因为他发出邀请更多是出于好心，而没考虑她是否可能接受。
无须赘言，确信第二天她就会出现在自己家，让他处于越来越兴奋和坐卧不宁的状态。实际上，他和她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星期天（曼努埃尔极力做到），晚上，二人上床，打算听邻居的鼓声，运气不好，没有声音，好像那个非洲乐队恰好在那天到西班牙其他城市做巡回演出去了。曼努埃尔有一肚子问题想问，可是到了真正应该张嘴的时候，他什么也没问。提问已经没必要了。丽兹告诉他：让-克劳德是她的情人，虽然用词不是“情人”，而是比较含混的“朋友”之类，或许说的是保持约会的关系，等等。
曼努埃尔本想问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情人的，可他仅仅叹息一声。丽兹说她有很多朋友，但没解释是一般朋友呢，还是男朋友。她说她从十六岁开始就是这样了，第一次做爱是跟一个三十四岁的家伙，一个陶器巷
的失败乐手，反正她是这么看他的。曼努埃尔从来没有用德语跟一个女人谈情说爱（或者性）过，二人光着躺在床上，他问起她是怎么看他的，因为刚才这部分他没听懂，但这会儿他也只是一味地点头。
后来的事让他大吃一惊。丽兹看着他的眼睛，问他觉得自己了解她吗。曼努埃尔回答说不知道，也许有的方面了解，有的不了解吧，但他非常尊敬她，还钦佩她的学问，比如对阿琴波尔迪的研究和评论。丽兹说她结过婚，如今已经离异。
“要我肯定不说。”曼努埃尔说道。
“对，这是真话。”丽兹说，“我是个离过婚的女人。”
等丽兹返回伦敦，曼努埃尔变得比丽兹在马德里那两天还要紧张不安。一方面，约会如行云流水，在床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二人觉得情投意合，琴瑟和谐，好像是老相识；但是性交结束，丽兹一说话，一切就开始变化，这英国女人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好像没有其他女性朋友可以倾吐，曼努埃尔想，他坚信，这种坦白交代的话语，并非是说给男人听的，而应该另外有个女人在倾听，因为丽兹在说月经周期，还比如，说月亮和黑白电影，那种电影随时可以改造成让曼努埃尔非常失望的恐怖片，他厌烦之极，等悄悄话刚一结束，他得以超常的努力穿上衣服，出去吃晚饭，或者与朋友们非正式会晤，一路上牵着丽兹的手，这还不算让-克劳德的事，一想到这里，真让他毛骨悚然：现在谁去对让-克劳德说我跟丽兹上床了？所有这些让曼努埃尔心理失去平衡的事情，等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便开始令他感到胃绞痛和很想去卫生间，正如丽兹说的她一见到前夫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我怎么会允许她给我讲这个呢！），她前夫身高一米九，前途未卜，可能自杀，可能杀人，也可能小偷小摸，或者是足球流氓，其文化视野仅限于他与童年伙伴在某个酒吧里唱的流行歌曲，一个相信电视传媒的傻瓜，其萎缩和侏儒样的精神状态与随便一个宗教激进主义者相似，不管怎样，说白了，就是一个女人能摊上的最糟的丈夫。
尽管曼努埃尔为平静下来而打算不再发展这种关系，可四天后，当他已经平静下来时，就给丽兹打了电话，说想见她。丽兹问他哪里为好，是伦敦还是马德里？曼努埃尔说，随她便。丽兹选择了马德里。曼努埃尔立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星期六夜里，丽兹到达，星期日晚上离开。曼努埃尔开车带她去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参观，后来又去看弗拉门戈歌舞。他觉得丽兹很快活，自己也高兴起来了。从周六夜里到礼拜天，两人做爱三小时；随后，丽兹没有像上次那样开口说话，而是说，太累了，要睡觉。第二天，他俩洗了淋浴后，再次做爱，然后去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归途中，曼努埃尔问她是否见过让-克劳德。她说，见过。让-克劳德到过伦敦。
曼努埃尔问：“他怎么样？”
“挺好。”丽兹说，“咱俩的事我跟他说了。”
曼努埃尔紧张了起来，全神贯注地看着路况。
他问：“他怎么说？”
丽兹说：“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过，到一定时候，我得下决心。”
曼努埃尔未加评论，赞赏让-克劳德的态度。他心里想，这个法国人表现得像个君子。然后丽兹问他他是什么想法。
“差不多一样吧。”曼努埃尔撒了谎，没敢看她。
有好大工夫他和她都保持沉默。后来，丽兹谈起她丈夫来。这一回，她讲的丈夫如何胡作非为丝毫没让曼努埃尔惊奇。
礼拜天晚上，让-克劳德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刚好是这个西班牙人把那个英国女人送到机场之后。法国人直奔主题。他说，他知道了曼努埃尔已经知道的事情了。曼努埃尔说，谢谢他来电话，不管他信不信，那天夜里他早就想给他打电话了，之所以没打，是因为他抢先一步。让 -克劳德说，他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曼努埃尔问：“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让-克劳德答：“让时间解决一切吧。”
后来，二人谈起一场刚刚在希腊萨洛尼卡召开的非常奇怪的大会，笑得很厉害，只有莫里尼受到了邀请。
在萨洛尼卡，莫里尼疾病发作。一天早晨，他在旅馆房间醒来时，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失明了。有几秒钟的时间，他很害怕，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他躺在床上，试着再睡，开始想一些快活的事情，试着想一些童年生活的场景，想一些电影画面，想一些静止的面孔，但都没用。他起床，摸索着寻找轮椅，打开轮椅，用了比预期要小的力气，坐了上去，随后试着非常缓慢地向房间里唯一的窗户移动过去。窗户外面是阳台，从那里可以欣赏一座棕黄色的秃山和一座办公大楼，楼上悬挂着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是萨洛尼卡附近的别墅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