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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者运用现象学方法遭遇种种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第一，旅游研究基础薄弱，研究者无法在使用现象学方法的同时把握住旅游现象的整体性；第二，现象学方法的应用对研究者的哲学素养有着高要求。
旅游研究自身的薄弱基础、长久的交叉性研究历史、其他学科截取“旅游”素材为“我”所用，导致旅游研究在应用现象学方法时很容易“忘掉”自身的研究诉求，而将“旅游体验”变为应用方法的一个素材，或者说，实验基地。与此同时，旅游研究中经过现象学训练的旅游研究者群体不足，缺乏可以对话的“话语”体系，导致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使用无法形成可积累的知识，无法满足学科的建立条件。这种情况就像莫里茨·盖格尔在《艺术的意味》中所说，现象学方法像是一种“贵族式的学说”
，既需要特殊学科自身的特性，更需要研究主体受过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更重要的是，运用现象学方法所得到的定义、分析和观点只能够为得到过适当训练的主体所接受，没有现象学研究基础的人无法理解现象学视野下其他学科（如美学）的研究成果。
学科、主体、被接受三者的严格要求，导致现象学方法的应用举步维艰。当然，这一现象也不是旅游研究独有的，这种情况本身也是现象学运动的一个特征。赫伯特·施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一书中说：“与其他运动——例如分析哲学及其变种——相比，现象学运用仍然是在奋斗中的少数派。更为严重的是，与这些运动的交流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而且也很少得到反响。”
在此情况下，谈论旅游研究与现象学方法的关系，以及分析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效用，都是十分艰难的。
尽管如此，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些现象学家，特别是法国现象学家，在使用现象学方法时的一些另类解读，或许可以给予旅游研究一些启示。总体来说，法国现象学家对德国现象学家采取了自由处置或创造性误读的策略
。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前言里说：“问题不在于注重引文，而是在于为我们确定和具体表述这种现象学，以便我们的许多同时代人通过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较少地有以为遇到一种新哲学的感觉，较多地有认出他们所期待的东西的感觉。”
列维纳斯也表示过，他本人并不打算简单地再现胡塞尔的思想，“我们打算像研究和阐述一种活的哲学那样研究和阐述胡塞尔的哲学……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不是仅仅重构我们的作者的论证，因循他的学识结构，而是让我们面向现象学语言所说的相同的‘事情’”
。不同的哲学家和研究者愿意把自己归入现象学思潮或流派，主要是接受现象学的原则和方法。正是在“创造性误读”策略的帮助下，现象学方法逐渐应用到了其他领域。因此，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现象学方法与旅游研究之间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广义的现象学运动，而不是局限在“胡塞尔—海德格尔”之分的现象学视角里，把现象学方法对旅游研究的影响归入以下三类。
一是对旅游体验的研究。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体验的研究，与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关系极为密切。在这一类研究中，研究者一般会突出意识现象学的内涵和意义，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文本为研究的哲学基石，花大量的篇幅阐述意识现象学的源起和内涵，试图构建旅游体验的层次或者内涵。
二是对旅游实践的研究。这一类的研究带有显著的存在主义特征，它集中在旅游实践的价值和意义领域，通常会选用海德格尔的著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石，以描述旅游的精神性、存在性价值和意义为主要目的。最为典型的是对“诗意的栖居”这句话的旅游学阐释。
三是以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研究旅游现象，如符号学。符号学方法主要集中在对旅游景观的研究。符号学本身在旅游研究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不过其在旅游研究的现象学方法文献综述中很容易被忽视掉。我们之所以将符号学归于现象学之中，是因为它本质上是现象学的一种发展，是胡塞尔的直观行为（感知、想象）和非直观行为（图像意识、符号）划分的组成部分。胡塞尔本人就被认为是现代符号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李幼蒸在《论“重读胡塞尔”的意义》一文中，就指出了胡塞尔学和符号学的对话与合作的现状
。正是现象学和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发展，才使得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在社会学、人类学、艺术、语言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都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在舞台原真性提出者麦肯坎尔（MacCannell）与笔者的私人信件中，他承认自己受到了现象学的影响。
第一种和第二种现象学的旅游研究，展现了研究者对旅游的研究兴趣所在，包含了旅游体验、旅游动机、旅游价值、旅游意义四个方面。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将哲学概念“工具化”后直接用于旅游研究，因此大多围绕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文本，局限在了意识领域和所谓的“存在论分析”方面。这种直接从现象学中发展出来的研究意识的现象学方法论在美国人文主义科学研究中较为常见，有时被冠名为“新现象学”。“新现象学”虽借现象学之名和口号，但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彻底背离了现象学的内在思想，变成了研究特殊体验意识状态的一种理论
。而旅游研究，也被桎梏在意识研究和存在论研究中，丧失了自身的特征，缺乏综合性、一致性、科学性。
与之相较，第三种的符号学道路则做出了最多的贡献。依据索绪尔（能指、所指、解释）和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对象、再现和解释），研究者麦肯坎尔、库里、格雷本、厄里将注意力转到了旅游者对旅游吸引物（attraction）符号化的过程上，发展出一系列的旅游吸引物符号研究，包括舞台原真性、旅游仪式论、旅游凝视，等等。不过，符号学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既带来了旅游理论研究的巨大发展，也饱受指责。以舞台原真性理论为例，它最大的困境在于，无法逃脱旅游研究的兴趣导向，被直接用于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旅游动机等研究，从而造成理论在实践应用中的矛盾
。但又由于舞台原真性理论的基础坚实，它在饱受批评的同时，又不断被应用在各类研究中。
通过以上三种分类，以往旅游研究者运用现象学方法所遭遇的困境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直接面向旅游研究兴趣的现象学研究，如旅游体验、旅游动机、旅游价值、旅游意义等，通常徘徊在意识现象学的领域中自说自话，缺乏科学性、统一性、综合性；以社会学、人类学为主导的符号方法论的旅游研究，理论自身虽具有相当程度的完善性、一致性和解释力，但是它与旅游研究兴趣所指向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应用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寻找一条路径，使得旅游研究既逃离意识研究的形而上学困境，又达到理论严格性的要求，还能与旅游研究的兴趣结合，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致效力。
正是旅游研究忽视了现象学“面向实事本身”的基本原则，没有充分发挥直观明见性，错误地定义了“旅游体验”，忽视了“旅游体验”的伴生性、旅游体验对旅游实践的依赖性、旅游者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将自身的特殊性彻底瓦解，从而无法顺利应用现象学方法。因此，旅游研究需加深现象学方法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它意味着对受到现象学运用影响的哲学思潮整体把握，认识并区别应用意识现象学方法和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
在旅游研究的现有认识中，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间的差异，一直是研究者的困惑点。狭义上的现象学，首先意指胡塞尔的现象学。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既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最忠实的继承者，又是其最激烈的反叛者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争执的实质，是哲学根本任务认识的对立。胡塞尔认为，哲学应该是一门科学哲学，为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海德格尔认为，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哲学家就偏离了真正的哲学，即对存在本身的揭示。
不过，对于旅游研究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哲学根本任务的问题，而是现象学方法如何满足旅游研究的根本任务问题——为“旅游”确立“本质”。因此，我们可以将现象学分为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之后的、处于实践转向过程的现象学。胡塞尔为现象学奠定了基础，海德格尔的实存论结构分析为现象学方法勾勒出了一扇有着无限可能性的门，随后，梅洛-庞蒂的身体性知觉现象，成为认识门外世界的钥匙，让当代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有了可能，如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实践转向、伦理学转向等，就是在这种可能中产生的。
意识现象学在前文中多有提及，也是业内较为熟知的，不再赘述。这里我们简单地解释一下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
所谓现象学的实践转向，是指与胡塞尔理论哲学相对的一种实践哲学意味下的现象学的发展。胡塞尔的哲学是具有理论化倾向的，他不仅把理论意识作为普遍意识，也把它当作第一位的。胡塞尔并非彻底否认实践学科的地位，只是认为实践学科是第二位的。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只有一般性的体验的纯粹理论是决定性的，而与个体之物相联系的特殊体验的个别描述和解释则是无足轻重的。他将体验纯粹理论的研究者与特殊体验描述的研究者，类比为自然研究者与地理学家或天文学家，“理论的自然研究者，或者说，在纯粹理论的、数学化思索关系中的自然研究者是用一种与地理学家或天文学家不同的眼光来看地球和星球的；对于理论的自然研究者来说，地球和星球自身是无所谓的，它们只是一些受万有引力作用的事物的例子而已”
。然而，自海德格尔的实存论开始，现象学就已经有了实践转向的意味在其中了，其中法国现象学列维纳斯、马赛尔、萨特、梅洛-庞蒂、利科、杜夫海纳等的“独特的解释”
，在现象学淡化理论色彩、转向实践领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纵观现象学运动，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曾经为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杜夫海纳的美学、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社会学、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学、德里达的解构学等提供了原动力，并发展出技术科学后现象学、学习现象学、感觉现象学、生态现象学、片段现象学、宗教现象学、语文学现象学、激进现象学、技术发生现象学等“新思想”，还影响了教育学、医学、精神病学、儿童科学、照料学等研究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它也会为我们构建重新从“旅游实践”出发的道路提供指引。
因此，意识现象学的纯粹旅游体验意识描述和构造，可用于重新定义“旅游体验”；以“符号学”为代表的（但不仅限于“符号学”）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则是构建旅游研究新“话语”体系的最佳助手。
除了把握理论/实践现象学方法的差异性，我们还需要从旅游研究的目的出发，处理现象学方法和旅游研究的关系。这里的基本原则是，旅游研究需始终保持旅游现象的整体性不被任何学科瓦解。
旅游研究一直被看作一门综合性的研究，多学科的介入让旅游学科成为一种处于尴尬境地的多特征学科
，甚至让很多学者质疑旅游是否能够成为独立学科。如丹恩（Dann）等
质疑，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旅游研究是否需要统一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维特（Witt）等
认为，构建独立的旅游理论是不现实的，旅游研究将保持充满活力的、富于变化的、有时难免内部冲突的状况；皮尔斯（Pearce）
则坚持，主体旅游理论的缺失是内在的，而不是因为旅游研究处于早期阶段而造成的暂时现象。
旅游研究的复杂性在于旅游现象是“特殊—一般”的矛盾体。一方面，它有着众多特殊的表现，不仅是旅游者行为的反常，旅游者在旅途中所展现出与日常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的行为准则和精神状态，比如“倒错行为”，包括角色转变
、享乐主义倾向，以及旅游者“超脱自我”“伸展自我”“放松自我”的状态
等；还包括旅游对其他机构的影响，如博物馆、遗产、艺术等。另一方面，从旅游者的角度来说，旅游已经逐渐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现象
。
怎样把握旅游都可以，也意味着怎样把握旅游都会缺失整体性。以存在主义原真性的概念为例，它虽然是旅游研究中运用现象学方法的代表，但是它跳跃了“旅游现象”，瓦解了“旅游现象”，而把“旅游现象”默认为“本真存在”状态的同义语，从而无法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自圆其说
，也无法面对原真性只是一种幻觉的质疑
。现象学方法的应用不能只是拿来主义的术语替换，在旅游学科的研究中，牢牢把握住旅游现象的整体性
，是现象学方法研究的关键。正如莫里茨·盖格尔对艺术的揭示、舒茨对社会学的揭示、舍勒对伦理学的揭示、古尔维奇对心理学的揭示，等等。不处理好现象学方法，就无法打开旅游现象的整体性；遮蔽了旅游现象的整体性，就无法发挥现象学方法的最出色运用。这是展开研究的前置条件。
因此，研究不需要论述一种现象学理论，或者对比分析现象学家的不同思想及其关联，而是在研究展开的过程中，在把握旅游现象的整体性基本原则下，以一种方法之方法的方式应用现象学。本书对“旅游体验”的直观（第三章），对“旅游”语言的分析（第四章），对“旅游目的地”符号化的分析（第五章），对“与他人共在”的共主观性思考（第五章、第六章），以及贯穿研究始终的对“旅游世界”的游戏观态度等，始终采用了这样一种基本立场。
旅行在过去首先是集体性质的：迁徙、打仗、朝圣、逃难、转移，诸如此类。今天又回到了它的本义：群体迁徙。现在，假期被社会学家冠以别名——“季节性移居”，同时也被看作“消遣活动”。蓝色海岸的一处社交胜地的广告语则委婉表示：旅行是群体的孤独！大家都是旅客；留守的人反而变得特立独行。所有的人都在路上。旅行不再是心血来潮，而是受神秘的迁移规则左右。人情巨变：世人不再难离故土，反而欣然踏上旅程。
——保罗·莫朗
本章着重论述在以往旅游研究中所确立的旅游世界，描述旅游世界是如何伴随着旅游实践的日常化显现出来，确立旅游意义世界的边界和旅游研究的视域范围，并指出一些常用的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视角和方法与旅游世界研究不完全适配问题，提出应以“游戏观”的视角重新看待“旅游世界”，为建立“旅游实践—旅游目的地—旅游世界”的研究结构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