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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者运用现象学方法遭遇种种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第一，旅游研究基础薄弱，研究者无法在使用现象学方法的同时把握住旅游现象的整体性；第二，现象学方法的应用对研究者的哲学素养有着高要求。
旅游研究自身的薄弱基础、长久的交叉性研究历史、其他学科截取“旅游”素材为“我”所用，导致旅游研究在应用现象学方法时很容易“忘掉”自身的研究诉求，而将“旅游体验”变为应用方法的一个素材，或者说，实验基地。与此同时，旅游研究中经过现象学训练的旅游研究者群体不足，缺乏可以对话的“话语”体系，导致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使用无法形成可积累的知识，无法满足学科的建立条件。这种情况就像莫里茨·盖格尔在《艺术的意味》中所说，现象学方法像是一种“贵族式的学说”
，既需要特殊学科自身的特性，更需要研究主体受过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更重要的是，运用现象学方法所得到的定义、分析和观点只能够为得到过适当训练的主体所接受，没有现象学研究基础的人无法理解现象学视野下其他学科（如美学）的研究成果。
学科、主体、被接受三者的严格要求，导致现象学方法的应用举步维艰。当然，这一现象也不是旅游研究独有的，这种情况本身也是现象学运动的一个特征。赫伯特·施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一书中说：“与其他运动——例如分析哲学及其变种——相比，现象学运用仍然是在奋斗中的少数派。更为严重的是，与这些运动的交流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而且也很少得到反响。”
在此情况下，谈论旅游研究与现象学方法的关系，以及分析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效用，都是十分艰难的。
尽管如此，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些现象学家，特别是法国现象学家，在使用现象学方法时的一些另类解读，或许可以给予旅游研究一些启示。总体来说，法国现象学家对德国现象学家采取了自由处置或创造性误读的策略
。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前言里说：“问题不在于注重引文，而是在于为我们确定和具体表述这种现象学，以便我们的许多同时代人通过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较少地有以为遇到一种新哲学的感觉，较多地有认出他们所期待的东西的感觉。”
列维纳斯也表示过，他本人并不打算简单地再现胡塞尔的思想，“我们打算像研究和阐述一种活的哲学那样研究和阐述胡塞尔的哲学……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不是仅仅重构我们的作者的论证，因循他的学识结构，而是让我们面向现象学语言所说的相同的‘事情’”
。不同的哲学家和研究者愿意把自己归入现象学思潮或流派，主要是接受现象学的原则和方法。正是在“创造性误读”策略的帮助下，现象学方法逐渐应用到了其他领域。因此，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现象学方法与旅游研究之间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广义的现象学运动，而不是局限在“胡塞尔—海德格尔”之分的现象学视角里，把现象学方法对旅游研究的影响归入以下三类。
一是对旅游体验的研究。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体验的研究，与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关系极为密切。在这一类研究中，研究者一般会突出意识现象学的内涵和意义，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文本为研究的哲学基石，花大量的篇幅阐述意识现象学的源起和内涵，试图构建旅游体验的层次或者内涵。
二是对旅游实践的研究。这一类的研究带有显著的存在主义特征，它集中在旅游实践的价值和意义领域，通常会选用海德格尔的著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石，以描述旅游的精神性、存在性价值和意义为主要目的。最为典型的是对“诗意的栖居”这句话的旅游学阐释。
三是以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研究旅游现象，如符号学。符号学方法主要集中在对旅游景观的研究。符号学本身在旅游研究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不过其在旅游研究的现象学方法文献综述中很容易被忽视掉。我们之所以将符号学归于现象学之中，是因为它本质上是现象学的一种发展，是胡塞尔的直观行为（感知、想象）和非直观行为（图像意识、符号）划分的组成部分。胡塞尔本人就被认为是现代符号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李幼蒸在《论“重读胡塞尔”的意义》一文中，就指出了胡塞尔学和符号学的对话与合作的现状
。正是现象学和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发展，才使得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在社会学、人类学、艺术、语言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都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在舞台原真性提出者麦肯坎尔（MacCannell）与笔者的私人信件中，他承认自己受到了现象学的影响。
第一种和第二种现象学的旅游研究，展现了研究者对旅游的研究兴趣所在，包含了旅游体验、旅游动机、旅游价值、旅游意义四个方面。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将哲学概念“工具化”后直接用于旅游研究，因此大多围绕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文本，局限在了意识领域和所谓的“存在论分析”方面。这种直接从现象学中发展出来的研究意识的现象学方法论在美国人文主义科学研究中较为常见，有时被冠名为“新现象学”。“新现象学”虽借现象学之名和口号，但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彻底背离了现象学的内在思想，变成了研究特殊体验意识状态的一种理论
。而旅游研究，也被桎梏在意识研究和存在论研究中，丧失了自身的特征，缺乏综合性、一致性、科学性。
与之相较，第三种的符号学道路则做出了最多的贡献。依据索绪尔（能指、所指、解释）和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对象、再现和解释），研究者麦肯坎尔、库里、格雷本、厄里将注意力转到了旅游者对旅游吸引物（attraction）符号化的过程上，发展出一系列的旅游吸引物符号研究，包括舞台原真性、旅游仪式论、旅游凝视，等等。不过，符号学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既带来了旅游理论研究的巨大发展，也饱受指责。以舞台原真性理论为例，它最大的困境在于，无法逃脱旅游研究的兴趣导向，被直接用于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旅游动机等研究，从而造成理论在实践应用中的矛盾
。但又由于舞台原真性理论的基础坚实，它在饱受批评的同时，又不断被应用在各类研究中。
通过以上三种分类，以往旅游研究者运用现象学方法所遭遇的困境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直接面向旅游研究兴趣的现象学研究，如旅游体验、旅游动机、旅游价值、旅游意义等，通常徘徊在意识现象学的领域中自说自话，缺乏科学性、统一性、综合性；以社会学、人类学为主导的符号方法论的旅游研究，理论自身虽具有相当程度的完善性、一致性和解释力，但是它与旅游研究兴趣所指向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应用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寻找一条路径，使得旅游研究既逃离意识研究的形而上学困境，又达到理论严格性的要求，还能与旅游研究的兴趣结合，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致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