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让-克劳德·贝耶迪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80年圣诞节，在巴黎，他正在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时年十九岁。读的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达松法尔》。那时年轻的让-克劳德·贝耶迪还不知道《达松法尔》是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英国题材的《花园》和波兰题材的《皮面具》，《达松法尔》则是法国题材）。但是，这一无知，或曰知识空白，或者阅读疏漏，可以归咎于年少，可这并未丝毫减弱《达松法尔》在他心中产生的惊奇与敬佩。
让-克劳德·贝耶迪从1980年圣诞节那天起（或者说从阅读完《达松法尔》那天深夜起），就变成了一位热情的本诺迷并且开始了寻找本诺其他著作的朝圣之旅。这任务可不容易完成。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是在巴黎，要设法弄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也绝非易事。困难是各种各样的。在他念书的大学德语系图书馆里，关于阿琴波尔迪其人，没有任何资料。让-克劳德的老师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本诺。有个老师告诉让-克劳德，他对这个名字有所耳闻。十分钟后，让-克劳德才愤怒（且吃惊）地发现：老师耳闻的是那个意大利画家，而对这位画家，他自己也无知到了能拿奥运会金牌的程度。
让-克劳德给出版《达松法尔》的德国汉堡出版社写信，却一直没有回音。与此同时，他也跑遍了巴黎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德语书店。阿琴波尔迪的名字在德国文学词典里出现过；一本介绍普鲁士文学（比利时出版）的杂志上也提到过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但让-克劳德始终不知道那提法是玩笑还是认真的。1981年，让-克劳德随同系里三位朋友前往德国巴伐利亚旅行，在那里，在慕尼黑乌拉姆斯大街的一家小书店买到了两本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一本是不到一百页的《米慈的宝物》，另一本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题材的《花园》。
阅读这两本书愈发加强了让-克劳德对阿琴波尔迪的看法。1983年，二十二岁的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达松法尔》。谁也没要求他翻译。那时没有任何一家法国出版社对这个奇怪的德国名字感兴趣。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这本书的基本原因是他喜欢，因为他翻译《达松法尔》的时候感到愉快，虽说他也盘算着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创作之前，提交一份翻译成果作为论文，而且谁知道呢，将来也能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基础吧。
1984年，他完成了《达松法尔》的翻译定稿。一家巴黎的出版社经过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百般矛盾地审读之后，接受了译稿，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这部作品。而这部事前被认定卖不过一千册的小说，经过两次互相矛盾但态度积极，甚至过分积极的宣传介绍之后，三千册一销而空，从此打开了第二、三、四次印刷的道路。
那个时候的让-克劳德·贝耶迪早已经读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十五部著作，翻译了其中两部；几乎被文学界一致看作整个法国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头号专家。
于是，让-克劳德才回忆起第一次阅读阿琴波尔迪著作的情景，才想起自己那时年轻、贫穷，居住在小房间里，与十五个人共用刷牙洗脸的盥洗室；那十五个人挤在黑暗的阁楼上。让-克劳德大便的地方不是什么卫生间，是与那十五个人共用的臭茅坑。如今，那十五个人里有的已经拿着大学毕业文凭回各省去了，有的已迁居到巴黎某个较为舒适的地方，只有少数几个依然留在原地混日子，或者慢慢臭死。
同样，他还回想起了自己节衣缩食的样子，埋头查阅德语词典的样子：伴着一盏孤灯，消瘦，顽强，好像他整个人就是一具意志化成的肉身，只有骨头和肌肉，没有脂肪，狂热地工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句话，就是个相当正常的首都大学生的形象，但这一形象之于他就好像是一种毒品，让他痛哭的毒品，好似打开了——就像19世纪一个做作的荷兰诗人说的——激情与乍看像自我怜悯但又不是（那么是什么？愤怒吗？也许吧）那种东西的闸门，令他想了又想，但不是借助话语，而是通过那些痛苦的形象——他青年学生时期的形象，在一个或许是无用的长夜后，他被迫在脑中形成了两个结论：一是，第一次独立生活的时期总算结束了；二是，光明的前途已经展现在眼前，为了保证前途光明，他应该继续意志顽强，作为他对阁楼生活唯一的纪念。他不觉得这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让-克劳德·贝耶迪1961年出生，到1986年已经是巴黎的德语教授了。皮耶罗·莫里尼1956年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小镇上，虽然他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76年，也就是说，比让-克劳德早四年，但是第一次翻译阿琴波尔迪的小说是1988年，译的是《双叉藻》，而且这本书在意大利各家书店间流转时遗憾多于荣誉。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在意大利的处境，与在法国大不相同。实际上，皮耶罗·莫里尼并非意大利第一个翻译阿琴波尔迪著作的人。另外，落到莫里尼手中的第一部阿琴波尔迪的长篇小说是《皮面具》的意大利译本，译者叫克罗西莫之类的，出版时间是1969年。继《皮面具》在意大利出版之后，1971年《欧洲的河流》出版，1973年《遗产》出版，1975年是《铁路之美》。但是，此前，1964年罗马一家出版社出版过阿琴波尔迪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多是战争故事，书名是《柏林地下世界》。因此或许可以说阿琴波尔迪在意大利并非完全鲜为人知，尽管也不能说他是成功作家、半成功作家、不大成功作家，应该是成绩为零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或躺在书店发霉的书架上无人问津，或降价处理，或被遗忘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等候化为纸浆。
莫里尼当然没有被阿琴波尔迪作品在意大利读者中的暗淡前景所吓退，译完《双叉藻》，他分别给米兰和巴勒莫的两家杂志撰写了两篇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一篇是研究《铁路之美》的命运问题，一篇是研究《忘川女》和《比特丘司》中的意识和过错的种种伪装。《忘川女》表面上看像情色小说。《比特丘司》篇幅不到一百页，在某种程度上像让-克劳德在慕尼黑小书店购买的《米慈的宝物》，主要情节是介绍阿尔贝特·比特丘司的生平遭遇，这个人物居住在伯尔尼州，是吕策尔弗吕地区的牧师，写过布道文章，使用笔名“耶雷米亚·戈特黑尔夫”。两篇文章都发表了，莫里尼介绍阿琴波尔迪其人的说服力或者文章魅力清除了许多障碍，因此 1991年莫里尼的第二部译著——《圣托马斯》，得以在意大利问世。那个时期，莫里尼在都灵大学讲授德国文学，此前医生们诊断出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这种奇怪而严重的意外，造成他此后终身坐着轮椅。
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是通过别的渠道接触到阿琴波尔迪的作品的。他比莫里尼和让-克劳德都年轻，在大学前几年没学德国文学，而是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在诸多令人伤心的原因中，有一条就是想当作家。关于德国文学，他只（浅显地）了解三位经典作家：荷尔德林，因为他十六岁时以为命运安排他写诗，于是把一切可以弄到手的诗歌作品统统阅读了一遍；歌德，因为在中学最后一年，一位幽默的老师建议他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认为他有可能找到知音；席勒，因为阅读过席勒的一个剧本。后来，他常常阅读一位现代作家的作品——荣格尔
，主要原因是怕落伍，因为马德里的作家们（他表面上敬佩，骨子里十分仇恨）总喋喋不休地说起荣格尔。因此可以这样说：曼努埃尔只了解一位德国作家，那就是荣格尔。起初，他觉得荣格尔的作品很出色，由于大部分荣格尔的作品已经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所以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这些书并且一一读完。假如不是这样轻而易举，或许他更高兴些。另外，他交往的人不单单是荣格尔的崇拜者，还有荣格尔的译者，曼努埃尔对此并不在乎，因为他渴望见到的光辉是原作者的，而不是翻译家的。
岁月的流逝常常是悄悄的和残酷的，这带给曼努埃尔的是某些不幸：迫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很快发现迷恋荣格尔的圈子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坚定追随荣格尔，而是像一切文学圈子一样，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变化：不错，秋天是荣格尔派，但是到了冬天就突然变成了巴罗哈
派，到了春天成了奥尔特加
派，而到了夏天，则离开聚会的酒吧，上街高唱田园诗，纪念卡米洛·何塞·塞拉
。年轻的曼努埃尔骨子里是个爱国主义者，如果这上街活动中多些玩闹和狂欢的精神，他或许还准备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套，但绝对不会像那些冒牌的荣格尔迷一样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切。
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了自己的记叙类文章在圈子里招致的看法。那种反映之坏，让他有时，比如在一个难眠的夜晚，开始认真思考那些人是否言谈话语之间并没有请他参加活动的意思，而是要求他少来打搅，以后别再露面了。
还有更为严重的，当荣格尔本人来到马德里时，小圈子为他安排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
，这是文学大师的突发奇想，非要看看这建筑群的景观，曼努埃尔打算加入陪同之列，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行，但这个请求被拒绝了，好像这些冒牌的荣格尔迷认为他没有足够的成就可以做大师的陪同，又或者好像他们担心曼努埃尔会用年轻好胜的妙语连珠让大家出丑，但给他的正式说法（可能一时出于怜悯）却是他不会德语，因为凡是陪同荣格尔一道郊游的人都会德语。
到此为止，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与西班牙荣格尔迷们的故事算是结束了。于是，孤独开始了，还有如大雨（或者说雷暴）般袭来的种种打算，它们常常是互相矛盾，或者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个季节的夜晚既不舒服，更不愉快；但是曼努埃尔发现有两件事在开始几天帮了他大忙：一是他永远当不成小说家了，二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做一个勇敢的青年。
他还发现自己年轻气盛、怨天尤人，浑身充满忧愤，只要能让他在马德里的孤独、多雨和寒冷中获得一丝喘息，哪怕杀人都在所不惜。但是，他宁可把这一发现留在暗处，去适应永远当不成作家这件事，适应这种接受，同时还要让他新近发掘出的勇气派上最大用场。
于是，他就在大学继续攻读西班牙语文学，但是同时又选修了德语系的课程。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全部投入到读书中去。在拿到德语文学学位之前，他撰写了一篇论文，有二十页，论述维特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先后发表在马德里一家文学杂志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报上。二十五岁，他已经拿到了这两种语言的学位。1990年，他获得德国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1991年，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到那时，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已经是关于德国文学的国际大会和圆桌会议上的常客了。他的德语水平，不能说出色，但交流绰绰有余。他还能讲英语和法语。如同莫里尼和让-克劳德一样，曼努埃尔也有一份好工作和相当可观的收入，他的学生和同事都非常尊敬他（在凡是能尊敬他的方面）。他没有翻译过阿琴波尔迪以及任何德国作家的作品。
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三人除了都喜欢阿琴波尔迪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三人都有钢铁般的意志，百折不挠。实际上，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但是这要等到后面再说。
丽兹·诺顿则相反，她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女强人，也就是说，她不制订什么中长期计划，也不发挥自己的能量去完成计划。她缺乏毅力，痛苦就哭，快乐就笑。她不能确定明确的目标，不能坚持不懈地把行动贯彻始终。再说，也没什么目标足以让她动心或者喜欢到保证全面完成的地步。“达到目的”用在个人问题上时，她觉得这说法太小气了。她常常在“达到目的”中间加上“生活”二字，个别时候，再加上“幸福”。假如毅力与一项社会要求联系在一起，就像威廉·詹姆斯
认为的那样，那么去打仗比戒烟容易；但就丽兹而言，她是那种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人。
一次，在大学里，有人说“你是个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女人”，她听了很高兴，但并没有因此就去阅读威廉·詹姆斯的著作，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总之就是永远不读罢了。她认为，读书直接与快感联系，而不是知识，或者费解的事情，或者话语的结构和迷宫。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则主张后者。
她发现阿琴波尔迪的过程是四人里最没有心理创伤或诗意的。1988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在柏林生活了三个月，在这期间，一位德国朋友借给她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她不熟悉。作者的名字让她感到奇怪，她问那位德国朋友：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德国作家却有着意大利的姓，而且带一个“冯”的贵族头衔在前面！那位朋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说，可能是笔名吧。为了奇上加奇，他还补充说，在德国，男人的名字用元音字母结尾也不寻常，女性是有的，但男性的确没有。那部长篇小说就是《盲女》，她喜欢，但是还没到立刻跑到书店去购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其他作品的程度。
五个月后，丽兹·诺顿已经回到英国，收到了那位德国朋友寄来的礼物。她一下子就猜中了是阿琴波尔迪别的长篇小说。她读了，很喜欢，在学院图书馆寻找这位有意大利姓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她找到了两部：一部是在柏林读过的《盲女》；另外一部是《比特丘司》。读完《比特丘司》之后，她真的跑出门去了。在方格庭院里，天上在下雨，方形的天空像机器人苦笑的脸，或者像按照我们人类模样制造的上帝；在公园的草坪上，雨丝斜斜地落下，但是这同样也可以意味着雨丝斜斜地通天，随后斜线（雨滴）变成了圆圈（雨滴），被长着绿草的土地吞噬；绿草和土地似乎在说话，不，不是说话，而是争论，它们难懂的话语像是结晶的蜘蛛网，或者像是结晶的小小呕吐物，像是几乎听不见的吱吱声，好像那天下午丽兹喝的不是茶，而是仙人掌汁。
但真实情况是，丽兹仅仅喝了一杯茶，她感到不知所措，仿佛有声音在她耳边重复一句话，可怕的话，随着她离学院越来越远，雨丝打湿她的灰色裙子、细腿、漂亮的脚踝和不多的地方，那句话变得越来越模糊，之所以打湿的地方不多，因为丽兹跑向公园之前并没有忘记拿雨伞。
让-克劳德、莫里尼、曼努埃尔和丽兹·诺顿四人第一次相见，是在1994年于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国际大会上。此前，让-克劳德和莫里尼在1989年于莱比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相识，那时正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弥留之际；后来二人再次相会是在同年12月于德国曼海姆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那真是一次灾难，旅馆糟糕，饮食糟糕，组织工作糟糕）。1990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现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莫里尼与曼努埃尔邂逅相识。曼努埃尔再度见到让-克劳德是在 20世纪欧洲文学总结会上，是 1991年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让 -克劳德提交的论文是《海涅与阿琴波尔迪：趋同之路》；曼努埃尔提交的是《恩斯特·荣格尔与阿琴波尔迪：趋异之路》，可以说仅一字之差），从那以后，二人不仅从专业杂志上互相阅读对方的文章，而且成为朋友，或者说二人之间萌生了友情。1992年，在德国奥格斯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再次相遇。三人都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早在几个月之前，人们就在谈论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本人打算出席这次盛会，除去以往的德语文化研究学者，还有一大批德国作家和诗人要与会。但是，到了开会前两天，大会收到为阿琴波尔迪出书的汉堡出版社发来的电报，为阿琴波尔迪不能出席会议而致歉。后来，会议开得很糟糕。按照让-克劳德的看法，会议唯一有意思的地方是一位柏林老教授的报告，是关于阿尔诺·施密特
的创作的，其他有意思的就不多了。曼努埃尔赞成这个看法。莫里尼也赞成，但不起劲。
会下，三人空闲的时间很多，于是，遵照让-克劳德的意见，准备把奥格斯堡所有有趣的小地方都逛上一遍。曼努埃尔也认为这座城市太小。莫里尼觉得稍微有点小，总而言之，就是小啦。莫里尼的轮椅时而由让-克劳德推着，时而由曼努埃尔接替。那时，这位意大利朋友的健康状况不大好，或者说健康的地方很少吧。因此，两位同行和伙伴认为来点新鲜空气对莫里尼一定不坏，总不会完全相反吧。
1992年1月，在巴黎举行了又一次德国文学大会，只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参加了会议。莫里尼也收到了邀请函，但是那几天的健康状况比往常差，为此，医生们劝他不要出门旅行，哪怕是短途的，等等。大会开得不赖。虽然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日程表安排得很满，却也找到了一个空当，在加朗特路一家餐厅共进晚餐，靠近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地方。除去谈各自的论文和爱好，两人在吃饭后甜点时，揣测了那位忧郁的意大利朋友的健康状况，健康糟糕，身体虚弱，状况恶劣，但是并未影响他动笔写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著，据说，在电话那头，意大利人告诉让-克劳德（他拿不准对方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那专著可能是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大作，是今后较长时间内在阿琴波尔迪创作——这条黑巨鲨——身边游动的领航鱼。两人尊重莫里尼的研究，但是让-克劳德的话（像是从一座古堡传来，或出自古堡护城河下开掘的一处地牢的内部），在加朗特路安静的餐厅里听起来像是某种威胁，于是他们提前结束了聚会——本来开始的气氛是彬彬有礼和心满意足的。
此事丝毫没有恶化让-克劳德、曼努埃尔与莫里尼之间的关系。
三人在1993年于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的德语文学大会上见面了。三人都在柏林《文学研究》杂志第46期的阿琴波尔迪创作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文章。三人与这家柏林杂志的合作并非首次。在第44期上，有一篇曼努埃尔的文章，是关于阿琴波尔迪和乌纳穆诺
作品中的上帝思想。在第38期上，莫里尼发表了一篇关于意大利德国文学教育现状的文章。在第37期上，让-克劳德发表了一篇关于20世纪法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德语作家的综述，顺便说一下，此文引起了几个人的抗议，甚至怒骂。
但是，第46期却对我们很重要，不仅因为让研究阿琴波尔迪问题形成的对立两派立此存照（一派由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组成，另一派由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组成），还因为这一期上发表了丽兹·诺顿的一篇文章。让-克劳德认为这篇文章精彩之极，曼努埃尔认为说理充分，莫里尼认为非常有趣。此外，在三人并未要求的情况下，她坚决支持三人的学术观点，多次引用三人的文章，表明她非常熟悉三人在专业杂志或者出版社出版的文章和专著。
让-克劳德本想给她写信，但是最终也没写。曼努埃尔打电话给让-克劳德，问他与她联系有无不妥。二人拿不定主意，决定问莫里尼。莫里尼什么也不说。关于丽兹，三人仅仅知道她在伦敦一所大学开授德国文学课。不像三人，她不是教授。
在不来梅举行的德国文学大会，开得激动人心。出乎德国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意料，让-克劳德在曼努埃尔和莫里尼的支持下，像拿破仑在德国耶拿一样，突然发起进攻，很快在不来梅的咖啡馆和酒馆里把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打得丢盔卸甲、旗帜倒地。参加会议的这三位年轻德国教授，起初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对问题有保留，但还是决定支持让-克劳德和他的朋友。听众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从哥廷根坐火车或者乘小客货车来旅游的大学生，他们也支持让-克劳德火热的、如碑文般断然的阐释，无条件地热情赞成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之辩护的这种看法：对最后的狂欢节（或者倒数第二个狂欢节）的诠释应该从古希腊酒神节的欢乐的角度出发。两天后，施瓦茨和他的亲信开始反击了。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海因里希·伯尔
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责任。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乌韦·约翰逊
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苦难。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君特·格拉斯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谈到了公民承诺。博希迈尔甚至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
对立起来。他还说到了幽默。这让莫里尼觉得此人真是“无耻之尤”。于是，神助般地丽兹·诺顿登场了。她像德赛
，又像拉纳
一样，一个说着一口地道德语的金发女战士挫败了对方的反攻。她语速飞快，论述了格里美尔斯豪森
、格吕菲乌斯
等等作家，甚至谈到了特奥菲拉斯图斯·彭巴斯图斯·冯·霍尔海姆
，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帕拉塞尔苏斯医生。
当天夜里，四人在一起共进晚餐，地点在河边的一家又窄又长的酒馆里，黑漆漆的街道两侧是商业行会的旧楼，其中有些建筑看起来像是废弃的纳粹办公大楼。四人踩着湿漉漉的台阶走进酒馆。
这地方简直不能更糟了，丽兹·诺顿想，但这晚是漫长而愉快的，而且三位男士的态度一点也不傲慢，这让丽兹感到没有拘束。当然，她熟悉三人的大部分著作；但是让她感到惊喜的是三人也了解她的一些论文。谈话分四个阶段展开：首先，四人笑了一通丽兹对博希迈尔的怒斥，笑了一通博希迈尔面对丽兹越来越猛烈的攻击火力的惊慌表现；接着，说到了将来的会议，尤其是即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举行的一次奇怪的大会，据说，将有五百多位教授、翻译家和德国文学专家参加，莫里尼有充分理由怀疑这是谣言；接着，四人谈到阿琴波尔迪及其生平，对其生平大家都知之甚少，首先从让-克劳德开始，到莫里尼（平时最为少语，那天夜里特别多话）结束，四人讲了许多趣闻和流言蜚语，把已知的模糊信息比较分析了十几次，如同把喜欢的影片来回放映一样，四人对阿琴波尔迪这位伟大作家的生活和行踪的秘密进行了推测；最后一个阶段，四人一面走在潮湿、光亮的街道上（间歇性的光亮，这点确实，就好像不来梅是台机器，只是偶尔有阵短暂有力的强电流通过），一面谈论自己。
四人都是独身，这让大家深受鼓舞。四人都单独生活，不过丽兹有时需要与一个环球旅居的哥哥分享她在伦敦的公寓。她哥哥在一个非政府组织里工作，一年会有两次回到英国居住。四人都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但三位男士已经是博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还是各自系里的主任，而丽兹刚刚准备写博士论文，不指望当她所在大学的德语系主任。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入睡前，没有回想大会上的争执，而是想他自己走在河边路上与丽兹同行的情景，曼努埃尔推着莫里尼的轮椅与他和她并排走路，四人一面走，一面笑不来梅的动物们
，它们和谐地、纯真地一只站在另一只的脊背上，注视着四人，或者望着四人投在沥青路上的影子。
从那天起、从那个黑夜开始，没过一周的时间，四人就经常互通电话了，不考虑话费，不考虑通话的最佳时机。
有时是丽兹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向他打听莫里尼的情况，前一天她跟莫里尼通过话，发现他情绪低落。曼努埃尔立刻在当日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告诉让-克劳德：据丽兹说，莫里尼的健康状况在恶化。让-克劳德立刻给莫里尼打电话，直言不讳地问这个意大利人的健康状况。二人一起大笑（因为莫里尼总是不认真谈这个话题），然后，交换研究工作中不重要的细节。随后，在通话和简单可口的晚饭延长的愉快心情中，让-克劳德再给丽兹打电话，比如，在夜里十二点之后，他用肯定的口气告诉丽兹：在可预期的时间里，莫里尼身体不错，正常，情绪稳定；丽兹以为的“情绪低落”是这位意大利人的自然状态，他对气候变化过敏（也许都灵天气不好，也许莫里尼那天夜里做了天晓得的什么噩梦）。于是，一次通话循环结束了，到了次日，或者两天后，又一次循环开始：莫里尼打给曼努埃尔，没任何借口，就是问候，很简单，聊上几句，必不可少地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说说对气候的看法（好像莫里尼和曼努埃尔正在把某些英国人的对话习惯变成自己的习惯），互相推荐影片，冷静地评论一些新书，总之那通话令人昏昏欲睡，至少也是令人无精打采，但是曼努埃尔却以某种古怪的热情倾听着，或者说假装热情，或者说友好地倾听，一句话，用有教养的态度在听，莫里尼则好像要靠说出这一大串话而活下去；两天后，或者几小时后，曼努埃尔用差不多一样的话语打电话给丽兹；丽兹打电话给让-克劳德；让-克劳德打给莫里尼。然后，再次循环。几天后，这样的循环通话就变成了一种高度专业的代码，阿琴波尔迪的能指与所指、文本、潜文本、副文本，变成了在《比特丘司》最后几页对身体和话语权的再次征服，而就此事而言，谈电影或者议论德语系的问题或者说说从早到晚各自城市上空飘过的云彩反正都是一样的。
四人再度相会是在 1994年底于法国阿维尼翁举行的战后欧洲文学座谈会上。丽兹和莫里尼以观众身份与会，但旅费由各自大学报销；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作品重要性的论文。让-克劳德的论文集中研究阿琴波尔迪全部作品中的孤绝状态，这位德国作家的全部作品似乎都与德国传统断裂，但不是与某些欧洲传统断裂。曼努埃尔的论文（从来没写得如此妙趣横生过），围绕着阿琴波尔迪这个人物遮盖的神秘面纱展开：关于这个人，实际上差不多任何人，包括他的出版人，都一无所知；他的著作，无论在勒口还是扉页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照片；他的生平资料仅限于“德国作家，1920年出生于普鲁士”；他的住址是个秘密，虽然有一次他的出版人一时疏忽，对一位《镜报》女记者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收到了一部手稿，然而那些还活着的同代作家也没人见过他；没有任何用德语写的阿琴波尔迪的生平介绍，尽管他的作品销量直线上升，无论在德国本土、欧洲其余国家，还是美国；美国喜欢失踪（或者百万富翁）作家的作品，喜欢失踪作家的传说，因此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广为流传，不仅在德语系，而且流布到大学内外，在广大喜欢口头或者视觉文学的城市里传播开来。
晚上，四人一起去吃晚饭，偶尔也有一两个德语专业的老师陪同。这些老师早就是熟人，通常吃完饭就早早回旅馆去了，或者待到聚会结束，但始终处于谨慎的次要地位，好像明白这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所组成的四角关系是不容渗透的，而且在这夜晚时刻很容易变得强烈排外。最后，总是剩下四人走在阿维尼翁的街道上，怀着与此前走在不来梅脏兮兮的官僚气的街道上同样满不在乎的幸福感，就像他们能一直走向未来等着他们走去的众多道路。丽兹推着莫里尼，左边走着让-克劳德，右边走着曼努埃尔；或者让-克劳德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曼努埃尔走在左边，而丽兹走在三人的前面，一面倒退着走，一面笑着，充满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保持灿烂的笑容，三位男士马上效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愿意不笑而是欣赏她；或者四人站成一排停在一条有故事的河流——换句话说就是一条被驯服的河流——的矮墙外，一面述说着他们对德语文化的痴迷追求，一面运用和品味着别人的聪明智慧，间或沉默好长时间，连细雨也不能改变。
1994年底，让-克劳德从阿维尼翁回到巴黎的住所，放下行李，打开公寓门，进去，关门，喝了一杯威士忌，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习以为常的景色：布勒特伊小广场一角，远处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他脱下西装，把酒杯放到厨房，听听电话上的留言，感到有些困倦，眼皮沉重，但是没上床睡觉，而是脱光衣服淋浴，随后裹着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色浴袍，打开电脑，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想念丽兹·诺顿，才明白可以献出一切去换取与她共处的片刻时光，不单单说话，而且上床，对她说我爱你，还要听她亲口说我也爱你。
曼努埃尔也有相似的感觉，但与让-克劳德有两处细微区别。一处是，他没等回到马德里的公寓就感觉需要与丽兹在一起。早在飞机上他就明白丽兹是他理想中的女人，是他一直寻寻觅觅的女人，也是他开始为之痛苦的女人。第二处是，在他乘坐时速约七百公里的飞机飞往西班牙的航线上，他脑海里也飞快地回顾了丽兹美妙的身影，有一些性爱场面，不多，但比让-克劳德想象的多一点。
莫里尼则相反，他乘坐火车，从阿维尼翁到都灵，利用旅途中的时间阅读《宣言报》的文化副刊，后来一觉睡到两位查票员通知他已经到站并且帮助他把轮椅放到站台上。
至于丽兹脑袋里想些什么，还是不说为好。
但是，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之间的友谊依然如故，不可动摇，服从更大命运的安排，虽然这意味着个人欲望要置于次要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