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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髓海不足 由虚而致者多为髓海不足，如《灵枢经·海论》 ［1］ “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又如《灵枢经·口问》 ［1］ “故邪之所在，皆为不足。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
（2）阴虚阳亢化风《素问·五脏生成论》 ［2］ 云：“是以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徇蒙招尤，目瞑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就眩晕与头痛而言，头痛之病主要在肾，多为下虚上实；而眩晕之病主要在肝，多为下实上虚。
对于眩晕证，清·林佩琴 ［3］ 认为由阳升风动，上扰巅顶而致，其病机的中心在于肝胆，因肝胆乃风木之脏，相火内寄，其性主动主升。林氏在所著的《类证治裁》中有云：“或由身心过动，或由情志郁勃，或由地气上腾，或由冬藏不密，或由高年肾液已衰，水不涵木，或由病后精神未复，阴不吸阳，以至目昏耳鸣，震眩不定。”
（3）痰气上逆 宋·陈无择 ［4］ 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喜怒忧思，致脏气不行……亦使人眩晕呕吐，眉目疼痛，眼不得开，属内所因；或饮食饥饱，甜腻所伤，房劳过度，下虚上实，……，皆能眩晕，眼花屋转，起而眩倒，属不内外因。治之各有法。”他认为外因致病多为外邪侵袭三阳经，邪入于脑所致；内因致病多为七情所伤，使脏气不行，郁而生痰，痰气上逆所致；而不内外因则多致下虚上实之证。
对于眩晕证，丹溪 ［5］ 力倡“无痰不作眩”的病机。《丹溪心法·头眩》曰“头眩，痰挟气虚并火。治痰为主，挟补气药及降火药。无痰则不作眩，痰因火动”，明确提出了“无痰不作眩”的病机，且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在治疗上主张以治痰为主，兼以补气降火。
（1）补益肝肾 张氏 ［6］ 著《景岳全书》，认为“眩晕一证，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主张“无虚不作眩，当以治虚为主”。他进一步阐释了明·徐彦纯 ［7］ 在《玉机微义》中所言的“所谓虚者，血与气也；所谓实者，痰涎风火也”，指出其虚因气与血，其实因痰涎风火。虚为病之本，实为病之标。张氏治虚尤为推崇大补元煎、十全大补汤及熟地黄、当归、枸杞等温补肾阴肾阳之品，认为“伐下者必枯其上，滋苗者必灌其根。所以凡治上虚者，尤当以兼补气血为最。”他力主补虚，反对河间、丹溪的降火化痰之治，但并非弃而不用，如见有风、火、痰证，亦斟酌用之，如景岳所云“其或有火者，宜兼清火；有痰者，宜兼消痰；有气者，宜兼顺气。亦在乎因机应变，然无不当以治虚为先，而兼治为佐也”，他指出诸证皆补，随其兼证而行清火、消痰、顺气等兼治之法。景岳对头痛的认识也颇具心得，指出以病程长短辨其有邪无邪。病程短者，重在治邪，表邪治当疏散，里邪治当清降；病程较长者，多有元气之虚，重在补其虚。
陈氏 ［8］ 所著《医学从众录·眩晕》记载：“《内经》云：肾虚则头重高摇，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皆言不足为病。……风生必挟木势而克土，土病则聚液而成痰，故仲景以痰饮立论，丹溪以痰火立论也。究之肾为肝母，肾主藏精，精虚则脑海空而头重，故《内经》以肾虚及髓海不足立论也。其言虚者，言其病根；其言实者，言其病象。理本一贯。”以《内经》肾虚、髓海不足为根本，由肾虚而有肝风、肝火之动，风木克土，土病而生痰，因此在治疗上主张以治肾为本，提出“然欲荣其上，必灌其根，如正元散及六味丸、八味丸，皆峻补肾中水火之妙剂。乙癸同源，治肾即所以治肝，治肝即所以熄风，熄风即所以降火，降火即所以治痰”，并主张方中当酌加柔肝熄风之品，如钩藤、玉竹、菊花、天麻等药，以收捷效。
（2）平肝潜阳 对于头痛、头风的治疗，历代医家多习用风药，谓“巅顶之上，唯风药可及”，又多主风火之论。清·冯兆张 ［9］ 著《冯氏锦囊秘录》，认为其证为本虚标实之证，因阳虚、血虚，而使浊阴外邪上犯，不可泥于风药而虚其虚，亦不可专于逐火而耗伤气阴，如“总之，头痛、头风，皆因清阳之气有亏，精华之血有损，不能交会卫护于首，以致浊阴外邪犯之。若从标疏散清理，不过徒取近功。然益虚其虚，旋踵愈甚，每重用八味汤，加牛膝、五味子，食前早晚服之，浊阴降，真阴生，雷火熄，真火藏，上下肃清，不唯头病既痊，精神亦可倍长矣”。
又说：“头痛不可专泥风药愈虚其虚，使风入于脑，永不可拔。亦不可偏于逐火，使风火上乘空窍而从眼出，如腐之风火相煽，而成衣焉。谚云：医得头风瞎了眼，此之谓也。”对于眩晕病，他提出：“头眩之症，多主于痰，中风之渐也。”他宗刘宗厚“上实下虚”之论，认为痰火为标，痰在上，火在下，火炎上而动其痰，指出：“虽曰无痰不能作眩，亦本于气血虚，而后痰火因之，风以感入于脑，故助痰火，而作眩晕，诚因上实下虚所致。所谓下虚者，血与气也。所谓上实者，痰火泛上也。”他认为气血虚，为化火生痰所致，治疗上当“急则治痰火，缓则补元气”。
《临证指南医案》 ［10］ 由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之弟子华岫云等辑录叶氏验案编撰而成。叶氏对肝风的病因病机有独到的见解，提出“阳化内风”之说，认为肝风为“身中阳气之变动”，并指出这种内动之肝风“非外来之邪”。其由内而生，或因肾水之亏，水不涵木；或五志过极，气火上升；或中阳不足，内风暗动等，总与厥阴风木有关。从叶氏治眩之验案分析可知，其论治亦不离肝风痰火。其中心在于肝胆风动，然又常兼痰、兼火，在治疗上常以肝胆胃同治。对于阳升风动之极者，主张以介类沉潜真阳，用咸酸之味治之。如其治案：“田（二七），烦劳，阳气大动，变化内风，直冒清空，遂为眩晕。能食肤充，病不在乎中上。以介类沉潜真阳，咸酸之味为宜。淡菜胶、龟甲胶、阿胶、熟地黄、山茱萸、茯苓、川斛、建莲、山药浆丸。”
（3）降气化痰 眩晕治疗用药，丹溪 ［5］ 主张以升降镇坠行气为主，不宜用汗下药。眩晕、头痛之病，多有气上之虞，故丹溪主张行气而不宜升散，宜镇、宜行、宜化，汗下之药常伤人体阴液，且汗药多具升散之性，而丹溪又主阴常不足，故弃而不用。另外，他还注意辨体施治，如《医学正传·眩运》援引（丹溪活套）云“肥白人气虚而挟痰者，四君子汤倍蜜炙黄芪，加半夏、荆橘红，或少加川芎、荆芥穗，以清利头目也。……如体瘦血虚而痰火兼盛者，二陈汤合四物汤，加片芩、薄荷煎，入竹沥、姜汁、童便服”，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不同的体质因素在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质反映机体对某些疾病的易感性和不同的反应特点。肥白之人多形盛气虚，易聚湿生痰，故入以补气化痰之品；黑瘦之人多阴虚兼火，因此在除湿化痰的基础上加入凉润清热之药。
明·孙志宏 ［11］ 著《简明医彀》，他充分认识到痰与情志因素在头痛、眩晕发生中的重要地位。如其书云：“七情相感，脏气不平，郁而生涎，积而为饮，煎熬成痰，火动其痰，令人眩运。又挟于疲劳过度，血液耗损，精髓亏伤，皆能致此。发则头运目眩，耳鸣身转，昏愦欲倒，如立舟车，乃上实下虚也。”为此，他提出在治疗上应“治痰为主，降火驱风，补养血气”。
（1）从肝肾论治 肾和肝两脏关系密切，“乙癸同源”。肝主藏血，体阴而用阳；肾藏真阴寓元阳，只宜固藏不宜泄漏，为阴阳之本。肝与肾乃母子相生。肝肾交融，则阴阳升降有序，气血冲和，血压得以维持正常。若素体禀赋亏虚，或老年肾亏，或久病伤肾，导致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肝阳上亢；或情志所伤，肝失调达，肝气郁结，郁久化火，火盛伤阴，导致肝肾阴阳失调，气血逆乱，即可产生眩晕、头痛为主症的高血压 ［12］ 。彭猛等 ［13］ 认为老年人高血压的病因病机不同于青壮年，主因元气虚衰，精亏血少，脏腑功能衰退，临床以肾阴虚衰多见。因此，他主张运用补肾法治疗老年高血压。补肾者，顺其封藏特性为补，勿忘酌加血肉有情及增精填髓之品。
（2）从心肾论治 周文献 ［14］ 认为，心火必须下降于肾，肾水必须上济于心，即所谓“水火既济”。若心火不能下降于肾，肾水不能上济于心，即称为“水火未济”。可运用交通心肾降压法、泻火归元降压法、养阴安神降压法、温阳利水降压法、化瘀通络降压法等治法及相应方剂进行论治。
（3）从脾肾论治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之健运、化生水谷精微的正常生理功能必须依赖肾阳的推动，故有“脾阳根于肾阳”之说。肾中所藏的精气亦须依靠脾所化生的水谷精微去不断地充养。所以肾与脾的关系是先天与后天之间相互资助、促进、充养的关系。两者在病理上也相互影响，肾阳不充，可损及脾阳，出现“脾肾阳虚”之证候。
周仲瑛教授 ［15］ 认为高血压阳虚有脾虚和肾虚之不同，临证当仔细区分。脾虚者治疗可用甘温补脾之法，或合苓桂术甘汤以温阳化饮。肾阳虚者多见于高血压后期，治当温养肾气，潜纳虚阳，使虚火得归窟穴。当兼予补阴以配阳，以金匮肾气丸为基础方，阴阳并补。
（1）高血压的证候规律研究 申春悌等 ［16］ 根据王永炎院士简化证候的要求，从证候要素入手，从古代文献中提取高血压四诊信息和证候要素的相关资料并分析得出：高血压中医证候要素主要集中的病位在肝、心、肾；病性为内火、阴虚、阳亢、痰（浊）。由此可以发现，高血压的中医发病机制多为上实下虚，上实为肝火、肝阳、痰（浊）。下虚为肾阴亏损，水不涵木，即“根于肾，动于肝”；水亏津停，加之火灼津液，则痰（浊）为患。
林晓忠等 ［17］ 对住院高血压患者中医辨病、辨证的分布规律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显示，住院高血压患者气虚型所占的比例最高（30.6％），其次是风痰阻络、肝肾不足。高血压患者的中医证候主要为气虚型，且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比例相对较高，中青年患者则以肝肾不足相对偏高，肝阳上亢证型中老年住院患者比例相对偏低。李仲守 ［18］ 将高血压的病机概括为“变动在肝，根源在肾，关键在脾”，认为本病的发生除与肝肾有关外，与脾关系更为密切，早期以阴损为主，后期阴损及阳，多见阴阳两虚（包括气阴两虚）。
（2）高血压的证治方药规律研究 贺丹等 ［19］ 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探索高血压中医证治方药规律，发现高血压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为头痛、头晕，证候以肝阳上亢为主，其次为阴虚阳亢和肝火亢盛，病变涉及肝、肾等脏腑。治法为平肝潜阳，补益肝肾，并与活血化瘀法配合使用。汤药以天麻钩藤饮以及半夏白术天麻汤为最常用。中药以天麻、钩藤应用最多。陆家龙 ［20］ 不主张长期使用重镇之品，亢阳一平则宜减去矿石类药物。因重镇之品仅为治标之剂，而高血压的发生发展其根本在于肝肾不足，故首先要补益肝肾，才能保证阴平阳秘，浮阳不升。
（1）膏方防治高血压 近些年来，高血压不仅发病率日趋升高，而且向年轻化发展，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和隐患，故而提倡有病早治，防止高血压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在《迎接21世纪挑战》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膏方防治高血压能够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预防靶器官损害，促进人体健康，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2）名医运用膏方治疗高血压经验 冼绍祥等 ［21］ 结合膏方特点及其在调治高血压中的应用进行归纳分析，认为膏方调治高血压的理论依据如下：本虚标实之证，补虚以治本；辨识体质，补有侧重；久病多虚，缓效平调；责之于肝脾肾，以滋阴潜阳为法；通补兼施，补而不滞。何立人教授 ［22］ 结合高血压土湿侮木、湿浊内结的病机，设立以健脾补肾为基础，化湿利浊、平肝降压为大法。周端教授 ［23］ 应用膏方治疗高血压，主张以调补肝肾、通利气血、平衡阴阳为主，辅以活血潜阳等法。林钟香 ［24］ 教授认为，高血压以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者较多见，主张膏方治疗应以滋补肝肾、平肝潜阳之法。颜德馨 ［25］ 教授应用膏方治疗心血管病，尤注意通与补的关系，补益脾肾多配以辛香走窜之药，从而起到固本清源之效。程志清教授 ［26］ 认为高血压多夹痰夹瘀，用膏方调补务必要掌握通补兼施的原则，使补而不腻，通而不损。顾国龙等 ［27］ 亦认为高血压膏方在中药选择上应“固本清源，攻守适宜”，重视扶正药与祛邪药之间的比例。但上述各家均未强调“肾失封藏”与高血压相关，补肾填精之功用亦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眩晕头痛的病因病机包括髓海不足、肾精亏虚、阳亢化风、痰气上逆；为上实下虚之证，上实多为阳亢、痰湿，下虚多由肝肾精亏不足，病位在于肾、肝、脾；眩晕头痛的治疗首选补肾填精，其次平肝潜阳，兼顾降气化痰。
对于高血压，中医可从肝肾论治、从心肾论治、从脾肾论治；高血压的证候规律研究发现，肝肾阴虚证在高血压患者中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脾虚湿盛证，且以代谢性疾病患者多见；治疗上多主张平肝健脾、养阴滋肾，膏方论治高血压多主张滋补肝肾、平肝潜阳；对于补肾填精，当前诊治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