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显示，深圳有多少座面积超过5万平米，需要一支保洁队伍来做卫生清洁、维持光鲜的大型商场。
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城市，从不缺购物的地方。我们租住的房子在福田区中心区，以我的日常经验观察，每隔两公里便会有一座购物商场。在这里生活的人，几乎都会把“搞钱”作为待在这儿的重要目标之一。年轻人如是，年老者亦如是。
母亲工作的商场在香蜜湖，豪宅聚集的地方。这个商场附近是每平米售价超过10万的公寓楼，市值万亿、最赚钱的银行，需要面试家长才能进的国际幼儿园，以及靠高分和学区位置才能被录取的中学。在人来人往的繁华商场，几乎没有人会关注这些五六十岁的清洁人员是怎样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的。也没有人会在乎我的母亲，这个从陕西农村来的五十二岁阿姨，为什么会在这里做保洁？她是谁的母亲？她为什么而来？
母亲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负一楼电梯、地板及扶梯。这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这一层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下铁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
保洁这份职业的工作职责就是它的字面意思：保持环境清洁。如果要追溯这个名词的来源，它其实源自英文“House Keeping”，简称“HK”，“HK”也是香港的简称。
母亲对远方最迫近的想象就是深圳湾对面的香港，这还是她来深圳后觉得可能抵达的远方。来深圳之前，她从未想过可以来深圳；来深圳后，站在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湾，看着对岸天水围的灯火，母亲说：“他们不知道过的是什么生活？跟深圳差别大不大？”
“香港”这两个字让母亲想起1997年，想起她带着孩子们去村里的王医生家看“香港回归特别节目”。那天，一村的人只看到了升国旗，电视机屏幕就变成了一片纷纷扬扬的雪花。十七年后，我来深圳工作，有一天无心上班，便在下午跟老板请了假，从白石洲坐公交车去深圳湾口岸。我坐在木棉树下看海，看着对面的高楼，像是完成一种“终于抵达远方”的仪式。那时候，我对将要在深圳这座超级城市如何展开生活没有规划。我跟所有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像一叶孤舟被扔进社会这片大海。
五十二岁的母亲，也像当初的我一样，试图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她的海域。
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
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去擦拭，也不会有那么多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拾。然而，对商场来说，顾客是上帝，只要不是发生特殊情况，它就敞开大门，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保洁员们需要保证，每一个顾客走进商场看到的一切都是干净的，这是引发消费的前提。她们几乎不能停下来，每一个毛孔都要被“劳作”填满，这也是管理处采取两班制的缘由，早7点至下午3点，或下午3点至晚上11点。有的保洁员会选择连上两班，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母亲选的是白班，她到下午3点就可以下班了。
打扫卫生间被母亲认为是商场里最适合她的岗位，因为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个岗位需要连上16个小时，况且早有别的阿姨在岗，不会轻易退让。虽然知道自己的岗位任务艰巨，母亲还是决定先干起来。
她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收拾完下楼，出小区，走一段马路，过红绿灯，扫码，跟保安打招呼，坐货梯，到达商场负一层管理处，这时大概6点50分。录入指纹打完卡，经理会给他们开一个简单的早会，分配一天的活儿。然后她就要立即开始工作了。
她最集中工作的时间在上午10点以前。10点，是商场开门的时间，她和她的同事们必须确保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经理对保洁员的要求更严格，不能在眼见的范围内有一丝污渍。母亲先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然后用半小时擦电梯，给电梯消毒。这中间，她去地下车库的水龙头下洗两次拖把。
擦栏杆是所有流程里最简单的活儿，被母亲放在了最后，这是她做事的逻辑，把最难的先做完。10点半，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些没来得及吃早饭的保洁员，便会抓紧时间吃点东西。这同时也是午餐时间，上白班的保洁员是没有中午休息时间的，唯一的吃饭时间便是这半小时。为了方便，母亲头天晚上就会准备好自己的饭食，放在帆布包里，到吃饭时间拿出来在微波炉里热好。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吃完饭之后，她所有工作内容便是拿着清洁包在负一层来回转悠。遇上有污渍的地方，用毛巾擦干净，一圈又一圈。到下午3点下班前，这5个小时的工作显得很无聊，也是异常难熬的时光。长时间来回走动对母亲来说不仅无趣，也会影响她的腿。但是在当初入职的时候，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她向经理隐瞒了自己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她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的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了会被批评不务正业，某种程度上，这压抑了她爱表达的天分——她必须时刻在场，况且，商场里到处是监控。
每隔一个小时，母亲都要去电梯间的签到表上签到。母亲自从十岁离开校园后，再没拿起笔写过字。签到表里，她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春香”这两个字共十八笔，母亲要写上三十秒，一笔一画凑起来，超出了边框。
按照保洁公司对保洁员的规定，保洁员在工作的8小时内，不能停下来休息，商场公共区域里也没有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凳子。母亲只能趁监管不在的时候，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
负责给这家商场做保洁的是一家环境类外包公司，专门承接各个商场、写字楼、小区、政府单位的保洁绿化工作。他们是乙方，商场是甲方。商场的管理处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需要清洁的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有时候是纸团，有时候是口罩，有时候是饮料杯，有时候是树叶，有时候是泼洒在地板的污渍，五花八门。他们会把这些遗弃在地板上的垃圾拍照发到微信群里。每次“垃圾”被监督人员在有领导的大群里公开发出时，母亲的经理就会如临大敌，毕竟是让甲方不满意了，她会立马通知相应责任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则会罚款。这就跟我自己若在公司犯了错，老板也会立马让我把错误弥补回来一样。权力都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这个系统里。
保洁员们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
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上的黑色污渍没有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就擦不掉，她要让女孩自己来试试。检查的女孩听不懂，有些悻悻然，没再投诉，以后也很少再去母亲打扫的区域检查。后来母亲听到女孩们在背后议论说，山里来的人很难缠，耍赖打滚，她又独自生了一场闷气。
但她也常遇到好人。
有好几次，她都被监管的年轻女孩抓到她坐在洗手间供顾客等人的长凳上休息。她跟女孩解释，自己腿不太舒服，很幸运地获得了谅解。后来，当再发现母亲在洗手间的凳子上或马桶盖上歇息时，女孩大多只是温和地提醒她休息时间不要太长，或者假装没看到。她对此很感激，有时候我会在商场里偶遇那个总是对母亲“视而不见”的女孩，母亲会认出她，要求我跟她说“谢谢”。
对母亲来说，她还需要慢慢适应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人是不能以纯粹的好坏来区分的。
下午的时间太漫长，有一些保洁员会趁监管不注意，利用这些时间捡垃圾来卖，主要是捡纸盒，以获得一些额外收入。但这也有风险，被管理处发现了会被开除。母亲心里痒痒，但她无法行动，因为她的腿不能支撑她到处奔走。每当谈起这些，她总是恨自己没用，恨自己为什么老了老了腿不中用了。我告诉她，你能坚持把这份工作做下来已经很不错，人不是总要跟人比，挣跟别人一样多的钱。
禁止保洁员捡纸皮，意味着全深圳都在倡导的垃圾分类第一步在超级商场这样的地方是失效的。保洁们评判一件东西是否能成为垃圾的标准是能否卖钱，而不是脏不脏。按理说，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是最懂深圳垃圾市场行情的人，能敏锐察觉废纸壳、废铁、玻璃、塑料的价格涨跌。然而，因为保洁公司严厉的惩罚制度，保洁员们在收垃圾的时候，都是一股脑装进黑色大垃圾袋，从货梯运到停车场的垃圾中转站。
后来，一位四川阿姨把捡来的纸皮藏到装消防栓的盒子里，藏到洗手台的挡板后面，楼梯道的铁门后面，都被管理处督管一一发现。阿姨不仅在大群里被通报开除，还被罚了500块。
母亲也就再没提过想去捡纸皮卖钱的话，尽管她还是很羡慕小区附近那对专门捡纸皮的夫妻——他们有自己的三轮车，有库房，一个月可以赚几万，给儿子们在老家的市区买了房。我说，妈妈呀，你忘了他们比你早来深圳很多年，比你有更多的“关系”。母亲认识的人多了，就逐渐发现，原来在她年轻的时候，深圳是一座希望之城，是一座只要来了就有可能发财的城市。如果那时候有人能带她来深圳打工，而不是去工地，去矿山，去农场，她的命运或许会不一样吧。现在是她的女儿带着她在这里，虽然心里还想着努力赚钱，但身体已经跟不上了。
母亲常开玩笑说，要是年轻的时候能在深圳买块地，她的子女们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亲爱的母亲，她的想法是如此天真又实际。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回忆起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都会带着一种哀伤又调侃的情绪提到：如果那时候，我把我的钱都用来在深圳买房就好了。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母亲也只能认命。
虽然工作中净是条条框框，需要不断擦拭沾染污渍的栏杆，捡拾被顾客丢掉的垃圾，但这依然是母亲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不需要付出沉重体力，她表现出在农村生活时那柔韧的乐观。在来深圳以前，那些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在矿山上帮工人做大锅饭、开小卖部，在新建成的楼房里刷漆，在国营农场里养鸭的日子，她一天都不愿意再去重复。
时间久了，母亲摸清了工作的门道，流程也熟练了，便开始跟周围的人打交道。虽然她的普通话不好，但她一点也不害怕交流。几乎所有的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的，大部分都是女性，都五六十岁，普通话都不怎么好。她先观察谁比较和气，好打交道，便主动趁着空隙上前说出第一句话：嫂子，你是哪里人？
母亲是天生的跟人熟络的高手。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她能在干完农活回家的路上，在沿路每一户人家的门口唠嗑。初来深圳的她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也常把她在工作中的一些见闻告诉我。我注意到深圳老年保洁员群体，便是由于我的母亲，她是我的另一双眼睛，帮我看到了这个城市里一些被遮蔽的现实。
和商场里同是做保洁的同龄人熟悉之后，母亲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这些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有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保洁员，每天的三餐就是将这些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开水化开了吃。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人的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便不把自己身体上的毛病当一回事，硬撑着，硬熬着。
像母亲这样只上工8个小时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保洁员是连上两班，16个小时，意味着没什么休息时间，常常有保洁员在商场的角落里靠着墙就睡着了，开着会就睡着了。他们尽可能想办法休息，比如频繁地去厕所，但去多了也不行，被监管发现，会在群里通报批评。
这些保洁员里，有一部分是因为儿女在深圳工作，跟随儿女而来，比如我的母亲；有一些是为了摆脱无意义的婚姻；有些是为了给儿子挣钱娶媳妇。更多是跟我母亲一样，给自己攒点养老钱，同时找点事干。还有人就是为了活下来。一位六十二岁的保洁员被老乡带到这家商场前，曾在北京扫过五年马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冻得手脸皲裂，痛得不行，一个月也只有3000多块。他来深圳，最大的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他很担心在北京有一天冻死在路上都没人知道。
在商场里负责负一楼和负二楼四个女卫生间清洁工作的，是海棠阿姨。负二楼连着停车场，负一楼连通地铁，人来人往，海棠阿姨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个月的工资5300元，为了挣到这些钱，她没有可以喘息的片刻，不停地来回于被水淋湿的台面，装满脏纸团的垃圾桶，被弄脏的马桶。
海棠阿姨做这样的工作已经五年了。她是广西人，与母亲同岁。她住在保洁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宿舍里，八个人住一个单间。她没有时间做饭，常常捡拾商场面包店当天卖不完的面包吃，还把捡来的面包送给过母亲。在来深圳做保洁之前，她和丈夫在东莞一家玩具厂待了六年，每年正月去，年底回，一开始底薪只有900多，工资慢慢涨，到后来有2000多，再后来，公司要从东莞搬迁，厂里赔了他们几千块钱，夫妻俩就辞了工。
在玩具厂之前，她则在老家广东人开的烟花爆竹厂里做工；再往前，她在家乡的乌石矿山上捡矿卖钱。海棠阿姨有四个姐妹，她是老三，跟我母亲一样没读几天书。
此时，她的儿子在广州模具厂打工，丈夫在老家装修自家房子——夫妻俩投了几十万在那栋三层小楼上。盖楼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儿子。儿子二十九岁了，尚未结婚，海棠阿姨心里很着急。母子俩虽然在相邻的城市打工，但很少见面。海棠阿姨说：“我没休息时间，不能陪他。”
老董是整个超级商场里得到最多表扬的保洁员。他来自云南，岗位与海棠阿姨相同，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男卫生间的清洁。工作区域包含：洗手间的所有门把手、洗手台、水龙头、马桶、墙面、地面、垃圾桶、地漏。除清晨的一次大清洁，从早上8点至深夜11点，卫生间要每小时保洁一次，老董连轴转。他的工作很繁琐，但他做得很认真，从不敷衍。老董是超级商场唯一一个从来没有被投诉过的保洁员。经理开会的时候当着其他保洁员的面表扬老董：“你们都向老董学习，老董做的都不用我管。”但除了口头表扬，老董从未得到过物质奖励。
保洁员是商场的隐形人，站在边缘处。商场对干净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过保洁员的个人时间被严重剥夺而实现的。老董的时间被压榨到极致。“商场不让坐，一直干。”老董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一天要走三万多步，他的脚后跟很痛，起了水泡，走起路一瘸一瘸的。他每天6点钟起床，凌晨才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一天只能睡5个小时。2020年初，老董和弟弟及一位同姓叔伯一起来商场做保洁，保洁员们把他们三个称为老董、小董和董师傅。他们三人都上连班，互相关照，替对方热饭、带饭。有时，餐馆打烊前剩下的饭菜，好心的店员会送给老董，这样他深夜回家就不用再做饭了。
算上加班，老董一个月可以挣6000块，这些钱大部分都拿来补贴大儿子。老董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做上门女婿，不用怎么操心。令他操心的是患有糖尿病的大儿子，没法打工赚钱，要靠胰岛素和降血糖的药维持基本健康。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我没有办法。”老董说。在老董瘸着腿，一遍遍上楼下楼，往返于两个卫生间，洗洗刷刷的同时，商场播放的背景音乐是《天鹅》。这首优雅又温柔的大提琴纯音乐在干净的空间里流淌，让人感到舒缓。
来到超级商场的人因为这柔美惬意的音乐会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驻足更久时间。无论贫穷或富有，来到超级商场，人都只有一个代称——“消费者”。消费者们慢悠悠地闲逛，仿佛只有在这里才能停下来，获得一份安心和归属感。就像五星级酒店的大堂，永远有令人舒心的音乐，打着“欢迎回家”的广告语，顾客付出金钱，收获满足与幸福。
在舒缓的音乐节奏里，老董停不下来。他看得很明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宁愿让一个人多干，也不愿意多招人。”不久后，老董的弟弟因为回老家参加女儿的婚礼，丢了在超级商场的工作。弟弟之后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江南厨子”杀鱼，一个月5000多。老董还留在超级商场做厕所清洁。他快六十了，也许过一段时间，环境公司就不要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能干一天是一天。”
四十五岁的水仙阿姨在保洁队伍里算是很年轻的，是商场车库夜班的班组长。她皮肤很白，眉毛细长，化着淡妆。她是云南人，但是嫁到了四川仁寿，有两个孩子，儿子在成都打工，女儿在绵阳读大学，她手机里保存了很多儿子和女儿的自拍照片。水仙阿姨在深圳待了21年，一直在龙华的工厂打工，做得时间最长的是在一家包装厂制作各种包装盒。因为还年轻，她兼了两份工，另一份是在商场不远处的写字楼，也是做班组长，管理10个保洁员。她的丈夫在深圳做保安。问起她当班组长的感受，她说，不太好干，找事的人很多，督管时不时就来检查。
保洁员也会形成自己的共同体，他们不仅会互相介绍活儿干，有时候也带着乡土社会特有的“关系”色彩。
母亲工作的商场，有一个大型高端超市，一颗包菜可以卖到30块。她在这里认识了那位专门负责处理过期蔬菜水果的保洁员，江西人。
超市里的蔬菜、鲜肉很少打折，以原产地和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吸引周边的人购买。卖不完的即将过期的蔬菜水果会在晚上11点左右被江西大叔拉到停车场附近，他会从垃圾车里挑出还可以吃的蔬菜，分给在商场里打扫卫生的其他老年保洁员。有些过期的肉他会拿来低价卖，但这是很有风险的行为。
母亲是从被他送过菜的保洁员口中知道这些事的。
每天晚上11点左右，打扫完超市最后一遍卫生后，分菜的江西大叔会在停车场附近准时出现。
上夜班的保洁员这时候正好下班。他们常用黑色的垃圾袋带回江西大叔分给他们的菜：冬瓜、番薯、水果辣椒、莲藕、快过期的鲜切面……各种各样被划伤的菜、临过期的食品，被带回家。它们并没有坏，只是保质期过了一天，只是不够新鲜。超市的菜要想卖到足够贵而不被投诉，就只能每天都上最新鲜的东西，那不够新鲜的就会被丢弃，整推车地往外扔——这是人们获得“新鲜”背后的代价，却恰好是部分老年保洁员们第二天的能量之源。生活如此充满随机性。
江西大叔送菜也分人，更多时候，送菜是一场交易。有时候，他需要对方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菜。猪肉、牛肉等一些肉类制品他是不会送人的，只低价卖。这成为他保洁工作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百来块。
不到两个月，江西大叔拿即将过期的肉往外卖的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他被开除了。不排除是被同事举报。不久后，他去了不远处的商场重新找了一份保洁工作，没有人问他的来处。新来的负责处理超市过期菜的保洁员，再也不敢送菜给他的同行们。
母亲还在商场里认识了做抛光的刘师傅。
抛光，是指用专门的工具将地板磨得光滑，不留印子。师傅们在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负责检查的监工来验收。验收完毕，师傅下班，商场开业。
每天早上8点多，当母亲拖地板拖到男厕所附近时，就会看到刘师傅，这往往是刘师傅准备“起床”的时间。刘师傅是一个外包临时工，抛光的活儿三四个小时就干完了，那时天还未亮，他干脆就随身携带一个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里。监工来验收完了，他就立马起身收拾，把床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
母亲和刘师傅在清晨遇见的时候，经常这么打招呼：刘师傅说一声“哎呀”，她回一句“哎呀”，刘师傅再回一句“这就是生活呀”，母亲接一句“这就是生活呀”。这是两人之间的秘密，她没有告诉监工刘师傅在厕所住的事，他们心照不宣地结成了同盟。
租房太贵了，刘师傅告诉母亲，他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之前自己没有带床的时候，他曾经偷偷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住过几晚。后来被发现了，管事的说，再“住”的话就罚他1000块。害怕被罚钱，刘师傅就买了便携床，搬“家”进了男厕所。母亲认识他的时候，刘师傅已经在这家商场做抛光半年了。
刘师傅不到四十岁，是个东北人，总是乐呵呵的。他有一儿一女，都在东北，老婆留在老家带孩子，几乎是他一个人养着全家。除了母亲所在的这家商场，他还兼了附近另外一个商场的地板抛光工作，每天上午八九点这边的商场验收完，他收拾好自己的工具，在附近小区楼下买一根玉米、一个包子做早餐，吃完马上就赶往下一处，晚上再赶过来，两点一线。时间就是金钱，他充分利用每一分钟。
好在，付出也是有回报的。虽然没有社保等其他保障，但每个月他也还是能拿到万把块，维持一个家的运转是可行的。在老家打工无法实现这个看起来简单的目标，因为疫情，东北的工作很难找。
一个简单的背包，里面装着他工作用的抛光剂等工具，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刘师傅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
与以往不同，2020年是一个意外之年。很多人不是主动来做保洁，而是被动卷入进来，把保洁工作当作人生的一个过渡期。
这一年，商场保洁里的临时工尤其多。很多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把保洁作为一个新路子。一个来自湖南的男人，家里的养鸡场倒闭了，他想着先来做几个月，形势好点了再把养鸡场重新开起来，但没想到一做就做了半年，到母亲离职时他还在；一位负责清洁商场外围地板的保洁员，之前在香港开货车，封关后他在深圳回不去了，只好一直在商场做日结临时工，220元一天。后来商场不招日结工了，他无法接受长期工的低工资，就离开了。母亲再也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到香港。
这就意味着，保洁员这份工作的稳定性很差。
入职的时候，母亲的合同里写，一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现实中，她总是休不到假，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比如，你看别人都没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给你假……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吃亏，最脏最累的活儿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他们更不会利用相关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极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大部分保洁员都受不了，干几个月就会离开。当然，离开的大多是比母亲年轻的。
母亲的目标是做到年底，过年前十天再离职。无论条件多差，比起她之前干的活儿都不算什么。她跟我说，只要不是被开除，她是不会辞职的。
因为人员流动性大，商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在岗的保洁员能介绍一位新保洁员入职，并且能干满两个月，就会有100元的奖励。可即使如此，依旧招不来长期工。
商场的经理也经常换，母亲才入职没几天，招她的经理就辞职了。
年底时，母亲所在班组换了班长。新班长是比母亲早入职几个月、从四川来的小棉阿姨。小棉要上16个小时班，主要负责的是女洗手间。母亲和她经常见面聊天。小棉阿姨很漂亮，扎着长长的马尾，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做事认真，积极响应需求。有一天下班后，小棉阿姨坐在管理处的凳子上流泪。她从来没有在一天中走过那么多路，脚上起了核桃一样大的水泡，破皮了，透明的表皮和红色的血肉黏连，很痛。经理跟她说，你休息两天，要坚持。也因为做事认真，人又利落热情，快年底时，小棉被提拔为班长，升了职。她的工作转为监督其他保洁员，发现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及时纠正，有时候也要亲自上手。小棉有两个儿子，都在成都。她一个人在深圳打工，春节不打算回家。来深圳前，小棉的工作经历跟母亲很像——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搭钢管架，刷墙。深圳没有让她感受到特别的差异：“反正都是干活。”她的下班时间比上连班的保洁员更晚，晚上11点半，她还需要开一个总结会，给甲方总结一天的工作。
保洁员的队伍里没有年轻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整个下半年，这家商场的保洁员人手都不够。一开始，管理处还会从外面找临时工，有一些是从“三和”来。一个临时工一天220元，需要付给劳务中介20元中介费。这招致了全日制保洁员的不满，要求涨工资。后来，商场效益看起来也不怎么好了，管理处就干脆不再找临时工，全日制保洁的活儿变得越来越多，一个人要顶几个岗位。
外包用工的模式几乎可以应用到深圳的每一个大型商场，每一个“美丽”的公园，每一栋高档的写字楼。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如果有心留意，会发现，他们是如此庞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大部分是农民——绝大部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我当即想到了我的母亲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洁员群体。想象一下，如果深圳没有人来打扫卫生，处理那些遗弃的垃圾，会怎样？往更细处想，你所在公司的厕所，连着两天没有人来打扫，你如何忍受？
我问母亲，第一天去商场上班的时候，你害怕吗？你担心你干不了吗？
“没有，第一天去试就感觉能干，但还是很烦总是被人催，老是让我们赶快些、赶快些！”
在商场，母亲经常碰到有人来问路。
“问我椰子鸡在哪里，一开始我不知道；还有问我‘四个椰子一只鸡’在哪里，我说我不晓得；还有人问我‘金爸爸’在哪里，我说‘金爸爸’我知道；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电影院我知道；又问厕所在哪里，我说厕所我晓得。”她知道的，她就一一指给问路的人。
椰子鸡餐馆不是母亲负责的区域，但是，她被问最多的就是“椰子鸡在哪里？”。她很纳闷，有一天终于搞清了椰子鸡餐馆的位置。后来，母亲终于知道了，椰子鸡原来是深圳的“特色菜”。后来，商场内新开了一家牛蛙火锅店，椰子鸡店的人流量就屈居第二了。
疫情缓解的时候，每到周末，商场负一楼的广场，中间一小片地方经常会被围起来搞活动。有时候是音乐会，有时候是儿童歌唱比赛。还有一次，商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很多动物，圈成一个商场动物园，有名贵猫、梅花鹿、小山羊、宠物猪、羊驼，还有孔雀。动物们昏昏欲睡，任人围观。母亲去瞄了一眼价格，一只猫要3000多。她跟我开玩笑说，把你家吉祥（我养的橘猫）也拿来展览看看，说不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商场里的盆栽有专门的人养护，一对湖南夫妻每隔半个月就会来换一次那些作为景观存在的绿植。让母亲尤其惊讶的是商场顶层的透明玻璃设计，玻璃上流动着晶莹的水波，还有永远是绿色的大叶植物。母亲在负一楼拖地拖累了的时候，常常抬头仰望头顶的“热带雨林”。
母亲在商场里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白皮肤的，黑皮肤的。当遇上外国家庭，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外国人时，她更是无法停止注视。一对有着金色卷发、雪白皮肤的混血双胞胎，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了。她很好奇：“他和一个中国女孩在一起，生的孩子怎么还是外国相呢？”
12月，超级商场进入节日时间。
先是圣诞节。11月，工作人员就开始造景。栏杆和扶手上被绑上了亮晶晶的星星、红色的圆球、绿色的塑料柏树叶子。工人们在餐馆聚集的负一楼中庭搭建起了两米高的圣诞树，上面是星星闪闪的装饰。餐馆的服务员们也戴起了红色的圣诞帽热情招揽顾客。母亲从来没见过圣诞树，不知道圣诞老人从哪里来，她无心享受欢快的背景音乐 Jingle Bells 。有人在观摩圣诞树的美丽，有人在圣诞树下捡拾垃圾。母亲还从未见过如此热闹又花花绿绿的景观：“花了很大代价造给人看。”
圣诞节之后，便是元旦了。关于圣诞的一切人造景观被一一拆除，用拖车运走。紧接着制造新的景观。这次，中庭摆上的是“招财进宝”“财源广进”，还有红色财神爷人形玩偶。玩偶们立于两棵繁花锦簇的塑料桃树下，手上捧着金黄色的大元宝，身边也堆着大元宝。财神爷的前方立起了两面红色的战鼓，经过的消费者都可以拿鼓槌敲一下。
商场还邀请了演员来表演节目，活跃气氛。越多的人，意味着越多的垃圾，越多的污染。为了不被投诉，忙不过来的时候，经理和班长都来边上守着，给母亲帮忙。
尽管进出需要严严实实戴好口罩，人们还是涌向为节日举行仪式的商场。人们在期待，被疫情侵袭之后，能迎来一个好年头。2021是牛年，超级商场打出的标语是：“2021牛气冲天！”
商场是消费主义的产物，是景观社会的极致呈现。它以便利、干净和香喷喷的氛围，营造幸福的气泡。每一个走进商场的人，都会被门口穿白色套装的保安欢迎。总有几个住在周边的老太太，也可能是保姆，在商场带孩子，一待就是一整天，吃饭、购物。母亲感叹，还是有钱人的生活舒服。
我总在想，是谁在为消费者创造这幸福的镜像呢？是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还有理货员、店员、服务员、保安……而我们作为消费者十分轻松就得到了这一切。在母亲未在这家商场做保洁之前，我也无数次出入这里，吃过椰子鸡，买过生活用品，买过花，看过电影……如今，正是因为母亲的眼睛，我才真正看到了干净背后的付出是什么。
我们租住的房子是小小的两室一厅，一个月的房租加水电费6000多块。母亲给老家亲戚打电话，尤其我在她旁边的时候，总是很大声地跟亲戚表达她很幸运，要不是女儿在这里，她都没有机会来看这座城市，来做这份“轻松”的工作。虽然这些对话里有些讨好的意味，但我还是为母亲高兴。
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的前一天，母亲辞去了超级商场的保洁工作，休养身体。她很开心，达成了自己的挣钱目标。每次工资到账的那一天，她都要让我查查数目有没有错。
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在异乡团圆。
老家的亲戚们打来电话，询问母亲在深圳的工作情况。母亲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在深圳做保洁。她每次都顾左右而言他地含糊其辞：“做做歇歇，不是天天都做工，挣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