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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更需要中国。面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应客观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高水平开放作为应对变局、开拓新局的重大举措，形成改革发展新局面，赢得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之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从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经过探索和试点，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1）以设立经济特区破冰。1979年初，国务院决定设立蛇口工业区。同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建立海南省并设立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2）推动沿海沿边及内陆开放。在经济特区实现突破后，中央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3个城市开展扩大对外贸易自主权的试点，开始了我国开放沿海城市的初步探索。1984年4月，中央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5月，中央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包括13个市、46个县和2个大镇。
1988年、1992年，国务院又陆续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以及广东韶关、河源、梅州等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至此，沿海经济开放区囊括41个省辖市、218个县（市）
，从南到北连接成一条线，不仅包括城镇，也包括农村，由此形成沿海沿边开放的新格局。1990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开发开放浦东。1992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对外开放，开放6个长江沿线港口城市和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开放14个陆地边境城市，举办边境经济合作区；开放18个内陆省会和自治区首府。至此，我国基本形成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陆地区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3）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运作。作为新形势下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自贸试验区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积极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经过7年多的实践，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增至21个，基本形成涵盖东中西的区域布局。
（4）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在当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面对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决心、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
2001年12月11日，经过长达15年艰难而曲折的历程，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东盟，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0年11月，我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已由亚欧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等区域。“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重要举措。
回顾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既是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之路，也是中国从封闭、半封闭走向新型开放大国之路，是新型开放大国的成长之路，有着自身的突出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成就是在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取得的，是在以更大的开放拥抱发展机遇、以更好的合作谋求互利共赢中取得的，是在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管控分歧、扩大共识中取得的。英国汉学家马丁·雅克指出，“中国发展和崛起的过程平和得令人惊讶，这与之前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之路截然不同”，“中国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而这源于非常不同的历史文化”。
一方面，全球经济跌宕起伏，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发展仍不均衡；另一方面，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持续蔓延，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例如，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未得到充分释放，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等。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新型开放大国主张各国通过加强合作的途径来释放各自的比较优势，寻找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以经济增长奠定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实现各国互利共赢。
从40多年的发展看，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化，没有走一两百年前西方列强搞殖民地的血腥之路，而是依托自身大市场，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从而实现互利共赢。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例，“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绝不是有些人所称的当代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也并非所谓中国的“殖民计划”。我国将坚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并继续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努力。
人类历史表明，只有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才能推进全球市场不断扩大，促进全球分工的不断深化，实现全球经济的不断增长。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一系列挑战，新型开放大国坚定维护自由贸易体系，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构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作为新型开放大国，坚持从长期视角、战略思维理性处理大国关系，主张通过平等交流协商来解决分歧，实现互利共赢。尤其是对牵动影响全球的中美经贸关系，始终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纷争，始终以开放的态度沟通交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集中体现了我国作为新型开放大国的全球观、开放观。在全球人员流动、经济流动频繁的时代，世界已连成一个整体，面对危机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能独善其身。正如习近平主席2020年3月12日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所强调的：“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推进高水平开放提出了迫切需求。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的深度、广度、内涵、特点等都有明显改变。可以说，我国已经从“一次开放”进入“二次开放”新阶段（见表1.1）。
表1.1 从“一次开放”到“二次开放”
续表
资料来源：迟福林.二次开放：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国选择[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
立足新发展阶段，服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的风险和挑战，需要把握我国高水平开放的鲜明特征，尽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推进高水平开放，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推进高水平开放中积极吸引全球优质商品和生产要素，破解国内大循环中面临的“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另一方面，强化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优化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布局，积极参与世界经贸规则重构，在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安全外部环境的同时，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
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担、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是各国的共同责任。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没有改变，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我国坚持高水平开放，主动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推动中欧、中日韩及亚太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与经济全球化大局，并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和制度性话语权。
服务贸易不仅是全球自由贸易的重点，也是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2010—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额由7.8万亿美元增长至11.9万亿美元，年均名义增长4.8%，是同期货物贸易增速的2倍；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20.3%提高至23.8%，提升了2.5个百分点。
WTO预测，到2040年，服务贸易在贸易中的占比将提升到50%。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为14.6%，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发达国家30%左右的水平。为此，推进高水平开放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补齐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突出短板。
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验田”。适应我国高水平开放的现实需求，要做到：一是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二是以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点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分步推进自贸试验区转型发展。同时，在部分区域加大在数字贸易等新兴贸易领域的规则探索，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开展“压力测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商品和要素等流动型开放，并推动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流入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面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我国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更加强调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当前，我国扩大开放的重点是制度型开放，扩大开放的重要标志是制度型开放，意味着对外开放的重点向国内制度层面延伸，不仅涉及市场准入制度，更涉及公平竞争制度、市场监管制度及服务贸易领域的规则、规制、标准等方面的制度性、结构性安排。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高水平开放的根本保障。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一是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倒逼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格局。二是适应高水平开放要求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实质性地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各类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四是以推进市场监管改革为突破口，带动政府治理变革，有效发挥政府作用。
高水平开放是我国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举措，不仅有利于我国加快走向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1）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相互融合。我国作为新型开放大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经高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开放的突破。
（2）高水平开放是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推进高水平开放有利于我国放大内需市场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高水平开放是形成创新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选择。全球新科技革命与经济转型升级的相互融合，正在深刻改变我国经济结构，并形成强大的增长动力。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开放创新，有利于我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开辟巨大市场空间。
在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开放成为牵动影响全局的关键因素，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开放倒逼改革、开放是最大改革的时代特征日益突出。“十四五”期间，适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和我国全方位开放新要求，需要把握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机遇期，以制度型开放加快破题市场化改革的“硬骨头”，并在国内国际基本经贸规则对接融合中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由此释放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推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
（1）以高水平开放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当前，我国在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2019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出口、进口额分别占全球的10.58%和10.2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369.1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二位，连续8年居全球前三。目前，我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作为新型开放大国，我国的高水平开放对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世界经济增长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2）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和引领全球自由贸易进程。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1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重要动力，成为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未来几年，适应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依托我国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加快推动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将发挥新型开放大国在促进和引领全球自由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3）以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近年来，世界经济对我国依赖性明显提升。例如，2013年以来，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我国GDP净增量为1.46万亿美元，比美国的1.01万亿美元高出0.45万亿美元，占全球净增量（4.9万亿美元）比重的29.8%。
未来5年，我国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中促进高水平开放进程，将明显提升我国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复苏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突出亮点。2020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长2.3%。未来15年，我国将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在推进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经合组织的预测报告指出，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三分之一。预计未来5—10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望保持在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