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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行政是指国家卫生行政部门通过制定医疗卫生法规、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监督和管理的过程，其领域涵盖医疗、防疫、公共卫生、妇幼保健、医学教育与科研、药物使用和监管、卫生资源分配与管理、卫生人才培养和考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和预防，并包括参与社会福利、卫生保健和国内外各级卫生组织活动等。
早期的卫生行政仅限于医政和医事管理。在没有医政部门时，御旨、官府令替代医政和医事行管理之事。
春秋时期，越国就曾出台医政敕令。越王勾践为鼓励人们生育，规定女子17岁不嫁、男子20岁不娶，父母罹罪受罚，奉行“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的医疗政策。《吴越春秋》卷十载：“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东汉元初六年（119年），会稽（今绍兴）大疫，朝廷遣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瘗葬尸体，免除当地居民田租口赋。
中国最早的医政机构设置见于晋代，当时的最高医政机构称为“太医署”，南北朝、隋朝、唐朝均沿袭此名称。唐贞观三年（629年），浙江府州县置医药博士，官秩从九品下；开元元年（713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官秩上升为九品上，负责用百药医治民疾并需执刀除病。医学助教执掌本草验方的收集和撰写，医学生从事偏远贫困地区的巡回医疗。北宋时期，浙江州县设立了医学官制和惠民药局，掌管医药，为民治病。此时，官医交相映辉，在浙江留下印记的就有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沈括等，他们兴学办医，阐述的中医药学术各有特色，成果累累。范仲淹任睦州（今建德）、越州（今绍兴）、杭州知州时，以兴医学为重，提出了“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名言，流芳千古。苏东坡在出任杭州太守时，曾拨出公款二千缗，连同自己捐出的五十两银子，创办安乐坊。
南宋时期，建置浙江的中央及省的医药卫生机构较为完善，设有太医局、御药院、太平惠民局、惠民和剂局、惠民局和施药局等，在体恤民众、诊治疾病、规范行医、炮炙药物、施舍军民诸方面比前期有所进展。朝廷制定了一整套选拔医官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医药律法，并付诸实施。太医局负责相关教育工作，在招生和考试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为浙江及其他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医务工作者，推动了中医教育的进步和医家学派的传承。
元明清时期，受区域性社会经济的影响，浙江医疗卫生行政管理及机构发展出现了一些变化。元至元元年（1264年），杭州改施药局为医学提举司，掌考诸路医生、课艺、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和辨验药材等医事。据嘉靖《仁和县志》载：元至元元年始置惠民药局，官给药值，设提领一员管理局事。明洪武三年（1370年），朝廷命令全国州县建立惠民药局，每局设官医提领。官医提领在医户内选拔，内外各一员。浙江省各级官员积极响应，在杭州设置局八所，其中一所置于西文锦大街西。在清代中期前，浙江各府州县的惠民药局锐减，所剩无几，医学署的设置也寥若晨星，但出现了新的医疗机构——治痘局。此时，医学训科这一官职的设置遍及各地。医学教育由医学提举司和太医院专管，以世代相传的家传教育、名医带徒的师承教育为主，其中流芳千古的当推罗知悌与朱丹溪的师徒传业、侣山堂的课堂讲授。这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借医弘教，教会医院陆续开业，给浙江医疗带来了新的临床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由此也改变了延续数千年中医药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在“五四”新思潮的激烈冲击下，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1929年2月23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并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简称《废止旧医案》）的议案。此案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浙江省中医协会等多个学会、社团派代表赴沪参加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起草发布《根本推翻中卫会决议旧医登记原则及力图发展中医中药案》的万言书。在浙江各社团的激烈抗争和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下，国民政府取消了《废止旧医案》提案，并于1936年1月21日公布了《中医条例》，中医药的生存问题在法律上得以解决。
在卫生行政管理上，民国初期警政和卫生归辖于民政部门管理。1940年9月，浙江省卫生处单独成立，直隶于浙江省政府，首任处长为陈万里，内设3科2股和2个委员会，同年10月增设浙西卫生院。1945年1月，浙江成立了省立一、二、三医院和第一、二医疗防疫队。20世纪40年代，浙江省、市、县三级中医师公会先后成立，部分西医师协会诞生，同时具有中西医结合倾向的医药学团体也应运而生，相关刊物的创办与发展也有所推进，中西医专门学校等职业教育机构逐步建立，中西医药事业的发展都呈现出较好的势头。
在公共卫生方面，国民政府虽然制定了一些医疗卫生规章制度，卫生监督及疾病防治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囿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现实状况，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人畜共患病、皮肤病及性病仍给社会和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些传染病如鼠疫、天花、霍乱、麻疹、伤寒、痢疾、回归热、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吞噬了大量的生命。1928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选派洪式闾在杭州西湖钱王祠建立了全国第一所寄生虫研究机构——热带病研究所，同时主要在杭州地区设立了一些疾病防治控制机构和规模较大的中医院、诊所。1940年，日本侵略军在浙江宁波、衢县、金华等地使用细菌武器，用飞机撒下大量鼠疫杆菌，造成惨绝人寰的鼠疫大流行。据1948年衢州五县防疫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在1940—1948年的8年中，当地患传染病者超过30万人，病死者在5万人以上。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也是浙江卫生史上悲惨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困落后、满目疮痍的历史面貌，浙江省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1949年8月，浙江省卫生厅成立；10月，省医疗防疫大队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经济基础较差、行政管理体制欠全、公共卫生体系较薄弱的情况下，浙江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应对一些传染病、地方病的流行和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并且在全省消灭了天花、鼠疫、古典生物型霍乱、斑疹伤寒和梅毒，对白喉、麻疹、脊髓灰质炎等急性传染病实行疫苗接种，使此类疾病的发病人数大幅度下降。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一时期卫生行政工作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包括：①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卫生工作。时任省委书记、省长等多次深入疫区，与群众一起土埋灭螺，与患者促膝谈心。②专业卫生队伍提供有力的防治策略。省、市、县相继建立的卫生防疫机构，为全省开展爱国卫生、防病治病、卫生防疫及卫生宣传工作等提供了专业的队伍。③群众性群防群治是坚强的防治力量。以血吸虫病防治为例，流行地区设有三支不脱产的血防专业队伍，从查螺到灭螺、从查病到治病，都可见到千军万马送“瘟神”的动人场面。
1965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对农村卫生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1968年，全省掀起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这一热潮为农村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主要利用中草药进行防病治病，这对保障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浙江的医疗卫生事业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许多行之有效的医疗卫生规章被废除。1976年10月，浙江省卫生系统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及时整顿医疗卫生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正常的医疗卫生工作秩序，全省卫生工作走上振兴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全省各级医疗卫生部门，以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导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胆探索、坚持改革，全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30年，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坚持预防为主方针，危害人民群众的传染病疫情得以有效控制
浙江省的广大卫生人员通过不懈努力，巩固了消灭或基本消灭霍乱、天花、鼠疫、血吸虫病、丝虫病、疟疾、麻风病等传染病的防治成果。在1978—2019年的40多年中，疫苗的广泛应用，使得曾严重危害浙江省人民群众健康的麻疹、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乙型脑炎等传染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发病数由1978年的92510例、23958例、13672例和1720例分别下降到2019年的108例、735例、7例和6例。2019年，浙江省共报告甲、乙、丙类法定传染病29种100409例，死亡428例，报告发病率为175.02/10万，报告死亡率为0.75/10万，报告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1978—1992年）加强了医疗机构经营核算的管理；第二阶段改革（1993—2000年）改变了医政不分、单纯依靠上级指令性管理医疗机构的体制和机制；第三阶段改革（2001—2008年）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医疗机构普遍推行院长负责制；第四阶段改革（2009—2020年），浙江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文件精神，制定了深化医改实施意见及相关配套政策，确立了全面推进深化医改的制度框架，提出了深化医改的目标和任务。
（3）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早在1999年，浙江省就着手开展城乡联动的社区卫生服务。2010年，全省就拥有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80余家，服务站6700余个，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106个，服务站（室）6319个，社区责任医生30791人，每千农村居民拥有责任医生0.93人。2019年，浙江省1571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达标率为98%；建立村级机构12312个，建设达标率为97%。
（4）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巩固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农村合作医疗通过培训“赤脚”医生、举办合作医疗站等方式解决农村居民缺医少药的问题。至70年代末，合作医疗几乎覆盖全省所有农村；但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全省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一度下降。2003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策和部署，浙江省作为全国4个试点省份之一，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工作。至2019年，浙江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达3036万人，参合率达98%以上，全年累计有2.59亿人次享受城乡居民医疗报销政策。
（5）弘扬传统文化，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在浙江漫长的医药发展历史中，中医药以其独特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学科多元、形式多样、特色显著的系统和完整的文化体系。浙江省政府分别于1986年、1994年和2000年三次召开全省中医药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我省中医中药事业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1997年，浙江省颁布了《浙江省发展中医条例》，成为全国第3个出台省级中医药法规的省份。2019年，浙江省拥有县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89所，95%以上的县级综合医院设置了中医科和中药房，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8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以开展中医药服务；拥有国家级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5个，先进县（市、区）37个，省级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市、区）58个，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15个。
（6）注重卫生科技教育，增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浙江省卫生科技教育工作贯彻实施科教兴医战略，以科技教育提高卫生科研创新能力，促进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协调、快速发展，在诸多科技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浙江省在肝移植及肝肾、胰肾、心肺等多器官联合移植技术及骨髓移植研究方面居国内外领先水平，成功研制流行性出血热疫苗和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成果在国内外推广应用。2019年，浙江省卫生系统争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计划、“863”计划等国家重大重点项目200余项，获国家科技经费资助近3亿元；全省卫生系统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9项、二等奖18项、三等奖67项；省级医疗卫生单位累计新增专利22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100余项。
（7）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始配置计算机用于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管理。1985年，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配置微机用于财务管理。1988年，浙江省卫生防疫站利用计算机进行传染病月报的汇总，并首次通过计算机远程通讯将汇总信息传送至国家有关部门。2007年，浙江省医疗卫生系统拥有计算机4.5万台，局域网建设基本普及，县级以上卫生局、事业单位和医疗机构累计建立局域网669个。浙江省卫生厅连续5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评为电子政务优秀厅局。卫生部将浙江省作为全国示范样板，给予“要看省级卫生信息化到浙江”的评价。2019年，全省统一的健康服务门户“浙江健康导航”正式上线，系统接入全省近500家医院的预约挂号服务，网上开放号源占比达80%以上；省级平台汇聚了11个地市、89个县（市、区）共计4500余万份标准化电子健康档案。
（8）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推进卫生强市、强县工作
2004年，浙江省委从建设文化大省、提高综合竞争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卫生强省”建设构思。2005年，“卫生强省”被写入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并被纳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制定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浙江省卫生强省建设与“十一五”卫生发展规划纲要》，使浙江省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出并全面推进卫生强省建设的省份。2012年，浙江省将卫生强市、强县工作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相结合，共创建国家卫生城市17个、卫生县城12个、国家卫生镇17个，浙江省卫生城市16个、卫生县城23个、卫生镇199个、卫生村2400个。2019年，全省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地级市）8个、卫生县（市、区）城36个、卫生乡镇318个，3945个村被命名为浙江省卫生村。2020年，浙江省人均预期寿命为79.47岁，孕产妇死亡率为3.85/10万，婴儿死亡率为1.91‰。数据表明，浙江省人群健康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并达到中上收入国家水平。
过往的成绩既是历史发展的记载，也是未来的起点和根基。站在新的起点上展望未来，浙江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
（1）公共卫生形势十分严峻，新发和传统的传染病预防控制难度明显增加，“非典”、人禽流感和艾滋病对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2）工业化、城镇化、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等问题带来的影响健康的因素增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居民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习惯发生了新变化，居民疾病谱随之发生改变。
（3）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存在，医疗纠纷时有发生。
（4）医疗卫生本身长期积累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矛盾和公共投入不足，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医药生产流通领域无序竞争等问题突出。
（5）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协调，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城乡与区域之间的卫生发展不协调。
这些问题都有待通过改革逐步解决。
温故而知新。人类历史越前进，社会越发展，各行各业就越需要编撰一部能够反映自身发展的书籍。《浙江卫生行政史》记述了浙江卫生行政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发展历史，着重围绕古代医政机构和医事服务、医官体系、医政令和医药律令、医学教育、医学交流，近代医政机构演变、医政管理和卫生防疫、医学教育和科研，现代卫生行政组织、卫生行政管理、卫生事业发展水平等较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浙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跌宕起伏、兴衰更替、披荆斩棘的历程。本书医政内容较为丰富，史料翔实，部分以故事情节叙述，具有鲜明的浙江特色和时代特征。《浙江卫生行政史》既是一部了解和研究浙江医疗卫生行政发展历史的参考书，又是一部可供各级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单位以史为鉴、探索规律、开拓创新、辅助科学决策的资政之书。诚望此书的编撰出版具有“资政”“育人”和“存史”价值，能让读者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