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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作为现当代意识哲学之一，也构成了“将旅游体验作为旅游本质”这一研究倾向的背景。因此，旅游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首先被运用在“旅游体验”的领域。
1979，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发表了《旅游者体验的现象学研究》（“Phenomen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一文，虽然其中没有详述现象学方法的内涵，但是业界普遍认为，它标志着胡塞尔“体验”概念的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运用的兴起。在文中，科恩提供了旅游现象的架构和类型研究，他以旅游者在旅行中表现出的“追求中心”行为的强烈程度为标准，区分出旅游体验的娱乐模式、转换模式、经历模式、实验模式、存在模式。这种声称自己使用现象学方法的研究还包括尤里（Uriely）和巴尔哈森（Balhassen）
的毒品体验研究，尤里、约奈（Yonay）和辛柴（Simchai）
的背包客研究，马斯伯格（Masberg）和西尔弗曼（Silverman）
的遗产旅游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强调自己做的是现象学研究，但是既没有指明自己与现象学的联系，也没有分辨现象学各理论之间的差异并从中做出选择，而只是将之作为某一主题研究的“虚幻”背景，用于克服实证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和始终无法达到的综合性问题。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者都采取了一种回避现象学理论复杂性的态度，他们没有兴趣建构旅游质性研究的体系与框架，也与现象学的联系不甚相关。
1999年，王宁提出存在主义原真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标志着基于海德格尔实存论的存在主义旅游研究的确立。自那以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在旅游研究中不断被提起。从某种程度上说，存在主义原真性的提出是旅游研究的一种突破，它似乎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着研究者们的旅游动机问题和解释了旅游者倒错行为的种种怪异现象。在存在主义原真性的理论框架下，研究者们认为，旅游发生的原因是个体一直身处后现代主义、以虚无为代表的生活境况。而追求自由、愉悦体验的旅游活动一度成为实存论上“诗意栖居”的同义语。尽管对海氏晦涩、似是而非的用语有很多争议，不过，研究者也因此发现了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可能存在着巨大潜力，从而有了更多的尝试。
包括科廷（Curtin）
利用穆斯塔卡斯（Moustakas）
和范梅南（van Manen）
实践现象学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询问旅游者“和海豚一起游泳是什么感觉”，并通过对答案的现象学分析，获得了更为深入的对海豚吸引力的理解。安德瑞蒂斯（Andriotis）
、佩尔内奇（Pernecky）
、英格拉姆（Ingram）
、李（Li）
、海勒（Hayllar）和格里芬（Griffin）
等则借鉴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尝试对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进行本质描述。庞斯（Pons）
借鉴了海德格尔的著作《建筑，住宅，思考》
，将旅游现象置于“栖居”隐喻之中。塔齐姆·贾马尔（Tazim Jamal）和斯特龙萨（Stronza）
也借鉴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将生态旅游规定为一种“栖居”。
这些尝试似乎展现着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蓬勃发展。但据托马斯·佩尼奇（Tomas Pernecky）和塔齐姆·贾马尔（Jamal Tazim）2010年在旅游研究的权威杂志《旅游研究年鉴》（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发表的对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使用的文献综述可知，在理论知识供给方面，这些研究似乎还是令人失望的。研究者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理论的区分上耗费着时间和精力，根据研究者自身的“意愿”进行取舍，最后将整个旅游理论化整为零地变成了各类“体验”研究
。可以说，在存在主义原真性提出后的近20年里，没有新的贡献、新的理论，或者更为深刻的现象学视角，有的只是更多的质疑。与此同时，存在主义原真性也在不断地遭受攻击。2015年，谢菲尔德（Shepherd）在《旅游研究年鉴》上发表的《为什么海德格尔从不旅行：存在主义焦虑，原真性和旅游体验》一文
指出，研究者无法回答海德格尔为什么自己不旅游这一问题，也无法证明存在主义原真性确实存在。至此，作为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应用的最突出的理论——存在主义原真性，也失去了魅力。研究者指责现象学方法不仅没有给予理论贡献，反而造成旅游研究模糊的概念和薄弱的哲学基础。此后，再无突出的现象学研究的文献出现。
受益于国内浓厚的现象学研究氛围和汉语现象学运动，国内旅游研究的现象学方法的使用比北美的研究多了一丝哲学意味。在业内对旅游体验的关切和期望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现象学方法寄予了厚望，现象学方法被看作是研究“旅游体验”的绝佳途径
。
早在2005年，谢彦君就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讨论了旅游体验研究的现象学视角
，随后进一步提出了“旅游世界”
和“异地休闲体验”的概念
。为了建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框架，张凌云运用现象学方法将旅游的本质描述为“离开惯常环境”
，并在后来的研究中发展成为“非惯常环境”的核心概念
。随后，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慢慢扩散开来。如张斌、张澍军对旅游体验构造的研究
，宋子千对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之间的旅游研究方法论之争的研究
，杨振之通过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理解，提出了旅游的本质是“人诗意地栖居”的观点
，等等。
2015年前后，国内现象学视角下的旅游体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笔者将其概括为：依附于意识现象学的旅游体验描述和旅游体验构造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研究如下。
赵刘在《旅游学刊》发表三篇文章：通过先验还原和本质直观，对于一次典型的观光旅游体验进行了现象学描述的《现象学视角下旅游体验的本体描述与意向构造》一文
；从主观视角出发，研究旅游世界的时空维度经由体验而构造的问题的《作为意向性的旅游：兼论旅游世界的时空构造》一文
；运用现象学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基于感性实事对意向充实的现象学直观理念，研究旅游世界的历时与共时构造过程的《旅游世界的直观构造——基于感性充实的现象学透视》一文
。张晓鸣在2016年通过现象学“体验”的意蕴对旅游体验研究予以启示研究
，并对“旅行的意义”做现象学阐释研究
。谢辉基、杨振之
2017年从胡塞尔的感知与意向性的角度解释旅游内涵，以及从海德格尔的栖居思想与世界的观念中提出旅游体验阐述的解释框架
。邓勇勇
于2019年在对旅游现象学研究的整体回顾中，肯定了生活世界是旅游本质研究视角。
如果说2015年之前研究者使用现象学方法主要是为了规定旅游体验，那么2015年之后随着旅游研究主题的不断深化，旅游体验研究出现了研究者之间缺乏共同议题以及现象学“黑话”化的倾向，即用哲学术语、现象学“黑话”对旅游体验的特征进行“语词”替换式的描述。这些研究面临着以下问题：是否正确地、恰当地把握了现象学方法与旅游研究之间的关系，即为旅游研究所用，而不仅仅是意识现象学的注脚？是否充分发挥了现象学方法的效用？是否为旅游研究打下了根基？等等。这些问题都为现象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应用蒙上了阴影。