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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革开放初期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的市场开放不同，进入新发展阶段，扩大开放需要立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逐步形成与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相适应的供给体系，由此形成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新格局。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新发展阶段，需要在有效发挥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基础上，以高水平开放中优化供给体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就是要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时代特征，使对外开放的进程充分体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例如，到2030年，我国教育市场规模将超过16万亿元，到2050年，教育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医疗卫生市场需求将达到15万亿元，2040年达到29万亿元，2050年达到37万亿元。
未来几年，大教育与大医疗产业将成为企业投资的“热土”，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热土。适应服务型消费需求增长的趋势，要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形成有效的供给，满足不断增长的服务型消费需求。
我国服务型消费与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同步，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以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就是要把国内产业变革、消费结构升级和推动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进程有机结合，通过主动参与全球服务贸易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此外，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到来，全球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以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在新的国际赛道上占据领先地位。
一方面，服务贸易不仅已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点、焦点，而且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连接点。由于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低成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突出掣肘，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水平远低于欧盟、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全球经贸规则加速重构，且向“边境后、广覆盖、强排他”等更深层次延伸。我国服务领域在规则、规制、标准以及管理能力建设方面，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无论是以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还是更深程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其重点都在服务贸易，突破口也在服务贸易。
14亿人口的消费大市场，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如果扩大内需相关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能够有效推进，“十四五”期间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将得到有效释放，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1）2021年底消费市场有望恢复常态。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速度出现大幅下降，此后逐步反弹，到8月实现正增长。但由于2020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幅度过大，到2020年底，累计同比仍然下降3.9%。预计2021年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将恢复常态。
（2）“十四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年均增速将达到8%左右。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常态增速可以参照2015—2019年的平均增速（6.5%），考虑到2021—2023年我国居民每年有1000亿美元左右的海外消费回流，提振国内消费1—2个百分点，加上国内消费升级等因素，未来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达到8%左右是有条件的。
（3）“十四五”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达到55万亿—60万亿元。2020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91981亿元。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可得，到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接近60万亿元。如果2025年人民币汇率达到6∶1，则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相当于10万亿美元。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起世界最庞大、最健全的产业链，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现代工业体系可以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我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2016—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7%，由20.95万亿元增长至26.92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达到28.1%以上。
此外，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0%以上，成为推动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
（1）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2019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80万人年，是1991年的7.1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7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研发人员数量约为182.05万人，是2017年美国的1.3倍、德国的4.2倍、法国的5.8倍、日本的2.7倍。
（2）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2012年以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快速增长。1992—2018年年均增长20.0%，远超同时期按现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速。2019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2.2万亿元，是2012年的2.15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由2012年的1.91%提高到2019年的2.23%（见图2.4），超过欧盟15国2017年2.1%的平均水平。
图2.4 2012—2019年研发经费及占GDP的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3）成为世界第二大知识产出国。2019年，我国发表科技论文总量195万篇，专利申请数量438.0万件，专利授权数量259.2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今年以53.28的全球创新指数得分，在全球参与排名的131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4名，与2019年位次持平，是唯一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3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高水平双向投资高效利用全球资源要素和市场空间，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保障机制，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十四五”期间推进高水平开放，需要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出发，着眼于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并以此形成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重要基础。
（1）我国产业链迈向中高端的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世界工厂”的形式嵌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条当中。尽管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产业链和供应链仍处在“微笑曲线”的中低端。“十四五”时期，要在实现国内产业链安全可控的基础上，利用世界通用技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推动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建设制造业强国。
（2）积极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历史经验看，产业链迈向中高端，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国家抓住了全球分工格局调整的历史机遇，形成了一批世界级的产业集群。
（3）加快构建国家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十四五”时期，在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积极布局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以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为重点，促进国内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使我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战场”，推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
（1）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合作。积极通过“一带一路”加快西部地区“向西开放”步伐，借助中欧班列“内外联通”枢纽作用推动西北地区特色优势产业融入国际产业链；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加强与日本、韩国区域链的构建，积极打造环渤海经济圈，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构建北亚新型区域经济板块。
（2）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强化产业链合作。例如：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中心打造“泛南海经济合作圈”；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谈判，强化与日韩的产业链合作；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增进与东盟国家经济的深度合作等。
（1）我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需要形成与国际规则引领者相适应的大国开放体系。作为新型开放大国，无论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捍卫世贸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还是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都对高水平开放提出新的要求。
（2）高水平开放是促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选择。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型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方案”，不仅包容发达国家，也包容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高水平开放，将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制，注入新动力。
（3）高水平开放是推动形成新型全球治理的战略选择。疫情冲击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蔓延，全球范围内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进一步扩大。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我国同各国加强防疫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稳定，推进全球治理，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