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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cker（1993）在比较资本主义两个100 年的巨大差异的原因时指出，“只能解释为将知识运用于工作的结果”；而从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提出分析机的设想到如今计算技术取得的惊人发展，最简单而又最广泛地被大家接受的解释是，他们反映了把不断扩展的知识，连续、系统而集中地应用于其范围不断增大的物质过程之中（Boisot，1998）。的确，建立在以牛顿学说为基础的传统理论，很难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很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理论去解释和理解它，而新的理论与原有的理论相比必然有更强的解释力，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一种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是关于企业的认识论，要回答诸如企业的本质是什么、因何而存在等基本问题。基于知识的理论集中关注最大化企业的知识生产、存储和应用过程，其假定企业是把知识转变成利润的一种机制。传统的理论与基于知识的理论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在如何对待知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决定把知识和信息当作他们系统的参数而不是系统内部的变量（Boisot，1998）。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知识在资源分配中从外生的独立变量地位“提升”到取决于投入的一种内生变量地位（Machlup，1973）。如Machlup指出这并不是一种新颖的想法，亚当·斯密（Adam Smith）早在1776年就写道“以更多劳动和时间的代价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比作昂贵的机器”。但遗憾的是传统的企业理论对此却视而不见。Boisot（1998）进而指出他们忽视知识和信息，可以“使他们得以集中精力研究经济过程的能量维度”。而当社会进入知识的社会，理论必须演化，知识必然成为理论关注的核心，否则理论就将“死亡”。
一个理论的形成除了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外，还需要一批致力于此理论研究的学者。因为任何理论必然是人类知识向前推进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体现。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论”，与学者们的长期研究密不可分。
Grant（1996）认为企业的本质是整合知识。企业的存在在于企业在共享和转移个人和组织知识方面比市场更有优势，而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存在（Kogut ＆ Zander，1992；1996）。传统的理论把知识仅仅当成是存在于个人的大脑里面的东西，组织的主要角色是运用知识，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则强调创造知识（Grant，1996）。
总之，正在形成的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试图去考虑知识本质以及知识在企业中的角色，解释企业存在的理由、企业的边界问题、组织能力的本质、决策权力的分配和战略联盟的决定因素。
如今，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已经形成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Grant（1997）对该理论的目前发展状况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第一，关于该理论的基础假设。基于知识的观点是由一系列假设构成的，这些假设涉及知识的特征、知识创造及运用的环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知识是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源；②不同类型的知识能够相互转化；③个人是知识的主要创造者；④大多数知识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第二，该理论对公司的角色的定位。该理论认为公司是一种制度，它的存在是为了解决这样一种两难问题：它允许个人专业化，同时建立一种机制去整合各个分散的知识。
第三，关于整合的机制。该理论认为个人知识可以通过不同的机制去整合，最主要包括以下四种：转移、指导、程序和常规。
基于知识的观点带来了科学管理自20世纪初以来最深刻的管理思想的变化（Grant，1997）。它带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视角去看待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本书对供应链知识共享问题的研究是基于同样的视角去看待在供应链管理领域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变化，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研究的是一个基础性理论，本研究提出的基于知识的供应链管理或称为理论可以看成是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实践，又是对该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委托—代理理论（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是过去30 年中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这一理论的创始人包括威尔森（Wilson，1969）、斯宾塞和泽克海森（Spence ＆ Zeckhauser，1971）、罗斯（Ross，1973）、莫里斯（Mirrlees，1974；1976；1999）等。委托—代理的所有结论都来源于正式的模型，同时，它的主要发展又受到理论预测合约和可观察到的合约之间差异的促进。这一理论大大改进了经济学家对资本家、管理者、工人之间内在关系以及更一般的市场交易关系的理解。
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Specialization）。当“专业化”存在时，就可能出现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代理人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行动（Hart ＆ Holmstrom，1987）。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最早由Ross（1973）提出：“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了。”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化，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世界（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近30多年来，委托—代理理论的模型方法发展迅速，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由威尔逊（Wilson，1969）、斯宾塞和泽克豪森（Spence ＆ Zeckhauser，1971）以及罗斯（Ross，1973 ）最初使用的“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Statespace Formulation）。其主要的优点是每种技术关系都很自然地表现出来。但是，此方法让我们无法得到经济上有信息的解（Informative Solution）。第二种是由莫里斯（Mirrlees，1974；1976）最初使用，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79）进一步发展的“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Parameterized Distribution Formulation），这种方法可以说已成为标准化方法。第三种模型化方法是“一般分布方法”（General Distribution Formulation），这种方法最抽象，它虽然对代理人的行动及发生的成本没有很清晰的解释，但是，它让我们得到非常简练的一般化模型。
委托—代理理论一个重要的发展是由单任务委托—代理向多任务委托—代理发展（吕鹏，陈小悦，2004；胡涛，查元桑，2002）。
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Holmstrom，1979）研究了代理人代表委托人从事单一的无法观察的行动时，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来降低道德风险的问题，其主要着眼点是风险分担和激励之间的权衡关系，而且已经被广泛用于各个不同的领域。但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过于理想化、简单化，它只考虑了单个委托人的情况以及代理人也只从事一种活动的情况，因此传统模型的结论不仅有限，而且与现实不太相符。传统模型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其解释范围太窄，很难用于分析更广泛的经济组织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Holmstrom ＆ Milgrom（1991）在线性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多任务模型拓展了基本模型的一个关键假设，即多任务的模型不再假设代理人只负责一个任务，而是负责多个任务。然后沿用标准的委托—代理技术，对改变关键假设后的模型进行处理。Holmstrom ＆ Milgrom（1991）从该模型得到的主要结论有：①在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契约不但能够起到分担风险，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的作用，而且可以引导代理人的精力在各个任务之间的分配；②对任一任务的激励强度应随着其他任务度量难度的增加而降低；③提高某一个任务的激励强度，会降低对其他任务的激励；④如果某项任务无法度量，那么最优激励契约是对所有的任务都不提供激励，即付给固定工资。对多任务模型的发展与应用可以参见吕鹏和陈小悦（2004）等对多任务的文献综述。
从研究方向上来说，委托代理理论可分为实证代理理论和委托人—代理人理论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戴中亮，2004；张跃平，刘荆敏，2003）。
该理论有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种方法是被称为实证手法的研究，又称为“实证代理理论”，其特点是凭借直觉，侧重于分析签订契约和控制社会因素，其开创者为Alchian、Demsetz、Jensen和Mecking等。另一种研究方法是规范手法的研究，又叫“委托人—代理人理论”。其特点是使用正式的数学模型，通过阐明各种模型所需的准确的信息假定，来探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激励机制和风险分配机制，其开创者是Wilson、Spence、Ross和Hart等。这两种方法相互补充促进，本质上都致力于发展一种合约理论，旨在使受自我利益驱动的代理人能以委托人的效用目标为准则，使代理人成本最小化。
供应链企业间代理关系的客观存在（林勇，马士华，2000；杨治宇，马士华，2001），使供应链中的合作问题可以通过引入委托—代理理论，寻求激励的影响因素，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来实现（徐庆，朱道立，李善良，2007；Li Shanliang ＆Zhu Daoli，2005）。这也是本研究采取委托代理理论的根本原因和依据。
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展开的。然而，很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空间”这个维度没有受到经济学家们足够的重视，主流经济学一直把空间问题排斥在外。以至于四十多年前，艾萨德（Isard W）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梁琦，刘厚俊，2002）。之所以忽略空间问题，并不是经济学家们不知其重要性，而只是因为空间很难模型化。后来由Dixit ＆ Stiglitz在1978年的经典论文《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性》（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中建立了D-S模型，进一步发展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并以更加明确的形式表示了垄断竞争理论，为诸多研究领域建立收益递增模型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创了把空间模型化的先河，以至于以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皆以D-S模型为基础。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规模收益递增，这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假定规模收益不变或规模收益递减不同。
之后，克鲁格曼（Krugman）通过了一系列经典著作，如Space，the Final Fron tier ？（2003 ），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1991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1980）等奠定了空间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在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1999年，Fujita M、Krugman P、Venables A J三位空间经济学的开创者的著作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出版后，使空间经济学为更多人所接受。关于空间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参见Masahisa Fujita、Tomoya Mori 2005年的文献 Frontier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
空间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它从微观层次探讨了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因素，从宏观层次解释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其核心观点如下。
①经济系统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宏观的经济活动空间模式是微观层次上的市场接近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追逐市场接近性优势的微观经济的主体的行为产生了聚集力，即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放大效应，这种前后联系具有循环累积因果特征，它们可以对经济系统的初始冲击进一步放大，从而强化初始的冲击。聚集力的市场拥挤效应所产生的扩散力决定了最终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
②即使不存在外生的非对称冲击因素，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也可以促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聚集力和分散力随贸易成本的下降而减弱，但分散力的减弱速度相对更快。在空间贸易成本较大的情况下，分散力会相对大一些，这时市场拥挤效应占优势，经济系统内存在负反馈机制产业的均衡分布得以稳定。当空间贸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聚集力超过分散力，市场的接近性优势超过了市场拥挤劣势，均衡分布被打破，现代部门向某一区域集中，随之初始均衡分布结构演变为非均衡分布结构。
③在某些临界状态下经济系统的空间模式可以发生突变。如果产业为均衡分布且贸易自由度很小，则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不会影响产业的区位，但贸易自由度变化到某一临界值后，贸易自由度稍微增加，就会发生突发性聚集，因为此时所有产业集中在某一区域是稳定的。这种特征包含的是一种哲学思想，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可流动要素的流动性逐渐增强，但总要受到某种约束力的制约，这是量变过程。但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一临界值，则此时正负反馈作用力相等，如果再提高贸易自由度，则可流动要素迅速向适合于它们的区域转移，这是质变过程。这种经济的量变到质变特征告诉我们，根据传统的线性思维预测政策变动的效应，有时会导致严重的失误。
④空间经济学第二个突出的特征是区位的黏性，也就是“路径依赖”。不知何种缘故，历史上选择了某种产业分布模式或发展路径，那么在较长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经济活动已经适应这种模式或路径，紧紧地“粘上”了这种模式或路径，要改变这种模式或路径需支付很大的成本。当黏性很强时，经济系统内生力量是很难改变原有状态的，此时外生冲击，如某种政治事变，人们预期的变动或出台新的区域政策等将起重要作用，但外生冲击的冲击力要大于经济系统内生的约束力，如果出台的政策力度小，那么这种政策是无法改变原有的状态的。再者，正因为这种黏性存在，任何区域的经济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如果没有这种黏性或量变过程，那么任何区域的经济都是瞬息万变的，任何经济政策都没有意义。
⑤人们预期的变化对经济路径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空间经济学告诉我们，当区际贸易自由度取某一特定区间值时，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存在多个长期稳定均衡，进而出现不同产业分布模式相互叠加的情况。当出现这种叠加区时，如何选择发展路径主要取决于人们预期的变动，此时人们将根据变化后的预期，任意选择不同的产业分布模式或发展路径。这种选择的主要依据为有效性原则，即每个个体都认为大多数人选择的某种经济模式是有效的，在此每个个体也选择大多数人选择的经济模式。这样，人们预期的变化将把原有的经济系统推向另一种经济系统。
⑥产业聚集带来聚集租金。当出现产业聚集区时，可流动要素将选择这种聚集区，因为在聚集区可以得到集聚租金。这种聚集租金可以由工人所遭受的损失来度量，也就是当产业完全聚集稳定均衡时，工人从聚集区转移到边缘区时遭受的损失。聚集租金是贸易自由度的凹函数，当贸易自由度处于某一特定区间时，聚集租金大于零，贸易自由度取某一特定值时，聚集租金最大，而后随自由度的提高，聚集租金下降，显示为驼峰状。聚集租金的政策含义很明确，即当产业聚集在某一区域是稳定均衡时，经济政策的边际变动不会带来经济状况的变化。
近年来，空间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梁琦，刘厚俊，2002）：第一，空间经济理论强调历史和偶然事件在经济活动的区位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使传统的比较优势退位，一些产业在某个地区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该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所致。第二，在初始禀赋条件相类似的地方之间，经济活动的分布却是不均衡的，空间经济理论认为这是由于积累循环因果关系和路径依赖所导致的。积累循环因果关系可以说明区域经济的演化。市场潜力是积累循环因果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地，成功企业进入某个地方，将会使这个地区对其他企业更富有吸引力。第三，空间经济理论试图证明规模报酬、关联效应和贸易成本对维持空间秩序和层次结构的作用。没有规模报酬就没有集聚，没有城市。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可解释多城市结构和区域专业化的演进。第四，上面的这些思想均用数学模型表述，这与艾萨德等人的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不同，能满足主流经济学对严谨和形式的要求。
空间经济学正成为21 世纪经济学研究的主体。如今，空间经济学理论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如宋玉华、吴聃（2006）建立了一个空间经济学模型，完整地研究了关税升级对垄断竞争产业发展的影响；吴颖、蒲勇健（2008）运用空间经济理论对区域过度集聚负外部性的福利影响进行了研究；等等。随着新经济模式的出现，物理空间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确已大大降低，经济发展越来越被创造性的思想所左右，但区位对经济的影响是否会变得微不足道，或是空间影响方式是否将彻底转换，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洪开荣，2002）。关于空间经济学在供应链知识及知识创新领域的研究，我们放在第三章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