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本书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70871128）和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CSTC，2005BB2184）的资助。

2005年11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其“世界报告”系列的首份报告——《迈向知识社会》（ Towards Knowledge Societies ）。报告提出了“知识社会”的概念，强调知识社会建立在多样性和知识共享的基础之上，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标志着“知识社会”作为人类共同的信仰已经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人类社会由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到迈向知识社会，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93）认为这种转变是因知识含义的彻底改变而引起的。德鲁克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认为知识的社会目的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见表1.1。第一阶段，他认为是工业革命之前，对知识的探求纯粹是为了知识、启迪、智慧本身。第二阶段大约从1700年开始，随着技术的发明，知识开始指有组织、有体系、有目的的知识。这个阶段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将知识运用于工具、生产过程和产品，从而产生了工业革命；后期是在1881 年前后，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对工作实行的科学管理，将知识运用于工作，开创了生产力革命。第三阶段知识运用于知识本身，从而引发了管理革命。知识被用于知识，这是知识变革的第三阶段，或许是最后一个阶段。利用知识来找出如何把现有知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

知识含义的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创造了新的经济动力，也创造了新的政治经济学。我们生活的社会因知识而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会更加深远，对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做任何的预测，显然是徒劳的。我们难以用现有的知识去预知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也不是被动等待和接受这一变化的结果，我们要创造新的知识去适应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

未来学家们认为，基础科学和信仰的改变将会引起深远的变化。Allee（1997）认为我们已经或正经历着这种转变，引力也是巨大的。运动这种转变是从牛顿体系世界观到量子世界观的转变。量子物理学和混沌学已经使我们对物质工作的机理有了新的理解。这种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不能够忽视，其转变的痕迹处处可见，见表1.2。

Allee强调，“知识已被运用于我们自身的知识和思维”，但是“我们还处于运用知识去理解知识本身这一能力的最初阶段”。“如果我们能够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如何共同学习和如何达到相互理解。我们必须开始理解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怎样共同创造知识和向知识本身提出知识问题。”在《知识的进化》最后，Allee给我们指出了知识进化的方向：引导我们通往成功企业的知识不是我们精神中的知识，而是心灵的知识。当我们允许我们体验所有心灵的问题的力量时，我们就超越了知识时代，进入更健康、更多彩、更合作也更明智的世界。

同工业化经济相比，信息经济需要一种对经济和社会过程的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Boisot（1998）称其为一种新的范式，并指出新旧范式的差异在于其生产函数对知识和信息的不同对待。

生产函数是用不同投入数量的各种生产性要素所达到的产量水平的集合，其中每一种投入组合都代表着各不相同的一组技术和组织安排，而且假定特定类型产品的所有生产者全都知道这些安排。在农业经济中，生产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在工业经济中，它们是资本和劳动。在传统的生产函数中，马克思、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决定把知识和信息当作他们系统的参数而不是系统内部的变量。以这种方式忽视知识和信息，就使他们得以集中精力研究经济过程的能量维度。剥离了与知识和信息之间的任何相互作用，他们所研究的能量系统就表现出颇具价值的线性性质，其中，原因和结果持续不断地、成比例地起作用。相比之下，知识和信息则可以是高度非线性的，因而是断裂性的。当被注入物理系统中时，它们具有产生重要的不连续的现象的倾向，而且即使微小的原因也可以造成不成比例的巨大后果。

图1.1所表示的是一个典型的生产函数。该图中曲线AA′和曲线BB′被称为等量曲线。每一条曲线都显示着，生产特定水平的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不同组合，并隐含地表示着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技术。沿着任何一条给定的等量曲线移动，就确定了运用某种特定技术在边际上以一种要素替代另一种要素的替代率。生产性要素表现出恒定的规模收益：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一倍，产出就会增加一倍。

技术进步在生产函数上的表现是等产量线趋向原点的位移——就是从曲线AA′到曲线BB′。因而这表现为以外生的方式引起的不连续性现象。就传统的生产函数来说，知识和信息的增长不可能构成分析的组成部分。

在20世纪末期，实际上在所有产业的范围内，知识都已经成为国家财富的举足轻重的关键性因素。因此，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1990）得出结论：除了劳动和资本外，人们必须把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加进来。正如莫里斯·斯科特（Maurice Scott，1991）所说的那样，罗默把知识纳入现有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去的尝试是站不住脚的。知识本身无法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资本和劳动并列在一起，其原因在于后两种要素已经把知识以难以分割的方式纳入自身的结构之中。因此，Boisot（1998）得出结论：如果知识应当作为一个合理可靠的角色出现在生产函数中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是附加到现有的生产函数上去的东西。必须从头开始反思这种生产函数本身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在Boisot演化的生产函数中，把能量、空间和时间上的物质属性聚合成一个单一的物质要素；把数据作为新函数的第二个维度，如图1.2所示。Boisot指出演化的生产函数提供了两个深邃的见解。第一个是，在既定的范围之内，一个系统的数据消耗及其物质资源消耗之间存在着某种权衡关系。通过沿着变换曲线 AA ′向上或向下移动，一个系统可以通过提高其数据消耗来节省对物质资源的消耗，反之亦然。第二个深刻的见解是，在任何一个能够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演化的系统中，物质投入和信息投入两者之间的权衡关系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优选方向。在任意两个时间段之间，一个系统或其后续发展起来的东西，会呈现出趋于增加其数据消耗和处理的倾向，因而同时呈现出趋于降低其每单位产出的物质资源消耗的倾向。

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即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没有消失。但它们已成次要的了。只要有知识，就能够得到它们，而且能够轻易地得到。在这一新含义下，知识是一种效用，是获得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手段。知识时代的到来，知识成为供应链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如何管理供应链中的知识已经成为提高供应链整体运作效率进而提高供应链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对供应链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供应链知识的管理，对供应链知识的管理已成为供应链管理唯一有意义的事情。本书研究供应链知识共享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选择。 oiZtWfn14B5dUqy/gO5iou4CQ1rGps+5lyGWnJkFF/F7cDs36U6cKvxjoUyG8P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