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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开始创作《追风筝的人》时，我是想给自己讲一个构思已久的故事，故事中有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内心挣扎，在情感和道德上不知何去何从，另一个纯洁忠诚，天生善良而正直。我知道这两个孩子的友谊注定不会长久，而他们的分道扬镳将会极大地影响各自的生活。两人因何如此，何以如此，是促使我写完这个故事的动力。反正我知道必须把《追风筝的人》写出来，但那时我以为是为自己而写的。
所以可想而知，当看到这本书出版后在世界各地引起极大反响，我真是十分震惊。从中国、印度、南非、特拉维夫、悉尼、伦敦到阿肯色州，都有读者向我表达他们的喜爱，这些信让我喜出望外。许多读者想要捐钱给阿富汗，有些甚至想收养阿富汗孤儿。从这些信件中，我发现小说有一种将人们团结起来的特殊能力，也发现人心其实是相通的，我们都会感到羞耻、内疚和懊悔，都向往友谊和爱情，也都愿意原谅别人和追求自我救赎。
我的童年和阿米尔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我早就知道小说有时候来自生活，但自从完成《追风筝的人》以后，我越来越明白，其实小说也能影响生活—不仅影响读者的生活，也影响作者的。2003年3月，小说已经校对完毕、下厂印刷，我时隔二十七年第一次重返喀布尔。虽然《追风筝的人》前三分之二是我根据自己与家人先后在阿富汗和加州的经历而写就的，但我却早在这次还乡之前，便已写下了主角返回阿富汗的情节。当年离开阿富汗，我才11岁，身材瘦小，是个七年级的学生；这次回来，我已经是一个38岁的医生和作家，已婚并有了两个孩子。
由于这层特殊的关系，我在喀布尔两周的勾留显得特别有超现实的意味，因为每天我看到的许多地方和事物早已在想象中通过阿米尔的眼睛看到过了。阿米尔的想法突然变成了我的想法，我不禁想起《追风筝的人》中几个句子：“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血脉相连……这让我很吃惊……我曾以为我忘了这片土地。但是我没忘……也许阿富汗也没有把我遗忘。”关于写作，有句古老的箴言说，你所写的都是你经历过的。而这时候我所经历的，却是我早已写下的。
很快，阿米尔的记忆和我自己的记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阿米尔曾经在《追风筝的人》的册页上体验着我的记忆，这时候我奇怪地发现，我自己正在体验着他的记忆。
但小说和生活碰撞最为激烈的时候，也许莫过于我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找到父亲的老房子那一刻；我从小在这座房子里长大，阿米尔也正是在这个城区，找到了他爸爸的故居。由于没有地址，当地变化又特别大，所以我花了整整三天，起初总是找不到，但我不放弃，后来终于看见了门后那熟悉的圆拱。
我踏遍了这座故居—生活在里面的潘杰希尔士兵大方地让我完成了这次怀旧之旅。我发现，就像阿米尔童年的房子那样，油漆已经褪色，花草枯萎凋零，树木消失无踪，而墙壁也残破不堪。我也吃惊地发现，原来这座房子比我多年以来所记得的小很多。当我踏进前门，我发誓真的看到车道上有一块类似罗夏墨渍的油污，就像阿米尔在他父亲的车道上看见的那样。后来和那些士兵道别和致谢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假如没有写下《追风筝的人》，发现父亲的房子给我带来的情感冲击将会更大。毕竟我早已经历过这一切。我曾陪着阿米尔，站在他父亲房子的大门外，对他的失落感同身受。我曾看着他摩挲着生锈的铁栅栏，我们曾一起凝望那破落的屋顶和残败的前阶。写下那个场景使我自己的体验不再刺人。把这叫作艺术偷走了生活的震撼吧。
《追风筝的人》出版至今已有十年。我仍然喜爱这本书。我爱它，就像你们爱自己捣蛋调皮、叛逆不羁但终归还是可爱善良的孩子。我仍然为它出版十年以来在世界各地引起的反响而震惊。身为作家，我很高兴看到读者们为了那些曲折的情节、书中的角色—饱受良心责备的阿米尔和纯真然而悲惨的哈桑—而受到深深的触动。身为阿富汗人，我很荣幸听到读者说，这本书让阿富汗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一个真实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阿富汗不再仅仅是托拉博拉的洞穴、罂粟田和本·拉登。有些读者告诉我，因为这本书，他们对阿富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今在他们看来，我的祖国不再仅仅是一片连年征战不息的悲惨之地；这真是莫大的荣幸。我希望你们看完以后也有同样的感想。
我一如既往地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卡勒德·胡赛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