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四人相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这场研讨会与在同一座大楼（不同房间）举行的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和意大利文学研讨会均被归入一个更大的研讨框架中。

毋庸赘言，出席如此奇特的研讨会的大部分听众偏爱讨论当代英国文学的会议室，它的隔壁是德国文学会议室，分隔两个会议室的仅仅是一堵单砖抹石膏的薄墙，而不是过去的石墙，讨论英国文学引发的喝彩声，尤其是掌声，在德国文学会议室里听得一清二楚，仿佛两个会议或者讨论合二为一了，仿佛英国人如果不是在连续抵制德国人，也是在嘲笑，就更不要说听众了，参加英国文学研讨会的人数显然远远多于参加德国文学研讨会的寥寥无几又严肃的听众的人数。从最后收获看，德国文学效果最好，因为众所周知，几个人的交谈，人人都倾听，个个都思考，无人叫喊，常常收获颇丰，即使开坏了，也是比较放松的。而人数众多的座谈会常常有变成群众大会的危险，或者由于发言简短，会变成一串空洞的口号，结果提出得迅速，消失得也快。

但是，在讲到问题或者说讨论的关键点前，还有一个从导致的结果来看并非无关紧要的事情应该先明确一下。会议的组织者，也就是说因为没钱、没时间，将当代西班牙文学、波兰文学、瑞典文学排除在外的人，都快到最后了，又突发奇想，用大部分经费给英国文学的明星们提供了国王级的住宿，又用剩下的钱拉来三位法国小说家、一位诗人和一位意大利短篇小说家，还有三位德国作家，其中两位分别是东、西柏林小说家，如今东、西柏林统一了，两位的声望鲜为人知（乘火车到达阿姆斯特丹，住在三星旅馆，没有抗议），第三位则更加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他的情况，甚至莫里尼也不知道，尽管他很了解当代德国文学，无论是否为发言者。

当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施瓦本人，在发言（或者说讨论）中，开始讲他当记者、当文化版编辑、当采访各种反对采访的创作者的采访员时的事情，后来又开始回忆起他曾经在一些被排斥在外的，或直白点说吧，被人忘掉的，但的确对文化还有兴趣的政府里当文化宣传员的日子，忽然，在并不合适的情况下，他提到了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也许是受此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主持的议题影响）。他认识阿琴波尔迪的时候，正好是在荷兰弗里斯兰地区政府做文化宣传员，威廉港北部，面对北海海岸和东弗里斯兰群岛，那是个很冷很冷的地方，而更让人难受的是潮湿，一种深入骨髓含盐的潮湿。在这里，只有两种方式过冬：一、喝酒，喝到肝硬化为止；二、在政府的议事厅里听音乐（通常是业余爱好者演出的四重奏），或者与来自外地的作家座谈，给作家的酬金很少，让他们免费居住在镇上唯一的小旅店里，支付往返火车票钱。那里的火车与现在的德国火车大不相同；但是，那里的人也许比较健谈，比较有教养，比较关心别人。总之，扣除了旅费之后，作家离开那里，身上只有很少一点钱，可能是卖了哪本书的收入，回到自己住地（有时只是法兰克福或者科隆的一个小房间），具体而言，那些作家或诗人，特别是诗人，朗读完几页诗歌、回答完那个地方市民的问题之后，就摆出书摊，额外赚上几个马克。那时人们非常看好这种活动，因为如果大家喜欢作家朗读的内容，或者如果作品的内容打动了听众或让大家开心或让人们思考，那么，就会有人买上一本，有时是为了当纪念品——表示参加过那令人愉快的朗诵会，与此同时，寒风呼啸着吹过弗里斯兰小镇的街道，切割着寒冷的肉体，有时就是为了阅读或者重读什么诗歌或小说，那时已经是在自己家中了，活动结束已经过去几周，有时是在煤油灯下，因为不常有电，大家已经知道，战争不久前结束了，社会和经济的伤口被撕开了，总而言之，差不多与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相同，除了书摊上的书籍是自费出版的，而现在摆书摊的是出版社罢了。一天，有个那样的作家来到了施瓦本人当文化宣传员的小镇，他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个古斯塔夫·荷勒或者莱讷·库尔或者威廉·夫拉因（后来莫里尼在《德国作家百科全书》里查找，均无结果）那样的高水平作家。阿琴波尔迪没带书来，他朗诵了正在创作中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两章，这是他的第二部小说，而第一部呢，据那个施瓦本人回忆说，是在汉堡出版的，就是在那一年，虽然他一点没看过，但这个第一本的确存在，施瓦本人说，而阿琴波尔迪事先知道人们会有疑问，随身带了一本，那是一部小长篇，一百多页，也许一百二十或一百二十五页，这本书他装在外衣口袋里。这是怪事，施瓦本人清楚地回忆出阿琴波尔迪外衣装着书的样子：小长篇塞满了外衣口袋，书皮肮脏，有皱褶，原来的颜色应该是白大理石色，或者麦黄色，或者轻微镀金色；但这时它已经没有任何颜色了，只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标志。但是，那件外衣却令人难忘：黑皮夹克，高领，能有效抵御寒冷和风雪，肥大到可以在里面容下厚毛衣或者两件毛衣而让人察觉不出来，两边各有一个横向口袋，中间有一排纽扣，好像是用钓鱼线缝上的，纽扣不大不小。不知为什么，那黑色皮衣让人想起盖世太保穿的制服，虽说那个时期，黑色皮衣正时髦，凡是有钱能买黑色皮衣的人，或者从前辈继承下来黑色皮衣的人，根本不管会令人联想起来什么，穿上就是了；那位来到弗里斯兰小镇的作家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年轻的阿琴波尔迪，二十九岁，或者三十岁；就是他这个施瓦本人去火车站迎接并把阿琴波尔迪送到小旅馆的，路上，二人谈到了恶劣的天气。后来，他还陪阿琴波尔迪去政府议事厅，在那里，阿琴波尔迪没摆什么书摊，朗读了一部还没写完的长篇小说中的两章，后来他跟阿琴波尔迪在镇上小酒馆吃晚饭，在座的有位女老师，还有一位喜欢音乐或者美术多于文学的寡妇，可由于她既没情绪听音乐，也没心思看美术，所以没对一次文学聚会表示过丝毫反感，而恰恰是这位寡妇在晚餐（香肠加土豆，啤酒，施瓦本人回忆，无论是那个时期还是政府开支都不允许挥霍）中，担任了谈话的主角，也许说主角不准确，那么就是谈话的指挥棒，或者方向吧；餐桌周围还有几位男士：市长秘书——一位出售咸鱼的先生，一位老教师——总是在打盹，甚至手持刀叉的时候依然，还有一位政府职员，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是施瓦本人的好朋友，名叫弗里茨，大家都纷纷点头，或者小心不让寡妇生气。那位可怕的寡妇，艺术知识远在众人之上，包括施瓦本人在内，寡妇去过意大利和法国，甚至在一次旅行时，一次难忘的远渡重洋，她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在 1927或者 1928年，那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大型肉类市场，大批冷藏船装满肉类离开港口，真是值得一看的景观啊，成百上千艘空船进港，再满载肉类离去，驶向全球；那时她夜间来到甲板上，可能因为困倦、晕船或者疼痛，只要一靠在船舷上，只要眼睛一习惯黑夜，那么港口的景象就让她感到震撼，把困倦、晕船、疼痛一扫而光，只给神经系统留下了无条件拜倒在那景象面前的空间：移民们排成长队把成千上万头死牛运进船舱，装载着成千吨小牛肉的车子在跑动，从早到晚港口每个角落都充斥着蒸汽，那是一种半生的牛排的颜色、大排骨的颜色、里脊肉的颜色、刚刚出炉的烤肉的颜色，真可怕啊！幸运的是那时她还没守寡，只经历了那么一夜；后来，夫妇俩上了岸，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豪华的大饭店之一，看歌剧，去了一处庄园；她丈夫是个有经验的骑手，答应与庄园主的儿子赛马，后者输了；又跟庄园的一个雇工赛马，这个雇工是庄园主儿子的亲信，是个高乔人 ，也输了；后来，跟高乔人的儿子，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比赛，小伙子瘦得像干柴，眼睛活泼灵动；女人一看他，他立刻低下头，后来又抬起一点点，诡秘地看了女人一眼，这让女人有些生气：多无礼的毛头小子！她丈夫则在一边笑着用德语说：你打动这孩子啦。女人觉得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玩。后来，这毛头小子飞身上马，二人赛了起来，小伙子骑得好快啊！多有激情地扯动缰绳啊！可以说是贴在马背上扬鞭驰骋，浑身大汗；但到了最后，女人的丈夫赢了，不愧是骑兵团上尉！庄园主和他儿子起身，离座鼓掌，漂亮的输家！其余的客人也连连喝彩：这德国人，真是好骑手！少见的骑手！可是等到那小伙子也到达终点时，就是说到了庄园的走廊边上，这小伙子的表情丝毫不像一个漂亮的输家，恰恰相反，看上去像是恼火、生气，低头不看别人。与此同时，大人们说着法语，沿着走廊分散开来，去拿冰镇香槟酒；女人向孤独一人的小伙子走去，他左手牵马——此时他父亲正牵着刚刚德国人骑的马向庭院尽头的马厩走去——女人对小伙子说：别难过！你骑得也很好，可我丈夫很出色，经验更多一些。这些话，小伙子听着就像月亮，像乌云遮蔽了月亮，像一场缓慢极了的风暴。于是，小伙子用猛禽样的目光从下向上打量女人，好像要在女人肚脐的部位来上一刀，然后挑向胸膛，开膛破肚，与此同时，他那没经验的屠夫般的眼神闪烁着异样的光；可是当那小伙子拉住她一只手，把她领到房子的另外一侧时，据女人回忆，那眼神也没能拦住她毫无抗议地随他走去，那地方有个锻铁花架，有花坛，有女人一辈子没见过的奇花异草，或者那个时候以为没见过的奇花异草，甚至看见花园里还有个喷泉，石头的，中央有个笑嘻嘻的克里奥尔美少年，就靠那条小细腿支撑着，在舞蹈，他的模样一半像欧洲人一半像食人族，三股水流不断地从脚下喷到他身上，整个雕像用的是一块完整的黑色大理石，女人和小伙子长时间欣赏着它，直到后来庄园主的一个远房表妹（或者是庄园主忘记在头脑深处的情妇）来到女人身边，她用一种急促和冷漠的英语对女人说：您丈夫在到处找您。于是，女人挽着远房表妹的胳膊准备离开这座让人着迷的花园；小伙子叫了她一声，至少女人是这么以为的；她回转身来，他嘴里吐出嘶嘶的声音，女人摸摸他的脑袋，一面把手指插入他厚猪鬃样的头发里，一面向庄园主表妹询问：这小伙子说什么呢？表妹好像犹豫了片刻，可女人不容许她撒谎，不容许说话半真半假，要求表妹立即准确地翻译出来。表妹说，小伙子说了……小伙子说了……东家……安排了一切，让您丈夫赢最后两局；接着，表妹沉默下来。那小伙子牵着马缰绳从花园另外一头走了。女人重新回到了宴会上，但是已经不能不想那小伙子刚才说的实话了，老天爷啊，无论她怎么想，那小伙子的几句话依然是个谜，一直持续到宴会结束，依然不解，让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成眠。次日，无论出去骑马还是吃烤肉，都让她头脑麻木；这个谜一直陪着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论在饭店里还是外出参加德国大使馆或者英国大使馆或者厄瓜多尔大使馆的外交招待会，谜依然未解；直到轮船离港，在返回欧洲的航线上方才解开：一天夜里，凌晨四点钟，女人登上甲板散步，不知道也不在乎位于什么经纬度，不在乎周围被一亿零六百二十万平方千米的咸水包围或者半包围，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女人在一等舱旅客使用的一等甲板上点燃了一支香烟，目光注视着海面，看不见什么，但是听得见海涛声，这时，那个谜解开了，恰恰是在历史的那一刻，解开了。施瓦本人说，那位昔日富有、强大、聪明（至少按照他的说法）的女人沉默了，一种宗教般，甚至是迷信般的寂静笼罩着那座战后德国的可怜酒馆；酒馆里，慢慢地大家越来越觉得不自在，人人都急急忙忙吃完剩下的香肠和土豆，好像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女人会像复仇女神那样号叫起来，个个认为准备离去为好，去迎接户外的冷空气，反正肚子已经吃饱，可以走到自家门口了。

这时，女人开口了。她说：

“谁能破解这个谜团？”

她说这话时，看也不看镇上的人们。

“有谁知道怎么破解这个谜团？谁能理解这个谜团吗？这镇上有谁能告诉我答案吗，哪怕必须在我耳边悄声说给我听？”

她说这些话时一直注视着自己的盘子，那里面的香肠和土豆还未动过。

于是，这个时候，阿琴波尔迪，他此前始终一面埋头吃饭，一面听女人讲着话，才声音不高地开口，他说庄园主和他儿子搞的是招待性质的活动，相信女人的丈夫第一轮会输掉，于是在第二轮和第三轮耍了花招，设法让老骑兵团的上尉取胜。这时，女人看了阿琴波尔迪一眼，笑了，问他那为什么第一轮她丈夫也赢了。

“为什么？为什么呀？”女人问。

阿琴波尔迪答道：“因为庄园主的儿子在最后一分钟明白自己的坐骑比您丈夫的马好，马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同情心。也就是说，这个选择是娱乐活动决定的，而这次活动是他和他父亲临时决定的，是要尽兴。一切都要尽兴，包括赛马的胜利，人人都这样或那样地明白了事情应该如此，包括那个去花园找您的表妹，只有那小伙子除外。”

“这就是全部答案吗？”

“那小伙子除外。我认为，假如您和那小伙子多待上几分钟，可能他已经把您给杀了，在这小伙子看来，或许杀了您也是一次尽兴活动，不过可不是庄园主和他儿子追求的方向。”

后来，女人起身，在表达了对晚餐聚会的谢意后就走了。

施瓦本人说：“几分钟后，我送阿琴波尔迪回旅馆。第二天，我去找他送他上火车，可他已经不在了。”

奇怪的施瓦本人，曼努埃尔说。你们都别要，我要，让-克劳德说。别追太紧了，别显出多感兴趣的样子，莫里尼说。对这人，你得用镊子，丽兹说，就是小心轻放。

那个施瓦本人凡是应该说出来的内容，都已经说出来了，不管四人如何哄着他，邀请他在阿姆斯特丹最好的饭店吃饭，四人甜言蜜语跟他谈招待活动、尽兴的聚会以及在外省小镇政府做文化宣传员的经历，但都没办法从他嘴里套出任何有意思的东西来，尽管四人小心翼翼地记住他说的每一句话，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伟大导师。这些细节施瓦本人都没有忽略，恰恰相反，越发刺激了他的胆怯心理（这作风出现在一个从前当过外省文化宣传员的人身上实属罕见，按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判断，他俩认为这个施瓦本人就是个骗子），他的守口如瓶和小心谨慎近似于一个散发着野狼气味的旧纳粹分子空想的“信守誓言”。

十五天后，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各自请了两天假，二人前往汉堡去拜访阿琴波尔迪的出版人。接待他俩的是社长，一个瘦子，确切地说是又瘦又高，六十岁左右，名叫施耐尔，意思是“快”，其实施耐尔刚好行动缓慢。头发平直，深栗色，双鬓有白发，这让他表面上显得年轻。在起身与他俩握手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想道：此人是同性恋。

后来，二人漫步在汉堡街头时，曼努埃尔说：“那个同性恋是我见过最像鳗鱼的人。”

让-克劳德批评了他这种有仇视同性恋倾向的观点，尽管心底里赞成朋友的看法，施耐尔的确有像鳗鱼的地方，这种鱼常常在浑水里活动。

关于阿琴波尔迪，他俩不知道的，施耐尔也知之甚少。施耐尔从来没见过阿琴波尔迪。他的作品被翻译和重印的次数越来越多，稿酬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他把钱都给阿琴波尔迪存到瑞士一家银行里去了。每两年出版社会收到一次阿琴波尔迪的指示，都是通过邮局寄来，发信地址多为意大利，虽说出版社的档案里也有来自希腊、西班牙和摩洛哥的邮戳；另外，这些信件都是寄给出版社女东家布比斯夫人的，社长当然没有读过。

“出版社里，除了布比斯夫人，还剩下两个人真正认识阿琴波尔迪。”社长告诉他俩，“是新闻部主任和校对部主任。到了我来这里工作的时候，阿琴波尔迪早就失踪了。”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要求见见两位主任。新闻部主任办公室里摆满了照片，不都是出版社的作者，还摆满了设计图，关于那位失踪的作家，她能对二人说的事只有：他是好人啊。

她说：“他个子很高，大高个。他跟故去的布比斯先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像是字母组合ti，或者li。”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不明白她想说什么。新闻部主任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一个l，又写了一个i。或者更适合的比喻是le，对，就是这样。于是，她在那张纸片上写下了：

le

“l就是阿琴波尔迪，e就是已故的布比斯先生。”

接着，新闻部主任笑了；然后，斜靠在她的转椅上，静悄悄地注视着他俩，有好大工夫。后来，他俩跟校对部主任谈了话。这位主任跟新闻部那位年龄相仿，但性格可没那么活泼。

她对二人说，是的，多年前，她的确见过阿琴波尔迪，可是不记得他的模样、举止和任何关于他值得说的故事了。她不记得阿琴波尔迪最后来出版社的情景。她建议二人找布比斯夫人谈谈；随后，二话不说，一头扎进长条校样的检查中去了，还忙着回答别的校对员提出的问题，忙着接电话，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怀着同情心猜测，可能是翻译家们打来的。离开出版社前，二人不气馁，又回到了施耐尔社长的办公室，对社长说了下一步关于阿琴波尔迪的一些研讨和座谈会的安排。社长关心和热情地说，凡是他能办的，请尽管开口。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由于在飞往巴黎和马德里的飞机起飞前无事可做，便去汉堡城里散步。走着走着，二人不由自主地走进了红灯区和脱衣舞表演区；于是，二人忧伤起来，开始倾诉衷肠，互相讲起恋爱史和失恋史。当然，不说真名实姓，不说具体的时间、地点，几乎是用词抽象；可是，尽管讲述不幸的态度是冷静的，但谈话和散步的结果却让二人越发伤感起来了，两个小时后竟然感到十分压抑。

他俩乘出租车回旅馆，一路无话。

一个惊喜在等候他们。旅馆服务台有张便条，是施耐尔留给他俩的。纸条上说，早上与他俩谈话后，社长决定与布比斯夫人说说，夫人同意接见他俩。次日上午，他俩来到出版社所在地——汉堡上区一座旧楼的三层。二人在等候时观看墙壁上悬挂的照片镜框。另外两面墙上，一面挂着苏丁 的一幅油画，另一面挂着康定斯基 的油画，还有格罗兹 、科柯施卡 以及恩索尔 等人的绘画。但他俩似乎对照片更感兴趣。照片上总有他俩喜欢或不喜欢的什么人；但不管怎么说，他俩看到了布比斯与托马斯·曼的合影、布比斯与海因里希·曼 的合影、布比斯与克劳斯·曼 的合影、布比斯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的合影、布比斯与赫尔曼·黑塞的合影、布比斯与瓦尔特·本雅明的合影、布比斯与安娜·西格斯 的合影、布比斯与斯蒂芬·茨威格的合影、布比斯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合影、布比斯与福伊希特万格 的合影、布比斯与约翰内斯·贝歇尔 的合影、布比斯与阿诺尔德·茨威格 的合影、布比斯与里卡达·胡赫 的合影、布比斯与奥斯卡·玛利娅·格拉夫 的合影，面部、身体和模糊的布景全都完美地包括在镜框中了。照片上的人物都已作古，纯真地望着两位大学教授尽量克制的热情，他们已经不在乎别人的观赏了。布比斯夫人进来时，两位教授正贴近墙壁，极力分辨那个与布比斯合影的人是不是法拉达 。

布比斯夫人说，对，正是他。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转过身来的时候，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身穿白衬衫、黑裙子。让-克劳德过了很久以后承认，她的样子很像玛琳·黛德丽 ；她是个上了年纪却依然果敢的女人，不是抓住悬崖的边缘，而是怀着好奇和优美姿态跳下去的人，是个保持坐姿跳下去的女人。

布比斯夫人笑着说道：“我丈夫认识所有的德国作家，德国作家们热爱和尊敬我丈夫，虽然后来少数几个说了他一些可怕的事情，有些事情甚至是捕风捉影。”

三人谈起了阿琴波尔迪。布比斯夫人命人端来茶点，可她自己却喝伏特加。这让两位教授吃惊，不是因为夫人一早就开始喝酒，而是不请他俩一起喝，再说就算她发出邀请，他俩也会婉言谢绝的。

布比斯夫人说：“出版社唯一全面、深入了解阿琴波尔迪创作的人就是布比斯先生，他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全部著作。”

可她反问自己（也顺便问两位教授），一个人了解别人的作品能到什么程度。

“比如，我吧，我特别喜欢格罗兹的作品。”说着，她指指墙壁上挂的格罗兹的画，“可我真的了解他的作品吗？他画出的故事让我发笑，眼下我认为格罗兹是为了让我笑才画了这些故事；有时小笑变大笑，大笑变成哄堂大笑。可是，有次我认识了一位艺术评论家，当然，他也喜欢格罗兹，但他在出席格罗兹作品的回顾展，或者出于职业原因，得研究某幅油画或者素描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地压抑。那样沮丧的情绪或者悲伤的状态，常常持续好几个星期。这位艺术评论家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们从来没碰过格罗兹创作的话题。可有一次我对他说了格罗兹的画让我发笑。起初，他没法相信我的话。后来，他来回摇头。再后来，他从上到下反复打量我，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那时想，他可能疯了。他跟我永远绝交了。不久前，有人告诉我，那位评论家说我对格罗兹的作品一无所知，还说我的审美趣味跟母牛一样。好吧，他爱说我什么就由他说吧。我看了格罗兹的画就想笑，他看了就沮丧。可谁真正了解格罗兹呢？”

布比斯夫人说：“我们做个假设吧，现在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我那位艺术评论家老朋友，他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您俩中有一位拿出一幅没署名的画，声称是格罗兹的作品，希望出售。我看看画，笑了，拿出支票本，准备买下来。艺术评论家看看画，没有感到沮丧，极力要我重新考虑。评论家认为，那不是格罗兹的作品。我认为是格罗兹的作品。我俩谁对？”

“或者我们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吧！”布比斯夫人说道，一面指指曼努埃尔，“他拿出一幅画，上面没有署名，说是格罗兹的作品，打算出售。我没笑，冷静地看看，欣赏线条、手腕上的功夫、讽刺的内容，可画上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兴趣。那位艺术评论家仔细观察一番，出于本能，他感到沮丧，立刻开价，但价格超出他的支付能力。要是这个价格被接受了，那他每个下午都会处于忧伤的状态。我试图劝他别买。我说，这画看上去可疑，因为它没让我发笑。评论家回答说，你终于会用成年人的眼光看格罗兹的作品啦，他祝贺我。我俩谁有道理？”

后来，三人又谈起阿琴波尔迪。布比斯夫人拿出一份非常奇怪的简介来，是发表在柏林一家报纸上的评论文章，关于阿琴波尔迪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吕迪克》。简介署名施莱尔马赫，企图用三言两语总结阿琴波尔迪作品的特色。

才智：中等。

性格：癫痫。

文化：无序。

叙事能力：混乱。

文字韵律：混乱。

驾驭德语的能力：混乱。

“才智中等”和“文化无序”还容易理解，可“性格癫痫”是什么意思？莫非阿琴波尔迪身患癫痫？莫非他脑袋不好使？莫非他患有神秘性质的神经疾病？莫非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强迫性读者？简介中没有任何对阿琴波尔迪的体貌描写。 9OWLkOslZZdrLyowlKmTGHHVMyxhfwdFXxKxIFny4dL1Gh7w5yRLJoJmuUF9wR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