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8年1月6日溯源居

2015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离开了自己服务30年的媒体集团，全力以赴投入自己的写作，当然，也包括与写作有关的旅行和自然考察。终于不用对一个团队负主要责任，这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很自然带来了更为放松的写作。到2017年底前后，我一共写完了《命有繁花》《忘机之年》《沙哑》三本小诗集。本书就是从这三本小诗集约200首诗中精选出来的。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全新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我寻找写作方向的阶段，有一定规划性的写作主题有两个：一是试图连通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写作，也可以说是向遥远的田园文化和文士生活致敬，有100多首；一是试图表现城市生活现场经验的写作，相对少些，有50多首。但是，还有一些写作，是突如其来的即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给》（墙外只有一棵树/ 它沉默的时候很像我/ 它从树干里往外看的时候很像我）。这样的写作不在任何路数里，刚写下的时候，自己也只觉得是消遣。事实上，在我后续的写作中，这些即兴写作逐渐拓开的领域，更为重要。

90年代，我把主要精力放到如何去处理个人经验上。在技艺上，自己尽量做减法，对80年代自己尝试过的多种写作，我只挑选了更自然、更微观具象的呈现方法。在日常经验中，有一些不能被理解不易被表达的，反而成为我最为看重的写作资源。正因为承担了表达日常生活中的未知，或未被充分表现或阐述的那部分，我反而特别注意表达本身的敞开性——这种敞开也最好是既突然的又自然的。不管要经过多么困难的写作过程，但读者读到的文本（不管它有多少层），必须是通透的和敞开的，这成为我写作的基本教条。

2000年之后，我的很多写作教条，仍在发挥作用，但由于爱好和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从2000年起迷上野外考察，拍摄昆虫和植物，我迷恋的东西必定会以某种方法影响我的诗歌写作。或者这么说，当我从迷恋的纷繁自然中抬起头来，重新看待世界的时候，我会看到以前没看到过的东西。这十年写作的一个重点是，注重个人经验中更能触及重要命题的那些部分。

和前面的写作相比，2010年至今的诗歌写作，有点像进入了一个非常放松、随心所欲的阶段。没有普通的事情，我看到的、听到的、路过的一切都很特别，都值得好好写。重要的是，不是写什么，而是每一次写作，你都必须发展出新的语言能力，才能与你获得的新经验相匹配。

也许，这就是写作30年后所获得的一个状态，更放肆也更超脱，每一次写作，都在挣脱之前的一切，进入更大的自由，我希望这个状态落实到文本，能看似漫不经心的，其实从结构到细节同样严密。当然，我并不确信自己是否已经做到，我只是不由自主地往这个方向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