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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光礼教授长期从事心血管病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方面逐渐形成了辨证与治病相结合的临证思路，并贯穿和渗透于整个临床诊治过程中 ［1-26］ 。其学术思想与临证特色可归纳为以下五个特点：①治学严谨，融会新知；②倡学术独立，重治病求本；③辨“证”治“病”，“证”与“病”合；④用药轻灵，“轻可去实”；⑤如遇无“症”可辨，则强调整体调摄。
心血管疾病多为慢性病、终身性疾病，其西医治疗方案一般经过大规模循证医学临床试验证实并形成指南，然后通过专科医生的继续教育而得以广泛应用于临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若仅为验证中医药的疗效而拒绝使用西医的手段治疗心血管疾病，则是不现实的。当前西医在诊治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为了增强疗效，或减少西药种类和用量，或更好地改善症状，或减少或避免引起西药的不良反应，或综合调理，或逆转病变，或改善预后，许多患者仍求助于中医治疗。但是，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又如何评估中医药的疗效呢？经过长期的临证实践和观察总结，祝光礼教授发现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能够迅速改善患者症状，增强西医疗效，减少西药不良反应，逆转病变，从而达到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
对于时下风行的“血瘀证学”“络病学”“芳香温通法”等理论，祝光礼教授认为从中医理论角度而言虽然确有依据，但须谨慎使用，其风行只因相应的研究是严格按照现代医学模式进行的，试验结果较为可信，为中医中药提供了有效的佐证而已。由此开发的“血府逐瘀胶囊”“麝香保心丸”“通心络胶囊”等药物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其功效或以活血化瘀为主，兼以理气；或以芳香温通为主，兼以益气；或重用虫类药物逐瘀通络。这些药物虽然疗效确切，但是多服、久服往往会损伤脾胃，耗气伤阴，且难以纠偏扶正，综合调理。而且，这些药物也不能针对每一位患者实施个体化治疗。
血瘀证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并经过大量动物实验及临床验证形成共识，认为其病理学基础在于微循环障碍。“血瘀证”在当前中医界已被严重扩大应用，不仅在心血管疾病领域，而且在肾脏病、肝病、妇科病，甚至皮肤疾病、肛肠疾病等诸多领域被广泛应用。而关于血瘀形成的根源，目前其研究尚有不足，如气滞、寒凝、阳虚、气虚等，即“血瘀”到底是“因”还是“果”，此其一也；血瘀证理论普及度相当高，很多患者常将活血化瘀类中成药当作补药长期服用，这与某些商业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其二也；如果患者确实需要进行活血治疗，且这些患者又属于冠心病、卒中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人群，当发生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及心房颤动时，需给予抗凝治疗，此时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华法林、达比加群、利伐沙班等药物临床使用的证据充分，就应该把现代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同时也是对患者负责，此其三也。如在规范应用上述药物的情况下，患者仍表现为血瘀证，则需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辩证使用调气活血、化瘀通络药物。故祝光礼教授临证提倡学术独立，强调治病求本。如临证已经规范使用上述药物，在深究血瘀证形成的原因后，确有舌质紫暗或有瘀斑瘀点、脉涩等血瘀征象的，可选用丹参饮、黄芪合失笑散、活络效灵丹、血府逐瘀汤等加减，之后根据病情变化适时调整；药物剂量不宜过大，且不宜久用，后期血瘀渐化，应以扶正为主，调补气血，健脾益肾。总之，不可跟风，也不宜为求标新立异而弃之不用，应以“要用直需用，但切忌滥用”为准则；同时，还需深究血瘀形成的原因并加以治疗。
受社会、心理、饮食、环境、运动等因素的影响，由遗传—环境—心理应激等相关因素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脑梗死、抑郁症、失眠症、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等）的发病率正逐年上升。在临床诊治的过程中，祝光礼教授认为现代的环境变化和心理压力均易导致劳倦失宜、睡眠不足、情绪紧张，凡此种种，皆会耗气伤阴，相火妄动，产生心悸、失眠、眩晕、中风、喘证、郁证等，故临证时需考虑到本虚标实才是其根本病机，不可一味攻伐。每多应用益气养阴法，结合健脾和胃、补益肝肾、养血安神等法扶正固本，再予以平潜肝阳、化痰降浊、清热利湿、宽胸理气、调和肝脾等法祛其标实，尤其是结合时令应用膏方治疗上述疾病，殊获良效。
现代医学检测技术、手段为人们带来的是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结果，这是中医临床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对于现代医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祝光礼教授认为应该采取“拿来主义”，拓展望诊视野，扩充辨治内涵，以便提高诊疗质量。“辨证治‘病’” ［27］ 可以提供疗效的客观性、实证性、可比性，经得起重复、验证。祝光礼教授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临床治疗策略，中药可增强西药的疗效，显著改善患者的症状，还可减轻西药的不良反应；此外，对于部分疾病，还可逆转病变，改善预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患者对健康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他们不仅希望症状能够得到改善，而且同时希望客观检测指标能够有所好转。西医的检测技术、手段有助于我们“辨‘证’治‘病’”，而中医也需要标准化、规范化，但是这个标准化、规范化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西医的价值观，而是需要遵循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这就需要将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拿来为中医所用。疗效评估不仅仅限于症状的改善，舌象、脉象的向好，还要结合现代化的检测手段，使用客观的指标量化，并进行前后对照。故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应该融贯中西，汇通各家之说，根据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结合中医辨证论治，然后形成自己的专业理论体系。
江浙一带多从叶天士学，用药以轻灵见长。但近些年来，药量有愈用愈重、药味有愈来愈多之势，且愈演愈烈，然疗效反未见提高，此为何故？其中，中药饮片质量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此之多之重的药物用下去，恐怕处方者自己也未必知道是用来治何疾病的。祝光礼教授认为，对于处方的分量，当如东垣法，宜轻不宜重，药物的作用是导引，是调整，是疏通，所谓“四两拨千斤”是也。东垣用药每味药数分至一二钱，近代之丁甘仁用药亦不过一至三钱而取效，以此例彼，即知用药过多过重完全是浪费的。故祝师临证不过十余味药，多不超过十五味，每味药分量多不超过15g，仅少数质轻者（如淮小麦、夜交藤等）多用30g，或质重之牡蛎、石决明，亦不超过30g，且处方主次分明，一目了然。对内科杂病，祝师不执一家之见，不以经方、时方划界，而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同时，他非常重视顾护脾胃，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亦是中药取效的关键因素之一。临证时，患者均能坚持服药，较少因为出现不良反应或肠胃不能耐受而停服。祝师用药综合考虑患者体质、病势轻重缓急、饮食居所等因素，分主次、分阶段论治，均能取得良好的疗效。如有用药不效，则会仔细分析，调整思路，分清主次，再做调整。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一大特色，“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而“症”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但是，作为“辨证论治”重要参考对象的“症”，医师在临证把握时常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如患者没有症状而仅表现为检查结果的异常，可见于高血压、高脂血症、肝功能、心电图以及X线、B超等检查结果异常。这是因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客观检查证据，而患者往往还处于疾病的早期或者本身尚未出现相关症状，此为第一种；患者诉说症状纷繁芜杂，内容众多，没有主症，没有重点，此为第二种；经治疗后症状逐渐改善或缓解，但舌脉证仍在或者检查结果仍存在异常，此为第三种；另有一种特殊情况，表现为原有症状缓解但病情却加重，此为第四种。临证如何应对颇费周折。
祝光礼教授在临证处理上述情况时，经过思考，总结方法如下：其一，参见舌脉证，结合西医检查结果综合考虑，找出主要矛盾和病因病机。毕竟在我国古代，中医的产生亦是建立在一定的解剖学基础之上的，作为同是研究生命的科学，中西医之间必然会存在很多的异同点。如何运用中医的辨证思维、理论体系来面对新出现的问题，这就要看医者中医理论融会贯通的深度了。但核心的一点仍然是辨证论治，重点是参照舌脉象及切诊，同时参考西医体格检查的信息。其二，有些患者症状较多，有的是疾病本身影响全身较多部位或脏器而致功能发生障碍，有的是患者本人情绪过于紧张而致，有的是因为患者处于一种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的状态，此时抓主症就成为突出的问题。根据患者的诉求，结合舌诊、脉诊、切诊，以及检查结果，做出综合判断，去除“失效”症状，抓住主要矛盾，以便有针对性地用药。这里强调的是对疾病相关信息的准确提取。其三，经过治疗后患者症状得到改善或缓解，但舌脉证仍在或检查结果仍存在异常，此时就需要明确病变发展的过程，抓住疾病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如确定患者症状经过治疗好转的，则治疗的重点是巩固疗效、调理收功。参照前面治法，结合脏腑间的相互关系，后期以调理脾肾为主。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肾为先天之本，肾中精气易耗而难补。我们可根据病情选择相应的方法，如益气健脾、益气养阴、补肾填精、益气养血等来调理脾肾。其四，症状的改善与疾病的发展不平行甚至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如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胸痛症状好转但检查结果提示病情加重，如出现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患者气急好转但是血气分析提示二氧化碳分压升高、氧分压降低等。由于危重患者症状本身往往就是一种代偿反应，此时需要关注的就不仅仅是症状的改善，而应着眼于疾病的发展变化及预后进行判断，必要时借助现代医学，应以治病救人为首务，而不必限于中医、西医之争。
“病”主要指疾病的整体过程，是纵向；而“证”就是这个整体过程中某一阶段相关性的提取，是横向；只有纵横交错，把握病症结合，并形成分阶段诊治理论体系，才能真正临证治病，以达向愈。中西医协作已经普遍应用于临床，临证时需注意权衡利弊，进行综合分析，并予以全面处理。总而言之，无“症”可辨时辨“证”治病是核心，“证变治亦变，证不变治亦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