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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被称作“残酷的天才”，高尔基认为他的创作体现了“关于人的一切痛苦的记忆”，就其才华和艺术表现力来说，堪与莎士比亚等艺术大师相媲美。
这位俄国作家生在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1838年入彼得堡工程学校，1846年发表长篇小说《穷人》，成为“自然派”的骨干。1849年，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而被沙俄当局逮捕，同年被判处死刑，临刑时改判为四年苦役，然后充军。他在狱中和兵营里度过十年的艰难岁月，1859年12月返回彼得堡，相继发表《死屋手记》（1860—1861）、《被侮辱和被损害的》（1861）等作品。60年代中期，他开始步入世界长篇小说大家的行列，先后写成五部长篇小说：《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鬼》（1871—1872）、《少年》（1875）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为小说家而载入世界文学史册的，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大师。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死屋手记》（1860—1861）和旅行记《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早已译成中文，为我国读者所熟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写了大量篇幅较短的散文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这也是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了作家本人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而且具有更加广泛的思想艺术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运坎坷，前后期的思想差异很大，充满尖锐的矛盾，但始终贯穿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类美好前途的热烈追求。本书所选的各篇，不管涉及什么具体事件，不管表达什么样的具体见解，全都渗透着作者对当时丑恶现实的痛心疾首和对祖国、对人民以及全人类未来命运的不安，证明了高尔基所阐明的陀氏著作体现了“关于人的一切痛苦的记忆”这一特点。
《彼得堡纪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最早于1847年4月27日、5月11日、6月1日和15日在《圣彼得堡新闻》上连载。这是一组小品文，但融合了当年“自然派”常用的“风貌特写”和政论文的体裁特点，以幽默诙谐的笔法，描写了当时彼得堡五光十色的生活场景，讽刺了诸多的社会丑态，同时也批判了一系列有害的思想倾向。其中第四篇所描绘的“幻想家”形象成了作者同一时期所写的《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夜》（1848）等小说的中心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期信仰空想社会主义，并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1849年4月23日凌晨被沙俄当局逮捕，在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中关押到年底，12月22日被判处死刑，并被押赴谢苗诺夫校场处决，但临刑时突然改判为服苦役四年，然后充军。他在狱中写给哥哥和弟弟的信保存下来五封。这些家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狱中生活，特别是最后一封，写于1849年12月22日从刑场押回监狱之后，反映了他处在死亡边缘时的心理状态，与他后来在长篇小说《白痴》（1868）中对死囚临刑时恐怖心态的描写同样震撼人心。1850年1月23日至1854年1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苦役监狱度过整整四年的艰难岁月，他出狱后立即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记述了狱中骇人听闻的生活状况。这封信成了他的《死屋手记》的思想基础。我们选译上述六封信，因其内容一致而加上一个统一的标题：“狱中家书”。
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俄国社会思想异常活跃，各派政治力量围绕着俄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展开激烈论战。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创办《当代》（1861—1863）和《时代》（1864—1865）两种杂志，直接参加这场论战，发表许多政论和文学评论文章。他既反对贵族自由派，也不赞成革命民主派，而采取非常独特的立场。他这时放弃了青年时代信奉的空想社会主义，提出所谓“土壤论”，认为俄国知识界脱离了人民的“基础”，为了填平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必须把立足点移到人民的“土壤”上来，亦即接受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忍耐驯服精神，主张与现实和解。《〈当代〉杂志征求1861年度订户启事》实际上是这个杂志的纲领，简明扼要地体现了作者所宣传的“土壤论”思想。
1873年至1874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公民》杂志，为自己开辟一个名为《作家日记》的专栏。后来，《作家日记》成为一份独立的杂志，1876年和1877年由作者本人按月单独出版，1880年和1881年又各出版一期。《作家日记》作为一份杂志，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编自写，在他的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不仅发表中短篇小说，而且刊载政论、文论、特写和回忆录等，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思想动向、文学问题等都及时地做出回应，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见解。我们从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选译了十一篇。
《农夫玛列伊》是一篇回忆录，分为两个层次，实际上是回忆中的回忆：作者回忆当年在鄂木斯克监狱中的生活，而在这回忆中又加进当时对自己童年时期一件小事的回忆，在鲜明的对比中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群众新的认识。
《百岁老妇》是一篇特写，仅仅通过两个生活场景便勾画出当年大城市底层群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世界，与作者小说中常见的“小人物”题材相呼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论文一般短小精悍，题材多样，往往从一件小事入手，借题发挥，开掘出有关国家民族发展和人类历史命运等的重大问题。关于乔治·桑的两篇短文借悼念这位法国女作家逝世之机，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在俄国的影响。
《在矿泉区什么东西最有用：矿泉水还是风度？》《一个受到当代妇女青睐的人物》《生孩子的秘密》和《土地与孩子》四篇在写法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采用“对话体”，贯穿一个“奇谈怪论者”的形象；他的种种“奇谈怪论”有时以夸张怪诞的形式道出了许多生活现象的本质，这个形象有时又是作者的“代言人”，揭露了欧洲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同时也暴露了俄国民粹派的空想。
1880年6月6日，莫斯科举行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相继又举行了其他一些纪念诗人的活动。当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晚会上朗读了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的片段。6月8日，他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集会上做了题为《普希金（概论）》的讲演，讲演稿于6月13日在《莫斯科新闻》上首次发表，同年又在《作家日记》8月号上刊载。这篇讲演并不完全是文学论文，还提出了俄国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被看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遗嘱。作者分析普希金的创作意义时，把奥涅金的形象与俄国贵族知识界的状况和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认为其悲剧之根源在于脱离人民。他在论述达吉雅娜的形象时，则宣传了他个人关于“忍耐顺从”的思想。
本书各篇皆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正文中的注释除特殊注明外，皆为译者所加。
1996年1月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