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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节假期结束了。
母亲的新工作是在路边接了一位保洁班长的传单后找到的。班长姓姚，后来成了母亲的主管，被称作老姚。他来深圳已经二十多年了，用在深圳做保洁赚的钱帮儿子买了房，现在则是给自己赚养老钱。
传单上写：政府单位保洁，2800元一个月，无加班，不管吃住，法定假期正常休。
2021年，正月初七，阳光很好。我带着母亲去见老姚，他站在政府大楼的门口迎接我们。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套装，上衣中间的一粒扣子摇摇欲坠，皮鞋的鞋帮和鞋底即将分离，一看就是常干体力活的人。他乐呵呵的，带着我们一路扫码，经过安保，进到地下一层。跟商场相似的入职流程，我帮母亲很快签好了合同。
母亲正式入职，成为政府大楼保洁队的一员。名牌上的编号为：20038。政府大楼的办公室格局还是沿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公务员的办公室是一个个小房间排列在走廊两边，有的里面六个人，有的四个，有的两个，有的只有一个，似乎是按科室职位划分。这栋大楼还是八十年代所在街道上最早建起的几栋高楼之一，站在天台上可以远眺深圳湾。送母亲入职的那天，尚未到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大楼里有一种寂静祥和的气息，阳光从玻璃幕墙透进来，洒在一道道门上，分出一道道横竖交错的栅栏。
母亲的岗位工作是给其中两层楼打扫办公室里间、走廊和厕所。两层楼，加起来有近50个房间。要收拾垃圾的时候，母亲先轻轻敲门，再进去。经常有人跟她说“谢谢”，还有人跟她说“阿姨，先不用扫了”，母亲便安静地退出去，然后带上门。
第一天下班，母亲回家跟我说，这次的工作比上次的“自由”，感受要好，或许也因为是公务员办公的地方，人都比较礼貌。
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6点下班，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个月的工资是2800元。更高楼层大概是有更高职位的领导在办公，保洁员工资相应会高一些，一个月3200元。每周末，保洁员可以休息一天半（一般是周六上半天班）。
一周后，母亲变得坦然，一切跟招工传单上写的一样，这让她感到舒心。他们说话算话，不像在商场的时候，请假都请不来——这是母亲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有周末休假的工作。对于坐在家里还能照常有钱拿，她感到很不可思议，在她以往的生命经验里，都是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钱。
保洁员们的工作内容是固定的，就是保持厕所、走廊和办公室的清洁。早上拖一遍，下午拖一遍，收两次垃圾，看到脏东西要及时打扫。没有垃圾的时候，时间就属于自己，哪怕发呆也好。在政府大楼里，没有人监控她，也没有人让她必须时刻保持移动。母亲很喜欢这种“小自由”，觉得在这里被人当人看，而不是下层的农民工。
时间长了，母亲熟悉了自己的活儿，也在工作的空隙窥见了各式各样的面孔。
母亲以前以为公务员都很清闲。在她的印象里，只有很聪明、很会经营的人才能做公务员。但这里的年轻人都好忙，忙着写稿子、汇报，步履匆匆。有时保洁员都下班了，他们还在工作。
有时候，母亲去打扫，对方头都顾不上抬，像被电脑吸了进去。有一个女孩在厕所跟母亲倾诉，她的头发经常大把掉，孩子才不到一岁。她很灵巧，很活泼，经常给母亲一些自己的零食。母亲推托，但还是被硬塞了过来。一些遗弃闲置的日用品，大家也经常送给母亲，有的当垃圾处理掉，有的当废品卖，花瓶之类的母亲就拿回家。
母亲在办公室的工位底下清扫出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她也发现，年轻人越忙，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出一小撮。
母亲虽然是“自由”的，但工作时间她需要遵守规则，不能随便去别的楼层。她常能待的地方就是厕所旁边的工作间。因此，她总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避难所”。
让母亲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年女领导，她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给孩子的班主任，说到动情的地方，几乎是哭诉。孩子青春期，太叛逆，太不听话了，沉浸在游戏世界，而她希望孩子认真上课，念一个好大学。
女领导个子高高的，很温和，她给过母亲很多东西：一大包口罩，一床小被子，几大包零食、水果。每次送出的时候，她都说，阿姨，你不要嫌弃，这些东西没坏，你拿回去。母亲还能怎么拒绝呢？她只能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还有一个男生，总是肚子不舒服往厕所跑，一待就是半小时。母亲担心，他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做不出来，给急的。
母亲偶尔会跟一个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多少的男生聊几句。他每天带一个包子、一个鸡蛋的早餐来上班。男生从东北考上深圳的公务员，总是很忙，有时周六还来加班。母亲问他，结婚没？有孩子没？了解之后，发现这孩子跟自己儿女的境况差不多，都是工作压力大，在深圳落脚很不容易。男孩告诉母亲，自己的父母也做过保洁，母亲因此更觉得亲切。
工作中，细枝末节的苦恼也不少。
母亲负责的两层楼相邻，但卫生状况却截然不同。上一层楼的人爱干净，下一层则不然。每天下午三点，母亲要提着一个大垃圾袋去收垃圾，常常下一层楼的垃圾分量是上一层的两倍。有人吃完水果，果核会用纸巾包起来丢到身旁的垃圾桶，有人则将垃圾随地扔。
母亲对几间六个女孩坐在一起办公的屋子印象深刻。不论哪次去，垃圾桶里面都是饭盒、茶叶、纸巾，堆得满仓满栋。母亲曾经很委婉地跟她们说，也许这里需要一个更大的垃圾桶。
还有一次，母亲去一间办公室收垃圾，敲门许久不开，就多敲了几次，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一条缝，里面的人探出头来，轻声说：阿姨你晚点再来哦！原来他们在里面蒸煲仔饭，锅碗瓢盆摆了一地。不用说，又有一大堆垃圾等着打扫。
另一次，母亲打扫到一个女孩的座位下，桌子旁边有一些纸盒，她问女孩还要不要，女孩说，可以扔了。
母亲把纸盒拿出来放在电梯口，先到下面那层打扫，准备返回后再一起收。但不一会儿，母亲接到管理处电话，问她打扫卫生时有没有拿女孩的快递。母亲有点懵，她确实没拿，但也只能跟女孩解释，自己只拿了桌子旁的纸盒，并且是跟她确认过了。女孩也没再坚持。
过了一会儿，母亲想想还是感觉自己被冤枉了。她对这种怀疑很在意，又走到女孩所在的办公室，倚在门框上，轻声问她：美女（这个称呼是母亲来深圳后学会的），快递找到了没？女孩说，是自己大意了，掺杂到桌上一堆东西里去了。
母亲又跟女孩解释了一遍，自己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此后，母亲每次去女孩所在的办公室打扫，都能感觉到女孩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弄得母亲反而有点过意不去。
母亲最怕的就是她所服务的对象打电话到管理处，就像外卖员怕差评一样。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她希望对方可以直接找到她，她就在几步路之外的工作间，有需要，她马上就可以去收拾干净，而不是大费周折打电话到自己的领导那里。
但是，越是害怕，越是会发生。一天，母亲突然又接到了管理处的电话，说有一位男士打电话来说自己座位底下弄脏了，需要打扫。母亲接到电话后去查看，原来是下雨天，他脚上沾的泥巴零零散散落在了地板上，其实是很小几块，用纸巾擦一下即可，但他却打了电话给管理处。
母亲不能理解，这种举手之劳为什么需要惊动一位保洁员的上级。她有些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拿着拖把，将地板拖了。
拖完后，她对这位男生说，帅哥（也是她来深圳后才学会的叫法），后面再有地板脏的时候，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我不在楼道，就在工作间，几步就到了。她尽力保持笑容。
母亲通过办公室门上的标志牌确定里面人的职位。她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处长”（这并不代表真实的职位，母亲统统称呼他们为“处长”）。
其中一个“处长”看起来还很年轻，瘦瘦的，云南人。母亲正月去上班的第二天，“处长”就给了她一个20块的红包，这也是母亲第一次领到广东的“利是”。后来母亲常去打扫，彼此就熟悉了。他很爱干净，垃圾桶里只有一些差错稿子的废纸。每次母亲去打扫的时候，“处长”总说，阿姨，我这里不用打扫。每次有新公务员入职，都是这位“处长”带着，一个个办公室介绍，让新人适应环境。
4月的一天，星期六，“处长”一个人在加班。母亲正在打扫走廊，“处长”看到了。
“阿姨，今天星期六，你咋来打扫卫生？”
“处长，你今天咋也来加班？”
“我今天有点事，也来加个班。加一两个小时就走。”说完，“处长”转身回了办公室，不一会儿，他拿了个红包递给母亲。
“阿姨，你挺辛苦的，我给你一个红包。”
“处长，我不要，这是我们的职责。我没有什么能给你。”
“处长”非要给，母亲无法拒绝。他可能把母亲当成养老没保障来深圳拼命的苦命人了。虽然事实确实如此。
“谢谢你的红包。”打大半辈子工，母亲从没遇到这种事。“真是好人。”母亲心里想，怀着感激和歉疚收下了红包。在她心里，欠了“处长”很大一个人情。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经常看到“处长”的女儿下午会来办公室写作业。
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后对我说，想把家里的云南薄皮核桃送一瓶给朋友。我很好奇，母亲居然在政府大楼交到了朋友。她告诉了我，“处长”女儿最近在大楼里写作业，想要把早前那份人情还回去——核桃小孩子可能爱吃。
第二天下午，母亲打扫到“处长”屋里的时候，看到“处长”女儿也在，她拿出了核桃。“处长”一开始拒绝，母亲说只是想着孩子可能爱吃。“处长”接过核桃，说，那我就拿着吧，谢谢阿姨的心意。即使这样，母亲仍然觉得还是亏欠了“处长”，无亲无故收了别人100块钱红包——她的道德观念就是这样，不能亏欠别人。
还有一位“处长”，是个广东人，总有很多人去他那里谈事。“处长”有五十多岁，很瘦，面相和善，笑嘻嘻。母亲说，他就是当官的面相。往往，母亲去他那里打扫的时候，垃圾桶几乎没有垃圾，地板也干干净净，有时候早上去打扫，会撞见“处长”自己在擦桌子、书架和沙发。母亲能做的就是把他的垃圾桶洗得更干净。
有一天，母亲斗胆问“处长”，深圳的房子为什么这么贵？跟黄金一样贵。母亲说，自己的儿子谈了广东的女朋友，却买不起房，焦虑得很。
“处长”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在深圳连公务员都买不起，别说打工人了，慢慢来吧！母亲心里松了一口气，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
母亲也有遇到烟瘾和茶瘾都很大的“处长”。有一位看起来快退休的“处长”，一个人一间办公室。他的电脑总是停在系统碧草蓝天的界面。有时候母亲打扫到他那里，两人还唠唠嗑。“处长”有一个大烟斗，桌上和地板上总是有烟叶碎末和烟灰。他也爱喝茶，垃圾桶里总是堆满茶叶，茶锈斑斑。他笑着告诉母亲，自己快退休了，也没有太高的学问，年轻的时候运气好，就进到现在的单位，待了一辈子。他看起来不忙，经常有人找他签字。
母亲对这些“处长”们印象都不错，跟她脑子里刻板的、威严的形象很不一样。
闲聊时我问母亲，在政府大楼的时候，对公务员整体是什么印象？母亲说，她没有遇到过一个正在怀孕的年轻女性，也“没有一个胖子，他们都很友善，没有戾气”。
广东，特别是深圳和广州，被外界认为遍地是隐形富豪之地。最被人玩味的一个段子是说，在深广，如果你遇到一个保洁员腰间系着数量可观的钥匙，那他可能是家财万贯的“包租公”或“包租婆”。他们刻意低调收敛财力，踏实本分地劳作。此类故事组成了外地人对广东的富庶想象之一。
实际上，母亲在政府大楼的同事们大多都要打几份工。遇上这样的“富婆”保洁阿姨，还要等到她在深圳待得足够久的未来。
一位云南来的阿姨，比母亲大两岁，一天要上三个班。早上7点去政府大楼，做办公室清洁；中午休息时间，她要去附近一个家庭做家政；下午6点下班后，她又赶去附近一个单位给十几个人做晚饭。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1万块。她一个人来深圳已经十几年了，交了社保，六十岁后可以拿退休金。前几年她当了奶奶，同乡的老人一般会选择回老家带孙子，但她不愿意，而是每个月出2000块给儿子，让儿子找保姆照顾孙子。
她的大部分工资用来接济儿女，一部分存着，和老乡们合租在附近小区，一个月租金1000元左右。云南阿姨有着和母亲差不多的口头禅：老了，挣点钱自己花，帮不了儿女，也不能拖累儿女。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云南阿姨是母亲遇到的唯一一位在深圳自己交社保，老后有希望拿到退休金的保洁员。
作为清洁工主管的老姚，已经五十八岁了。他一个人在深圳打工，老婆在湖北老家带孙子，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老家需要接济赡养。他的好脾气常被其他保洁员拿来调侃或取笑，但他依旧乐呵呵的。保洁员们对他的评价是：老姚是一个好人。
母亲认为老姚是一个勤快的主管，有时候甚至有点主次不分了。他从不偷懒，人手不够的时候，很多活儿他都亲自上手干，多赚一点儿。也由于一天到晚都忙于多干活多挣钱，老姚并没有太多精力去管其他人。因此，每天早上打完卡，分配完任务，各自回到清洁岗位后，基本就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保洁员们，给他们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儿。管理处的经理也很少去找保洁员麻烦，开早会的时候总是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只要干好自己的岗位，将来会帮忙争取给保洁员加工资。在这份工作里，母亲感到了信任。
相对于其他保洁员，母亲显得热情，也相对幸运。她和我住在一起，我承包了她生活的大部分开支，她做保洁挣的这笔钱，就能按自己的心意存起来作为养老钱。
我后来才知道，政府大楼这份保洁工作，即便有法定节假日仍不好招工的一大原因，是这里不包吃住。假期多，钱就相对少。很多来做保洁的老人，在乎的一是能赚多少钱，二是要包住。如若儿女不在身边，深圳的租房成本是他们承受不起的。政府大楼里一部分保洁员承包了打扫食堂的活儿，他们可以在正式员工吃完饭后在食堂用餐，一日三餐管饱。
给政府大楼扫外围广场的是保洁员里最年轻的一位。他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嘴里会一直嘀嘀咕咕，但表达不清晰，只顾低头干活，有一片树叶也会立马扫起来，像是有强迫症。后来母亲才知道，他是被老乡带过来的，可能患有自闭症之类的疾病，在老家找不到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却被深圳接纳了。
政府大楼的可回收垃圾不会被丢弃，而是由每层楼的保洁员分类整理，送往负三楼的地下仓库累积起来，每个月卖一次。卖垃圾所得的钱，分给大楼里的保洁员。平均下来，每个月，因为卖垃圾，每个保洁员可以多拿150块钱。这令母亲感到公平，觉得政府大楼里的管理有方法。不像在超级商场里，捡纸皮还要被惩罚。
母亲就是在来来回回送垃圾的路上认识了小山叔。小山叔负责的是政府大楼活动室的卫生。活动室是用来让公务员们休息的场所，面积有上千平米。里面有健身房、图书室，还有咖啡机。活动室里人不多，小山叔主要的工作是拖地板，擦桌面、镜框及墙面上的灰尘，活儿不多，每天收集起来的垃圾一只垃圾袋都装不满。有时候，小山叔要协助活动室的管理员给图书上架，给墙上的镜框换照片。
常来锻炼的是几个已经退休，但在政府大楼里仍保留有办公室的“处长”。他们总是一早就来跑步，练太极拳，有时候还加入合唱团。周六的时候，常有中年女性带着孩子和瑜伽垫来，孩子在阅读，女人在练瑜伽。有一位“处长”每周三都把家庭郊游用的脏垫子带到活动室让小山叔洗，洗完了还让拍照反馈，确保洗干净了。后面有几次，小山叔不发照片了，“处长”就没再提出这种过分要求。“洗是小事，感觉没被信任。”小山叔说。
活动室里有两台咖啡机，每天都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过来清洗机器，一个月可以赚5000多块。小山叔觉得这工作也太好干了。但小山叔不敢用智能咖啡机，因为他听保安说，这台机器是进口的，值很多钱，用坏了赔不起。小伙子很热情，主动邀请小山叔品尝咖啡，他帮小山叔打了一杯拿铁。“尝起来涩涩的。”但此后，小山叔也没主动去打过咖啡。那是小山叔人生中第一次尝到咖啡是怎样的味道。小伙子每次来清理咖啡机，都会清出半桶咖啡渣。深棕色的碎末散发出浓浓的香味，他对小山叔说，咖啡渣是极好的花肥。小山叔把这些咖啡渣装进塑料袋，放进帆布包里。他把咖啡渣带回女儿一家的出租房，埋在阳台的月季花盆里，月季一朵朵绽放。小山叔觉得，月季也有了咖啡的香味。
保洁人手紧缺的时候，小山叔会利用中午和傍晚休闲时间打扫政府大楼的食堂，主要是拖地。打扫食堂没有额外工资，但可以免费吃和公务员一样的三餐，品类丰富。公务员们一个月900多块的餐费，每餐食物不限量，随便打多少都行。小山叔发现，其实公务员们都吃得不多，也不爱吃肉，反而是蔬菜、红薯、玉米、南瓜等素菜最受欢迎。对小山叔来说，打工管饭，这既免去了开伙做饭的麻烦，又省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加班。六十一岁的小山叔来深圳前一直在建筑工地上盖房子，他盖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子，看着房价从几千一平米涨到几万。直到有一天，他觉得站在钢管架上有些头晕眼花，差点摔下来，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干了，需要做轻松一些的工作。再说，工地上也不会再要他了。在深圳工作的女儿把小山叔带来深圳。广东的食物让小山叔感到甜蜜蜜的，一切都很甜，连馒头里都放了糖。他希望这样的好日子能持续下去。
几个月后，主管老姚被上级调走了，去华强北一家电子厂负责卫生清洁，他邀请母亲同去。但如同我们在职场上也会遇到的情况，领导换岗了并不意味着员工也得跟着走，母亲还是觉得政府大楼更方便，就留了下来。她说，有好几次，管理处领导去检查，表扬她的卫生做得好，她很开心。即使没有加工资，她还是感到得到了认可。这种认可，对母亲很重要。
面对并不稳定的环境，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说，在政府大楼工作，让她感到被尊重，认识了不少好心人。母亲做得格外认真，她想着能一直做下去。
然而，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朝母亲期待的方向发展。即使她总是跟我宣称，她这辈子计划中的事情一定会想办法办成。
2021年春天，我们得到了姑姑病重的消息。
从4月开始，全家人都被姑姑病情恶化的阴影笼罩。那时候，母亲每天从政府大楼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跟姑姑通视频电话，在路上，在天台上，在客厅，在阳台，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们隔着屏幕说了很多话。
一晃到了7月，姑姑已经吃不了东西，眼看着状况一天天糟糕下去。
母亲形容自己焦急的心情：心焦得都㩢得断。“㩢”在陕南方言中是指把一根木柴抵在膝盖上用双手折断的动作，这个动作伴随着忍耐、疼痛和断裂爆发前的煎熬。这也像是琴弦断掉的过程，在崩断前，经历了无数力量的拉扯。
父母回乡的计划不得不被提上日程。
父母决定7月12日动身。我给他们买了从深圳直达县城的火车票。
出发前一天是周日，我带母亲去华强北逛逛。下午坐在街边休息的时候，母亲提到，老姚告诉过她，他的新工作是在华强北的电子厂做保洁领班。我建议母亲给老姚打个电话，约他见见，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电话拨过去，母亲跟老姚交流了一番，挂了电话，她告诉我，老姚今天已经提早下班回家了，等下次他来香蜜湖的时候再见面。母亲有些遗憾。
父母如期出发。送他们去车站的路上，母亲一边说希望姑姑的病能好，一切平安无恙，一边又说要提前给姑姑“准备东西”，要买厚厚的棉花铺在棺材下面，要让姑姑的女儿买一套体面的衣服。她陷入对过往亲人死亡的回忆中，是如此地撕裂和混乱。
二十五个小时后，他们抵达位于秦岭南麓的小县城。他们离家不到一年。
母亲下了火车就直接去了医院。姑姑的癌细胞已转移至全身，癌痛让她身体蜷缩，大喊大叫，眼睛也已经看不见。姑姑抓住母亲的手，摸到了母亲手腕上我外婆留给她的银镯子，认出是母亲来了。她哭着说，春香姐，你咋从深圳回来了？你回来了怎么找得到工作？
母亲跟政府大楼管卫生的新经理请了两周的长假。她深知，这次回去，可能就要丢掉这份工了。在老家的日子，母亲的日常就是医院、家里两头跑。
事实上，母亲这次回乡，不仅是为了送姑姑走最后一段人生路，也是为了看望她的姐姐，我大姨。那段时间，大姨因为脑溢血刚做完手术，在县城中医院复健。母亲每天搭公交车，往返于两个医院之间，总是看完姑姑去看大姨，看完大姨看姑姑，一天天都消磨在医院里。无非是送些吃的，陪在她们身边，响应她们的需求。
微信群里不断弹出的工作群消息让母亲心慌。她甚至还抱着姑姑能够好转，她能立即抽身回深圳工作的想法与祈愿。事实却是，姑姑的病一天天暗沉下去，吃了止痛药便是昏睡。看着此情此景，母亲也跟着亲人们一起时不时流泪。
姑姑住院一个月后，医院不再接收。姑姑的农历生日要到了，她的儿女便把她接回了县城家里——亲人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每到傍晚，姑姑便开始说胡话。那些已经离世的亲人的名字从姑姑嘴里冒出来，她迷迷糊糊地感到他们在喊她。
“哪这么多人喊我？”“他们喊我去城里玩。”
她回答得很用力。
“哎！哎！”“来了，来了……”
不久后，便又陷入沉睡。
五十四岁的生日过后，姑姑加速衰弱下去，也不说话了。8月7日晚，母亲陪着姑姑到后半夜，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生命一点点流逝。
2021年8月8日，姑姑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天，是东京奥运会的闭幕日。遵从她生前的愿望，亲人们围着她，将她抱在怀里，最后从县城运回商山深处的老家。她在那里出生、长大、结婚、生子，从那里走出去打工，经历波折，最后又回到那儿去。
等父母在老家处理完姑姑的丧事，政府大楼的管理卫生清洁的经理告诉母亲，她的岗位招到了人来代替。显而易见，母亲失去了在政府大楼的保洁工作。她和父亲干脆回到村里久未住人的老屋，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母亲有件大事要做。
或许是因为姑姑的离去让父母意识到，死亡的阴影已经如此逼近他们这一代，办完姑姑的丧礼，在母亲的主力推动下，他们决定趁着回到老家的空当，趁着村里七十岁的老木匠还能劳作，把棺材做起来。他们没有问我和弟弟的意见，固执地安排，将来某一天自己人生走到结尾时，必须在老家的祖屋，与出生地相连。他们把这项工程称作“做大家具”。
开工之前，母亲给了自己很多心理暗示。比如告诉我说，外公在五十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大家具”，但活到了八十八岁。奶奶也是六十多岁就做好了，也活到了七十六岁，所以不必在意。
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母亲从手机上给我发工程进展的视频，每一天都是阴雨绵绵。一个星期后，工程完工。母亲还是感到沮丧和虚无。“人生真是无意义啊，忙活一辈子，最后还要自己准备一个大盒子装起来。”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
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
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